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创造精神的特点
中国艺术的创造精神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 在生生中求新
《周易·系辞上传》云：“生生之谓易。”“生生”即生生相续，一个生命滋生出另一个生命。每个生命是一个实体，生命本身可以滋生新的生命，在新生命中又可滋生出新新生命，以至无穷。
艺术中的“生生观”首先强调生命的原样呈现，这是“生生”的基础。中国艺术强调创造一种生命形式，它具有生命自身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因此它要求艺术家去发现生命，这样才能突破前修，自臻独创。在山水画中，大多画的是群山逶迤，绿水环绕，但经过画家心灵的陶冶，铸成各各不同的世界。中国艺术家认为，只要以自己的真实生命去发现，就会无往而非佳山秀水、幽情美趣，就会“无穷出清新”。
艺术家创造的生命形式在鉴赏中又会形成“生生相续”的特点，生命形式可以刺激鉴赏者不同的反映，从而丰富其生命内涵。越是陌生的形式越能勾起人的生命体验，也就越能体现其独创的特点。中国艺术家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把艺术创造的触角直接指向未知的读者，“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中国艺术根深蒂固的观点。中国艺术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是一系列审美知觉和审美评价的总和，因此中国艺术家把艺术品当作一种不断产生新生命的形式，艺术的创造精神体现在生生相续、新新不停的创造过程中。像上节所列举的寒、清、秀诸范畴中，就强调作者和鉴赏者的共同体验。唯其胎生于自我生命体验中，故能迥脱根尘，戛戛独造；唯此独造之形式能给人陌生惊奇的感受，故能唤起人多元的生命体验，新的生命产生新的感受。中国艺术论常以有韵味来描绘这种知觉的特点，韵能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袅袅不绝，氤氲于悠远的体验过程中，这是中国艺术创造精神的根本特点之一。
二、于不变中求变
中国美学发展观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侧面，一方面，中国艺术理论强调艺术要变，“不有新变，不能代雄”“一代有一代之艺术”“笔墨当随时代”。另一方面，中国艺术论中的复古理论非常丰富。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比。变与不变成了中国艺术家胸中的长久纠葛。
处理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于不变中求变，在复古中创新。艺术的兴衰根源在于是否丢掉传统，拯救艺术的灵丹妙药也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向古代。如在文学中，陈子昂的革新就自复古始，高呼“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欲用诗骚传统起而拯救之。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表明了以传统之力来革新诗坛的愿望。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正是以恢复秦汉散文传统而享誉于世的。降及近世，此风更炽，中国艺术就在托古而革新的旗号下艰难地行进。
中国艺术理论的这种观点是在哲学影响下产生的。《周易》是一本谈变易的书，同时又谈通，故而谓之“通变”。《系辞上传》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不是在时间流动中的空间位移，变是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的，变是通之变。《系辞》打了一个比方：“变通莫大于四时。”四季更替，草木枯荣，一切都在变，但是终则有始，始则有终，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又是不变。因此，通变说的要旨在于：通中求变，变中求通。这是一种无往不复的变易哲学。推之于人伦，也是如此。传统文化也讲究变，但更强调纲、常、道、经这些不变的准则。《周易》被置于六经之首，就是要从变易中寻求出不变的道理。讲变易，讲阴阳，那是一般的道理，讲不易才有助于统治的合法性。中国人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的心态便在这土壤中滋生。
这种文化观念给中国艺术创造精神带来不同的影响。过分沉重的因袭负担的确抑制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中国艺术家一般不大追求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道路，而更乐于在保持原有的平衡中寻求新生。如中国绘画被视为体道的工具，而水墨又最能肇自然之性，合造化之功，因而被视为正道，中国画家就热衷于在墨色氤氲中表现生命深层的秘密。同时，中国画受到伦理文化影响，以重品为主要特点，这便形成了以自然万物来表现人格理想的绘画模式，追求程式化的对应。这条主线的发展相应产生对其他因素的漠视。如本来发达的人物画，退居于山水花鸟之后，影响了这一画科的发展，重视技巧的“谨细”之作由于构成生命呈现的障碍而被贬入低流，一味强调心理时空的创造，影响了人们对自然时空秩序的探讨。
一种抑制总会带来另一种宣泄，中国艺术家是极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谨守艺术传统，述而不作所蓄积的创造力，被用于内在生命的体悟和创造中。固定的创造模式虽不能被打破，但内在的蕴涵却可因人而异，艺术家竞相脱胎其形式、点画其精神，把生命之新作为艺术创造精神的根本体现，使中国艺术更富于内蕴，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