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象评书：复演生命的世界
以形象的比喻来评书，是中国书法批评的一大特点。以象评书的传统产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它受到汉末九品选人和清议风气的影响，人物品藻重视人的神韵气度，人们习惯以感性化的比附来表现人的神情。《世说新语》中有大量的记载：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有人叹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同上）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同上）
这种风气影响了六朝时的艺术批评，诗歌评论中也盛行此一风气，据钟嵘《诗品》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翰林论》评潘岳诗：“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据《诗品》）钟嵘评谢灵运：“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评范云：“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评丘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从中均可看出人物品藻风气影响之痕迹。从书学批评史看，王羲之之前就盛行以象论书的风气，蔡邕《九势》《篆势》，卫恒《隶势》《字势》，索靖《草书状》，以及传卫夫人所作之《笔阵图》等均是如此，以象比笔画、比结体、比通篇气韵，乃至以象比一种书体的特点。
以象评书、评诗、评画等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倾向性，即适应于人们突破形似重视神似的审美趣尚，品人中重视风采流动的气质，品诗中重视亹亹难尽的韵味，品画中突现的是形中见神的气度。书评中采取这一批评模式，也同时吸取了这种重情韵重神采的精神，从而在接受方面也展示了书法的内在生命境界。
如对以象评书的具体内容作类型划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对生命感的强调。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强调活态。以大量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静态书艺所具有的强烈的动感：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袁昂《古今书评》）
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同上）
师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同上）
谢公（安）纵任自在，有螭盘虎踞之势；康昕巧密精勤，有翰飞莺哢之体；桓玄如惊蛇入草，铦锋出匣；刘珉比颠波赴壑，狂涧争流。（李嗣真《书后品》）
（张弘）飘若云游，激如惊电，飞仙舞鹤之态有类焉。（《书断》）
（羊欣）撼若严霜之林，婉似流风之雪，惊禽走兽，络绎飞驰。（同上）
以上所用喻象都充满强烈的动感，或飞逝，或跳动，或怒争，或直泻而下，势不可挡；或往复卷舒，从容自若；或如惊蛇激电，快疾而果决。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冲动形式。这类喻象在以象喻书中占有很大比例，它说明中国书学把流动欢快的内在动感作为衡量书艺的根本原则之一。项穆说：“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其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生。”可谓一语道出书家之衷肠。
二、活趣。强调在生命激荡中产生的趣味，这一类意象也很多：
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袁昂《古今书评》）
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同上）
萧子话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卫夫人书）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书断》）
（刘义隆书）若泠泠水行，有岩石间真声。（同上）
《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銮跨鹤。（《广艺舟双楫》）
《高植碑》若苍崖巨石，森森古容。《高湛碑》若秋菊春兰，茸茸艳逸。（同上）
这些意象，又侧重展示大自然盎然的生机，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涓涓青松，浅浅汀渚，微风涟漪，淡云轻雾，或有仙人啸树，悠迥超绝，或有高士坐风，杳然空踪……这些喻象所重不在动感，而在变化流行的自然中蕴涵的生命趣味，展示了中国书法重生趣的独特精神。
三、活境。为了形容一个书家或某篇作品的书风，书学中常常以一组物象来描绘书法的独特境界，它实际上是生趣的扩大。如：
繇解三色书，然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摧陷，擿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1]
这组精心选择的物象展示了一种境界，以此来表现钟繇八分所达到的至高艺术成就。
