取道：探取创化元精
墨线飞舞，以表性情，然而中国书家却不把书法视为一种简单的艺术，而认为它与天地宇宙相通，是宇宙大化的符号。故书道玄妙，通于大道，天地何处不草书，书家只是吮吸天地元精，流出一段悠长、一缕梦幻、一片笙鼓并作的新天地。如唐孙过庭说：“同自然之妙有。”张怀瓘则声称：“书道则大玄妙。”能如大易一样，“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这可以称为中国书学的形上学，将书法的源头溯之于道，将书法的功能判为载道，如此思路，乃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中国哲学认为，大化流行，旁通互贯，然究其本极，则根源于道。万物万化，只是一道。中国艺术深受其影响，如绘画要“成自然之性，同造化之功”，以山水“媚道”；诗歌则被视为通宇宙极天地的艺术；而园林创作也要求“壶纳天地”，以芥子之微，纳须弥之巨。书法的妙道论显然是在此一理论的滋蔓下产生的，并由此探讨书法的本质、书法的本源，建立了“书法的形上学”。
然而与诗、画、园林等相比，书法还多了一些玄奥的成分，这不仅因为它的抽象性，无色可类，无音可寻，无象可循（它是抽象的，虽象而不象），还因为它是汉字的艺术。而汉字在传说中，产生于渺渺远古，产生于神人仓颉或伏羲之神手，故而幽微难测。如前所说，汉字与《周易》具有密切关系，“伏羲一画开天，发造化之机，而文字始立”，易道阐幽显微，传递着宇宙的信息，书法也是如此。张怀瓘说，书法“触类生变，万物生象，庶乎《周易》之体也”。书与易的联系，是中国书学形上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书法中存在着一个由实到玄的结构：书法—汉字—易卦—宇宙，四者之间构成一体相通的关系。
书本于玄，明其本然；书载其玄，明其当然。前者是本源论，以宇宙创化作为书艺之本，以道、玄冥、太极等作为书法生命的原创力。后者是功能论，书艺由道派生，因此它必须将体道作为不刊之法则。如张怀瓘所说：“夫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书断》）
然而，这种形上思考，并未改变书法是一种“形学”的特点[1]。这种形上思考可以说既玄又不玄。说其玄者，是因为中国书学把一个幽深难测的道作为书法艺术生命的本源和书法天然的表现对象；说其不玄者，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道就在象中，道就在心中。让我们对这两点略加延展。
大道空玄，然无所不在，华严真意能自一尘一沤中窥出，道寓于象中，道乃象之深蕴，象乃道之载体。书家要“同自然之妙有”，是从“自然”中把握“妙有”。走遍青山，涉遍绿水，览尽飞、潜、动、植，沐浴于日月光辉，浮沉于岚气烟霞。其身在大自然中绸缪，所寻者何？乃循象而达于道也。缘象识道，然循象丧道。中国书家所循之道，是那变异之理、氤氲之气、运演之节、自然之韵，是大自然背后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因而道又在心中。中国书学在取象中又加入了取道的思想，使得书学中的象多了一些风致、韵味。同时，取道不离取象，又使取道说少了一些虚无空廓，使它始终与鲜活灵动的感性生命同在，所以书学之取道，一言以蔽之，即掘取雄奇创意！
道在心中与道在象中密不可分，道是象中蕴涵的精神，但只有通过人心灵的体验才能被发现。宋明以来，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甚至出现心外无物、心外无道的思想，道乃人心中之道。上述观点都强调人心在体道中的重要性。玄之又玄的道，不能靠逻辑理智去接近它，只有以生命去体验它。张怀瓘说：
玄妙之意，出于万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书断》）
尔其初之微也，盖因象以曈昽，眇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于一贯，合冥契，吸至精，资运动于风神，颐浩然于润色。尔其终之彰也，流芳液于笔端，忽飞腾而光赫，或体殊而势接，若双树之交叶，或区分而气运……（《书断序》）
“无声之音，无形之相”，受到后代论书者的重视，这一界定，强调书法表现幽微之道的本质特征。今人评书说，无声而具音乐之和谐，无色而具绘画之灿烂，正受到这说法的影响。对于书法形式的理解，循寻常知识的途径难以达到，必须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独见”“独闻”，即如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独”是超言绝相，挣脱束缚，迥然独立，以真实生命去契合道的秩序，去“合冥契，吸至精”，酌取雄奇创意。张怀瓘把循象体道的过程描绘为由“初之微”到“终之彰”的转换过程，它是生命的契合，得“微”是生命的发现，昭“彰”是一种生命的惊悸。正如虞世南所云：“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取道说就包含着这份重视生命体验的精神。
