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创造精神在理论范畴中的体现
中国艺术的创造精神是自创化中悟得，于境界中显出，不追求形式之新，而追求生命之新。这种精神在中国美学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中国哲学重境界，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贡献给世界哲学的重要理论，就是境界哲学。中国美学具有发达的境界理论，表现境界的范畴很多，或清或秀，或逸或妙，或远或淡，或生或奇，或高古，或荒寒……这些难以捉摸的范畴层累叠出，愈入愈玄。以前我们总习惯于将这种种境界的追求仅仅视为某种趣味，如所谓“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逸致”，却忽略了这种表象背后隐藏的艺术家对独创性的追求，忽略了其中贮积的中国艺术家独特的创造精神。这里重点剖析几个范畴。
一、寒。寒者，清也，冷也。冰清玉洁是寒，超凡脱俗，直入天地，也是寒。苏轼所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寒受到中国艺术家的重视，通常我们说日本艺术崇尚凄冷的美感，其实中国艺术也是如此。在中国山水画中，习见的内容是深深的幽谷、黝黑的山林、微茫的天空、孑立的孤雁，而且墨分五色，以玄色代替天下无穷之色的表现方式，更加重了这种气氛。荒寒之境在诗歌中也受到重视。明竟陵派认为，诗歌创作要超越于现实生活之外，不食人间烟火，在荒寒中求创新。他们所推崇的境界是：“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风撞之，时散时聚，时断时续。”[1]
在荒寒之境中，荒荒寂寂，萧散历落，一股寒气，直逼灵府，使人心惊神悸。而人游于此，则惊于此，进而神飞魄动，感受凄冷中的光华、荒率中的细腻和冲突中的融洽。此时天籁鼓吹，生机竞发，一片清光，奕奕照人，自然对象便在这光亮中焕发新的生命。
二、清。中国艺术论有这样的观点，乾坤以清气为正，艺术家必以清远空灵之心去体之，从而创造出清的艺术境界。清常常是和新联系在一起的。如苏轼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董其昌说：“图书左右列，花竹日清新。”以清为核心，形成了不少审美范畴，如清幽、清奇、清远、清真等。对清的推重，充分体现中国艺术家独特的创造精神。
清是一种陌生、奇警的境界，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推重清幽古淡之美，认为作诗“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他把清和超凡脱俗联系起来。如其评钱起：“体格新奇，理致清淡……将出意表，标致古今。”评张继云：“诗体清回，有道者风。”
在清新雅净的境界中，能感受到蓬勃旺盛的生命感。清真为艺，绝去尘俗，从而值象能鲜，即洁成辉，这样既见自然之本旨，又体素朴之美感。故中国艺术家认为清中蕴有真意。李白诗云：“所愿得此道，终然保天真。”“而欲寄风雅，尝惟清心魂。”沈义父云：“凡写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而无一点市井气。”清真之境意味着对自然的归复。污浊退去，清气涌起，生命便在这清魂幽魄中奔涌。清之境是冷幽孤寂的，但又是热烈、光明的。如同在夜空中闻听清越的钟声，雾霭中映现出一轮朝日。故清王士祯提倡神韵说，认为清远最“得神韵之妙”，他特拈出《二十四诗品》中“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来描绘清远之境。此境不粘不滞，似近若远，似实若空，蓬蓬勃勃的生命正在这飘渺的境界蒸腾。
三、秀。秀本是一种华美的艺术形式，后作为一种艺术境界而受到重视，象征鲜活灵动、新颖独特的艺术境界。唐窦臮《述书赋》有茂、丽两格：“字外情多曰茂”“体外有余曰丽”。明项穆归纳为“鲜茂秀丽”，强调书法蓬勃的生命感。二王书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明胡应麟评唐诗云：“盛唐一味秀丽雄浑。”以秀丽和雄浑概括唐诗，颇为后代论诗者所采录。所谓秀丽，就是秀拔超迥、古雅高朗，极尽优美之态。在绘画中，秀也是一境。清恽南田论画就以秀来概括元四家的妙处：“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惟其品若天际冥鸿。故出笔便如哀弦急管，声情并集。非大地欢乐场中，可得而拟议者也。”“子久富春山卷……雄秀苍莽，变化极矣。”以秀论黄公望之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别出机杼。他说，元人有一种不易学的“幽情秀骨”，此“思在天外”，是超越凡俗的天籁之声，一般人很难学。
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隐秀”体现出新颖独特的审美特点。刘勰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是“文外之重旨者也”，而秀，是“篇中之独拔者也”。如果说隐给人的审美感受是余音绕梁，那么秀给人的审美感受就是惊心动魄。赞词中所说的“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就是这个意思，“动心惊耳”是秀，“逸响笙匏”是隐。与隐相比，秀是外显的，是跳出，是朗然灿烂的美的形象。从这个残篇看，刘勰的秀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它是“篇中之独拔”，是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即所谓“言之秀矣”，是秀之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陆机的“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刘勰的“秀句”绝对不是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中孤立的警句，它强调的秀是一个整体中最灿烂最为生色的地方。用他的话说，是“耀树”之“英华”。二、刘勰说“状溢目前曰秀”，这是就审美意象传达的灵动而言的，谈的是审美意象的直接性。语言和所表现的对象之间无所隔碍，语语如在目前，如同钟嵘所说的是一种“即目”“即景”式的传达。读者面对这样的审美意象一览而觉其鲜活灵动，感同身受。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写得是否精彩，决定于有无这样出色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并非通过雕饰就能达到，雕饰所带来的是华丽，而不是秀。刘勰认为，秀是“自然会妙”。隐秀，说的就是灿烂的感性，具有含蕴不尽的美感。
以上所举的范畴，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独特的创造精神。首先，在这些范畴中，我们都可或明或暗地感受到艺术家对鲜活灵动内在生命的追求，形式的工巧、一般内容的传达在这里都不占主要地位。在这些范畴中凝结着中国艺术家追求创新的殷殷苦心。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要超凡脱俗，独标孤愫，一任慧心飞腾，飘向高远奇特的境界，这样便与世俗尘氛形成一定距离，从而显示出新的特质来。这些范畴都强调在一陌生的境界中焕发生机。不论人身居何处，只要能以真实生命去体验，就能将自己提升到满目光华的境界，从而获得艺术的光明感。其次，由于对生命创新的追求，出现一种独特的现象，即表现境界方面的范畴很多，而形式方面的理论范畴却较少。复次，追求生命的创新，使得中国艺术散发出特有的意韵和魅力，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为求避俗避熟，过分追求高人逸品式的情趣和清远澄淡的艺术风格。这样一来，在抒情作品中，直面人生的东西少了，有的甚至拘泥于赏玩玄远而难以自拔。同时，还出现了为求新而得奇的现象，如竟陵派为求创新，而把清冷孤峭的境界视为艺术的至上之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谭元春《诗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