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适之适：忘却愉悦的终极愉悦
李白诗云：“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也许为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你忘却营营，心灵为观照的对象深深地吸引，最终浑然化归于对象之中，与对象合而为一，忘记自己的存在，也忘记那涌动于心灵深层的愉悦感受。这就是古代美学反复论及的超愉悦的愉悦境界。我们还是借用庄子的一个概念概括它，叫作“忘适之适”。这是古代审美愉悦观的最高境界。这种愉悦类型在西方古代美学中尚未受到重视，直到近现代，才有人谈及。而在中国古代，这种理论不但非常普遍，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是需要认真整理并贡献给世界美学的一个理论领域。
《庄子·达生》在提出“忘适之适”的概念时说：“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在这里谈到两种不同的心灵安适。一如《大宗师》《骈拇》中所说的“自适其适”，它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忘是非”“不内变，不外人”），一任自我性灵的挥洒。然而，“自适其适”虽比“适人之适”的境界高，但仍不是悟道的最佳心境，因为在“自适其适”中，主体并没有消失，尚能自觉到愉悦快适的状态，尚未进入孤立绝对的境界之中。“忘适之适”就是对“自适其适”的超越，当浑然物化之时，我回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所，自我性灵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这是一种彻底的适意。
这是生命根源所迸发的适意，它由本源生命传出，并非理智思考所达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可言之乐，有可思之乐，又有不可言不可思之乐。可言之乐，只是一般的愉适。乐在不言中，妙在难与君说处，但心灵仍可以感受到，即可思而致。而这里所说的“忘适之适”，是意识中所无法感受到的欢乐，这种欢乐无言以说，无思可知，它从人的生命根源流出。天地不言，天地无思，然而天地却在无止息地运动着，人的心灵也应如此。“自适其适”，是合于天地的过程中愉悦，“忘适之适”是既已齐同天地所产生的大乐。庄子和后代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返归本有，即体露真常，臻于至美，把握天地之大美，达到无所不备其极的境界，此时，审美愉悦也达到了顶峰，即庄子所说的“始乎适而未尝不适”。王先谦解释道：“本性适而无往不适。”乾坤融合，天人相映，所在皆适也。
显然，“忘适之适”实际上是物化之适，只要心与物化，就能感受到此番境界。庄子栩然化蝶，能感到“自喻适志”；化为鸡，则呆若木鸡，圆满俱足于鸡，感到鸡的快乐。如徐复观所说：“一物一境，即是一宇宙，即是一个永恒。”古代文人哲士多谈到这种物化之境的愉悦。晋刘伶《酒德颂》道：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宋苏辙《御风辞》道：
而吾方黜聪明，遗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凭，澹乎与风为一，故风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风也。盖两无所有，譬如风中之飞蓬耳。超然而上，薄乎云霄，而不以为喜也。拉然而下，陨乎坎井，而不以为凶也。[1]
醉入天地，其乐陶陶，而渺然不觉，身与风化，恰如飞蓬，无喜无忧，是为大喜大乐。
这“忘适之适”境界是中国古代审美愉悦观的终极境界，古之所谓“至乐”。《庄子》中有《至乐》一篇。“至乐”是一种绝对的快乐。《庄子》说：“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的“至乐无乐”是“忘适之适”的另一种表述，其内核则在于：真正的快乐是对快乐的超越。《田子方》中托老子的话说：“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者，谓之至人。”这种具有崇高人格境界的愉悦精神激越着后代无数艺术家，在审美体验中，人们向往着这种“哀乐不能入”的“至乐”“天乐”境界。
“忘适之适”是一种至乐，是审美愉悦的最高境界，但它与其他愉悦类型并非完全无关，有时从其他审美愉悦类型可以过渡到这种终极愉悦境界。白居易《隐几》诗云：“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2]“既适”是感觉悦适，“适人之适”和“自适其适”都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快适。“忘适之适”是至乐无乐的境界，由“既适”过渡到“忘适”是艺术家经常体验到的心理事实。
[1]《栾城集》卷十八。
[2]《白居易集》卷六，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