书评中的喻象大多是上述三种形式，或形容一字之风，或形容一篇书迹之风，大而形容整个书家的书风，所选择的象征符号不是大自然中的僵化的形式，总是富于动感，在动态变化中显现出盎然生命之趣，并通过物的组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境界，这里也反映了中国书家对生命的重视。
若推究这种感性化生命比附产生的根源，必然要涉及中国书家的审美趣味，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看：
一、复原被书法线条所凝固了的感性世界
如上文所说，取法自然不是中国书家的空头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创造法则。书家或是身入山林皋壤，在对山川风物的流眄观照中得到创作启发，或是静憩书斋而泼墨挥洒，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自然的影响，都是对来源于自然的汉字进行艺术点化，自然的光芒一直伴随着书家的创作过程。书法创作就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以简单的净化的线条概括天地生物变化，将活泼泼的生命精神贮积在字里行间。触类生发，凭情会通，一字之微，就是一个世界的窗口，万殊之杂，只在一相之中，因此书法具有巨大的含摄力。
书评中大量使用生命喻象，与书法的创作特点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生命喻象就是去复原被书法线条所凝固了的生命世界，把隐在形式背后的生命意韵彰显出来。这种复原不可作机械的解会，如我们用惊蛇入草评张旭的草书，绝不意味张旭在龙飞凤舞中总是考虑惊蛇入草这一意象，而是说惊蛇入草反映了张旭那种快疾流变而又开合有度的内在节奏，这种节奏是张旭从大自然中提炼出来的，惊蛇入草只是对这一节奏的描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惊蛇入草是对张旭所凝固的生命意象的复原。
二、以生命形式显现生命
为什么中国书评中出现那么多比喻？这固然有民族文化传统影响的原因，但书法自身的美感不能用确定的语言描绘出来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书学认为，书道玄妙，幽深难测，任何逻辑性的精确描述都是在撕裂这一完整生命，书法意韵不能定在质实而僵化的语言空框中，而对此一对象只能言语道断，不立文字，任心灵在生命世界中游弋。使用象征性的生命符号去描绘鉴赏者对书艺的体验，是一种变通的方法，既避免了用逻辑语言去离析书法生命，又克服了书评家难以表达书法体验的窘境。
这种比喻符号也是一种生命符号，正与书法这一生命形式相和，即是以生命形式去显现生命形式。它虽然是只言片语，一个或数个意象，却能够较好地传达书艺的生命精神。一个喻象就是一个“生命的渊谷”，虽空空荡荡，但又具有巨大的含容力。喻象自身就是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它是一个整体，又可具有多种意义指向性。钱锺书先生曾用“一柄而多边”来形容其特点，但这还不够，书法中的喻象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世界，其意义显现多种层次，同时各层次之间又具有复杂的关系，从而表现为内在的生命冲动。如董其昌以“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来分别形容王羲之和李邕的书法，虽仅有一象，却能形象勾勒出书者的整体书风，读者可以从这一意象中联想到许多内容，如龙的宛转流动，龙的奕奕飞动，龙的飘逸超迈，龙的灵动潇洒，以及中华民族崇拜龙的独特心灵，等等，都可以联系到右军的书法中，这些虽不确定却是实实在在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对右军书法的评价。看右军书，如同看一条巨龙在狂舞。而“北海如象”却是另一番景象，象的沉厚，象的坚劲，象的庞大气势，象的蠢拙可爱等，这些我们对象的印象都可以移评李邕的书法。可见，此虽一象，却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美感。
三、生命之感悟
书法创作来自于心灵的妙悟，虞世南说：“故书道之玄妙，必资神逸，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视也。为目有止限，由执字形即有质滞，为目所视远近不同，如水在方圆，岂由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异，故明执字体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虞世南提出两种创作方法：“目取”和“心悟”。他认为，前者惑于象，不能认识物象背后的玄妙世界；而后者深于心，以自己的真实生命去契合万物生命，故能应物会心。而接受者对书艺的赏品同样不能靠目取，以免撕裂生命，只能心悟。接受者在直观中，劈开物象之表，直探生命之元。喻象往往不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直观感受，喻象不仅仅充当表达媒介，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这种生命体往往是在书艺欣赏中出现在大脑中的意象，一方面是从鉴赏对象中超升而来，另一方面又是自己感性经验参与的结果。如我们用烟岚缭绕来比喻某人书风，我们平时对这一意象的感受都将参与这种判断，烟岚缭绕是纤柔的、飘逸的、灵动的、优雅的、梦幻的等等，这些内容可能在瞬间都注入我们的理解中。我们甚至可以将自己在独特的时间空间中对这一意象的那一份惊悸都带入其中。故知喻象的创造不是一般的比喻，而是一种生命感悟的凝结，于此亦可知书评之喻象非比喻，而是一种生命的呈现。
[1]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晋四朝用笔法》，《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