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人之适：具有生理和伦理倾向的一般愉悦
《庄子·大宗师》中有“适人之适”这一表述，它是作为反面观念而提出的。这个表述可代表中国古代审美愉悦观的第一层次。适，快适，愉悦也。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人，一是自身。作为他人的快适，就是快他人之意，不是从真实自我出发，而是一种从属性的快感，在审美过程中，以既有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为标准，审美愉悦不是在纯粹自由的境界中产生，这是一种带有伦理倾向的审美愉悦观。作为自身的快适，是说审美活动受到自己生理欲望的役使，审美愉悦中混同着生理快感，这是一种带有生理倾向的愉悦观。这两种愉悦观，在古代美学中属于较低级的层次，但是其理论意义却不可低估，对中国古代审美愉悦典型特征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重耳目之娱的审美愉悦观，在汉魏之前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早期审美意识带有浓厚的生理快适的成分。《礼记·乐记》上说：“乐（音‘月’）者，乐（音‘勒’）也。”这一命题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艺术本质的认识，也透露出对审美愉悦特征的把握。在此命题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审美愉悦观的发展，经历了由侧重生理到侧重心理的转化过程。“乐”在上古涵盖面很大，正如郭沫若所说：“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必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括着，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1]这即是说，凡是能唤起人感官愉悦的东西都可以称为“乐”，而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在先秦典籍中，食、色、性等生理享受，人们谈之甚多，味觉、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外在感官享受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春秋战国之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如“乐”的涵义有所缩小，主要指诗、乐、舞等纯艺术的内容，艺术形式引起的快感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标志着人们对快感的认识渐渐从外在感官转向精神愉悦。检视甲骨金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汉语中表示感官愉悦的字大多与艺术有关，如吴（娱乐“娱”的本字）、戏、喜（本指一种鼓乐）、乐（本指乐器，像几个小鼓叠加）等，这些字本都可以包含在当时所谓乐的范围之内，又都被引申为快乐的意思[2]。从一个侧面可以佐证“乐者，乐也”这一命题。强调从艺术中可以得到愉悦，表明当时人对情感快适的倚重。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当人们重视情感快适后就摈弃了感官愉悦，感官愉悦不仅在先秦审美观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生理快感虽带有粗鄙的成分，但在中国人看来，人的心理变化不能离开生理的基础，感官的生理作用可以与心理相违，但如果将生理转化为支持心理的具体力量，那便获得了心理愉悦的生理基础，生理快感和心理快感同时出现，形成一种混合快感，悦耳悦目促使了悦心悦意的深入。
美的语义变化可以反映这一点，在现今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美基本上作地名和人名用，但这并不表明美在殷商时没有抽象的美的含义，因为我们相信还有大量的甲骨尚未出土。在先秦典籍中，美就具有美好、美丽的意义。《说文》：“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在许慎看来，羊肥大味甘，是人们食用的主要美味，抽象的美的意义也正是从味觉之美中获得的，味觉快感成了心理快感的支持力量。同时他还通过美（大羊）与膳相通，巧妙地转化为美感之美和道德之善的相通，从而融入美善相兼的儒家观念。
在早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们自然对生理快感十分重视，人们只有先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之需才能更好地从事其他精神活动。原始宗教虽是一种精神追求，但也是奠定在现实的生理满足基础之上的。何况，中国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实用精神，日用伦常是人们注意的中心。故而，审美愉悦观难以摆脱这种现实的文化基础。这种重视实用快感的美感精神，在后来的文明发展中仍然潜隐在人们的心理之中，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发展道路。如中国美学在谈审美快感时总是把它和味联系在一起，味为五觉，属于一种生理体验。味有多种，以甘为主，所谓甘味、美味，先秦时期，就以“口好味”（《荀子·王霸》）作为高级享受。味是口舌快感，又是一种微妙的可以持续一定心理时间的体验，其感无迹，其味悠长。古代美学正是从这种现实的生理体验出发，来探讨审美的心理快感，美学史中，关于味、滋味、韵味、味外味等概念，都带有重视生理快感的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的国度，在审美愉悦观念上也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秦汉之后，伦理之风日炽，而审美愉悦观上的道德倾向性也愈强。审美愉悦常常被理解成某种伦理观念被确认以后的愉悦。如在传统绘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倍受重视，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其他花木美，而是因其体现一定的人格理想，它们作为人品的象征物而出现在绘画中。人们乐于欣赏它们，不仅出于审美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则考虑的是道德的满足。人格被确认的欣喜常常胜过大自然的美态。中国人在欣赏自然时，习惯把自然当作伦理观念的象征物。惟有如此，才能唤起一种心理的快适。刘向记载的一段对话说：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3]
其中孔子所言可能为假托，却反映了儒家的观照自然的一般心态，它是道德的，又是关乎审美的，美的形式和道德的意蕴构成了观照的两个方面。如在万折必东、滔滔向前的洪流面前，感到一种力的启示、美的召唤，也感到百折不挠人格力量的召唤。
这种具有一定伦理倾向的审美愉悦观在美学史上颇有市场。南朝宗炳说：“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媚”是美的呈现。大自然以美的形式呈露出道的要旨，令君子仁人欣然而乐。人们必须澄怀味象进而观道，才能领略天地之大美。显然，道德愉悦在此占有一定的位置。魏晋以来许多文人士大夫观照自然，娱情山水就具有这种态度。他们“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4]，往往借山水之魂灵浇灌胸中之块垒，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寻找道德心灵的安顿之所，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般心理流向。
古代美学这种执着于伦理精神的观照方式，给审美愉悦观中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它使得审美愉悦观渐渐摆脱悦耳悦目的外在感官的快乐，而逐步倚重于悦心悦意的内在愉悦。但这种伦理倾向的愉悦观局限很多，停留在道德被印证的程度上，影响了自我生命的畅发。超越这种初级的审美快感，成为中国美学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1]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发展》，见其所著《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
[2]吴，从口从天，“象人长袖夭夭然而舞”（郭沫若《殷契粹编》）。所谓从口从天，表示边歌边舞的意思。阮元说：“吴，古虞字。”（《积古斋钟鼎款识》卷六）虞，乐也，与娱通。《说文通训定声》：“虞假借为娱。”可见，吴的本义为乐舞，并因此引申为快乐意。
[3]《说苑》卷十七《杂言》。
[4]《世说新语·赏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