书法体道的问题，并非是玄学派的臆语，而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在中国书论中，玄妙之道是这样一步步落实为书法之生命的。
首先，道具有一种自我发动之力，所谓天机自动。大道将行，不假他物，自本自根，自发自生，它无言无为，却可化有万物，如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中庸》末章云：“上天之载，无声无息，至也。”日月星辰之经纬，寒暑昼夜之迭代，风雨雷电之聚散，山岳河海之流峙，都自然运转；同流天地，契合造化，即能与大道同流，即可天机自动，不动而动，无为而为，书法生命便由此而生。元郑杓《衍极》云：“夫古之作者，极其精微，阐其键机，合其天仪，岂徒作哉！”得其键机，不作而生机勃勃，顺自然之体势，法创造之枢机。张怀瓘云：“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明项穆云：“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也。”（《书法雅言·神化》）此即为古代书论中所反复强调的化工说、自然说，得道即得造化之工，便能使字势飞动，风神凛凛，犹如大自然之自然而然的运作。孙过庭的“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也是这个意思。书家不是观自然，而是效法自然，融入自然，参与自然的运作，最终化自然为自我，天机自动也，天机自动成之于书家之心。画家李日华认为，达此境即为“合性”，这是艺道之最高境界。书家常以鲍照《芜城赋》中的“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来形容书道至上之境，其妙处就在于天机自动。当然，这并非强调什么也不做的等待，而是强调顺应自然的做，体验自然生命的节奏。
其次，道之天机自动，化而为阴阳相摩相荡之势。《书谱》谓：“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在于阴阳惨舒之变化。万物负阴而抱阳，书道法象，就要酌取自然中的阴阳运行之理。虞世南说：“然则字虽有质，亦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而成形。”得阴阳，即得万物之生命，即从玄奥难测的道的领悟落实为艺术生命。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立就产生了回互飞腾之势、相摩相荡之力。书学中的取势说，就是取道说的延展。清人程瑶田说：“昔人传八法，言点画之变形有其八也。问者曰：止于八乎？曰：止是尔！非惟止于是，又损之，在二法而已。二法者，阴阳也。”（《书势·点画》）书道之秘只在阴阳，这可以说是古代书学形上体系的核心。古往今来的书家们把阴阳之理贯彻于书势、书体结构、点画、墨线等一切方面。如在用笔上方是阳，圆是阴；用墨上，燥为阳，湿为阴；结构上，实为阳，空为阴……书法形式中的一切都处于阴阳的裹挟中，万物负阴而抱阳，书法也可以说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艺术。
复次，道的落实过程的再一途径是气化氤氲。道化而为阴阳，阴阳相摩相荡，便使气化氤氲，周流万物。书家观照万物，灵襟奔会，物我相映，从而使生气流于两间，宇宙生命和自我生命款款相合，出之于毫芒之间，天地之元气，自我之生气，最终都化而为笔下之气，生烟万状，灵韵蒸腾，一条绵延的线，界破虚空，含纳山林，吞吐大荒，收摄宇宙，包裹混莽。于是，书中“棱棱凛凛，常有生气”[2]，“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魄”[3]，“爽爽有一种风气”[4]，浑化无迹的气成了道的显现形式。道为无，无能生有，具有化生万物的能力，故天机自动。道之将动，发而为阴阳，阴阳相摩相荡，便使生气流于字里行间，这就是道的落实途径。最终，道之“几”“微”“玄妙”，化而为书法的血肉精神，生命于此得以鼓荡起来。
[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
[2]萧衍《答陶隐居论书》，《全梁文》卷六。
[3]萧衍《古今诗人优劣评》，《全梁文》卷六。
[4]袁昂《古今书评》，《法书要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