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和距离
20世纪初叶，英国美学家布洛提出了著名的“距离说”，引起了西方美学界的广泛注意。30年代，朱光潜先生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在我国美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布洛所说的距离，不是时空距离，而是心理距离。布洛以海雾为例来说明这一著名论点。大海中的航船突然遇到海雾，此时旅客可能有两种心理，一是可能产生对危险的忧虑和恐怖；另一是：假如你忘掉那危险性和实际的烦闷，以欣赏的态度去看待海雾，那么你有可能会尝到一种痛楚和欢快混同起来的滋味。这就是距离在其中起作用的缘故。这里涉及审美心理和个人功利之间的距离，是审美态度对实际人生的超脱。在审美距离中，主体将对象看成是一个有趣的与利害无关的客体。布洛的距离说仍然没有脱去西方审美态度论的窠臼。一方面它把距离看成是接近客观事物审美特性所必需的材料，一方面用心理距离的美感来决定事物的审美特性。我国有些学者将布洛这一学说与中国美学的虚静理论等同起来，我以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引起这一误解的原因大概是这二者之间的确有一些相近的内涵。首先，它们都强调摆脱实际功利对审美感知的束缚，超越事物实际的一面，抛弃对待这些事物的实际态度，在抑制排除实际功利的瞬间对对象作审美的把握。二者都体现出超功利的特点。第二，二者都强调审美态度的建立，为审美静观创造必要的心境，从而去进行审美活动。在审美感知活动中，审美主体虚灵飘忽，变化万端，审美对象也具有多方面的特性，必须使主体的注意中心由客体的物质特性转移到审美特性，从而形成对主客体不利于审美静观的诸多因素的抑制。虚静说和距离说都注意到这一点。
但这两个概念存在着重大差异：第一，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均有不同，关键是，布洛不仅把心理距离当作一种审美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距离当作美的标准。他认为距离能为区分美与不美、可爱与否提供判断的标准。在布洛看来，美完全依赖于主体的精神状态，美的对象仅仅在主体处于某种状态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心理距离成了美感的唯一源泉。布洛极力反对美的客观性，这里显然蹈袭了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说：“当我们称一个对象为美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对象是我们审美静观的客体。”[1]虚静说主要是一种审美态度论和创作心理论，它虽然强调超功利的审美静观态度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把它作为美与不美的根本标准，没有把虚静上升到美的本质问题而加以讨论。中国艺术家通过“澄怀”去“味象”，去体味世界的美，一方面强调主体的审美态度，另一方面又不否认物象本身的感性特征。如元汤垕所说：“山水之为物，凛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邱壑汪汪洋洋如万顷波，未易摹写。”[2]这种看法就很有代表性。这种思想与布洛以审美态度来决定美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
第二，虚静说和距离说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其理论表述中可以辨识出其中的差别。“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命题（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情景合一）之一，这种理论对虚静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另一方面要去除自我，使主体与具体人生之间构成一定的距离，即由“非我”到真实自我的返归；另一方面去物，不为物累，在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创造一个超功利的永恒的物。其结果并没有造成物我分隔，而是获得彻底的融合，其中包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产生于西方的距离说却受到“天人相分”文化意识的影响。作为西方文明嚆矢的古希腊，本是一块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地方，陆地送给人贫穷，但大海则把比希腊发达的东方文明送给了希腊人。他们不断地进行海上冒险和征服活动。他们在自然界面前感到恐怖，然而又产生战胜自然的信心，从而形成了和自然对立的态度和征服的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西方哲学文化观念，也影响其民族性格。我们可以从距离说中看出这种影响。在布洛所举的海雾例子中，海雾使乘客感到危险和恐怖，这是一种尖锐的物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当人们抛开这种实际的利害关系，即在物我之间形成一定距离后就获得审美感知，危险的对象转瞬变成亲近的美的对象。这给我们一个错觉，即是“距离”说是化物我对立为物我为一。其实，我们只要稍加辨别，即可发现其物我相分的实质。在布洛的理论表述中，显然赋予这样的意义，即利用某种方式使人的心理状态能将危险的对象抛开，使主体具有能像鉴赏海雾那样去鉴赏威胁性对象的一些特质。这种思想受到了柏克、叔本华崇高说的影响。柏克认为，如果一种危险离我们太近，激起不了崇高感，因此人必须与崇高对象相隔一定的距离。叔本华说：“只是作为认识的纯粹无意志的主体宁静地观赏那些对于意志非常可怕的对象。……结果这观赏者正是因此超脱了自己，超脱了他本人，超脱了他的欲求和一切欲求——这样，他就充满了壮美感。”[3]柏克和叔本华的崇高说都强调主体和危险对象的斗争，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必须形成一定的距离。布洛把这种思想扩大到所有审美领域，主体在和对象的实际利益形成一定的距离后，并没有驰向审美对象，而是把它置于自己的面前静静地览观。布洛推出了“距离矛盾”的说法，审美对象和主体距离太远，则引不起审美体验，太近也不能进行审美活动，必须不即不离。这和虚静说由“返虚入浑”静静地体味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布洛还在特定的审美心理构成之间导入一个“插入”的概念，这种“插入”使得主体和实际之物、审美之物之间均产生一个隔层。在布洛那里，彻底的解脱和静静的览观都是主客之间的距离造成的。实际上这可以称为主客之间的“双重距离”。虚静说也强调主体与实际功利之间的距离，它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前提，但主体与作为审美静观的对象之间无须插入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而是融入对象之中作深深的体悟。同时，虚静说不在于清晰地观照审美对象，而是在物我相合中直观整体地体认对象，它并不重视视听等感官契机的作用，这也与距离说大异其趣。
[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91—292页，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画鉴》，见《中国画论类编》本。
[3]《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81—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