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六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周。
《隋书·经籍志》云：“《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3]吕望又称吕尚，即姜子牙，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是周初军事家、谋略家。凭借智谋曾协助周文王、周武王讨伐纣王，兴建周王朝。姜太公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因此地位很高，曾与伯夷一起被孟子称赞为“天下之大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记载：“太公姓姜，亦姓吕，名尚字牙，东海人，四岳之后。初事商王纣，去隐北海，后归周，周文王以为师，号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为司马，号曰师尚父。既克商，封于齐，以侯爵就国。成王嗣位，命得专征伐。一云，受封后留为太师，薨年百余岁，传国二十八世。”[4]自宋时疑古之风盛行，《六韬》曾一度被当作伪书来看待，尤其是其书的作者受到质疑，如南宋王应麟提出：“《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5]学者张烈还指出：“《六韬》是托名姜太公的作品。”[6]先秦文献的成书，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俨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因此，《六韬》为后人假托姜太公之名而作这一观点受到广泛认可。
其二，战国。
先秦早期，诸多典籍都非“一时一人所作”，一部经典的出世往往伴随着几代人的心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学说蜂起，文学发展繁荣。为使各家学说得以流传，“著书立说”盛行起来，先秦文学体裁经历了语录体、对话体到说理体的发展，其后逐渐成熟，为后世语言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7]因此，陈青荣提出：“《六韬》一书是齐桓公复修太公之法时，齐官府据周室旧档案整理成书的。”[8]徐勇指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9]之后，徐勇、邵鸿经仔细研究后继续提出：“《六韬》不会晚于战国末期的《尉缭子》，它当基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初前后、秦统一之前的数十年间。”[10]李桂生、解文超、徐勇等学者都认可《六韬》为战国时稷下学宫的大夫们所作，我们认为这一说法相对较为可信。
其三，秦汉间。
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鄙俚，世俗依托也。”[11]宋代以后，疑古之风盛行，《六韬》的地位遭到了质疑。宋代罗泌《路史·发挥·论太公》[12]认为《六韬》是楚汉之际好事者搜集春秋战国兵家之说汇集而成的，实际就是托名姜太公所撰写的伪书。清代崔述认为：“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托之耳。”[13]刘庆还提出《六韬》“具有浓郁的法家论兵特色，很可能是《六韬》抄自《尉缭子》《吴子》，或者三书皆抄自某一秦晋兵学著述”[14]。
其四，汉时。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古人著书，不皆精粹，浅陋之处，固所时有。九流百家，所出既异，故操术不同。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是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论。此书实是汉时旧本，非后世所能依托，特惜其为后人妄有删削，遂致残缺不完耳。”[15]
其五，汉以后人伪撰。
唐代孔颖达认为“汉以后人伪撰”[16]。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热可验。”[17]从文章内容本身、谈及的骑兵制度、阴符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是“南北朝、隋朝好事者伪造”。清代孙星衍对“《六韬》伪书说”加以驳斥，认为：“《六韬》所言战略战术等内容皆由所本，不容作伪。”[18]
随着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六韬》和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发现的竹简《太公》，学者们经过与今本的内容比对，有力地推翻了《六韬》伪书说。按《六韬》的作者，虽然曾经一度被看作是姜太公所作，但从《六韬》所探讨的军事理论体系较为完备，骑兵出现、车骑步三军混合作战、所提及兵器分类细致、铁器制成兵器的时代、全书篇幅较长等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实非太公所作。而且嘉定钱大昕在《隋书考异》中还指出：“案三代以前男子无称姓者，称太公望曰姜望，此魏晋以后俚俗之言。”[19]此说法得学界一致肯定，认为《六韬》非太公望所作。至于是秦汉之间的在野人士还是某一秦晋兵学家的说法，目前尚无更加可靠的证据证实这一看法。但普遍认可《六韬》为齐威王在位时期的稷下学宫所作。战国时期，齐国经济、政治发展繁荣，以齐国为中心的齐文化学术圈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招揽人才。这些学术人才“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可见在当时地位尊贵。“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宋钘、慎到、邹奭等数十人，被称为‘稷下先生’。”[20]那么，《六韬》为这些稷下学者经过一番搜集整理成书的说法就相对可信。
按《六韬》的成书时代有周、战国、秦汉、汉以后诸类说法，周、汉以后已然不可信。随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六韬》残简的出土，说明至少在汉武帝以前《六韬》就已流传。邵鸿根据这些出土材料提出：“《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后期的兵学著作，此后仍然有人继续对《六韬》整理订补。”[21]我们也持相同意见，认为《六韬》的成书必然经历过漫长的过程，大致于战国末期被“稷下学宫”的大夫们整理成书，其时代一定在战国时期前后，最晚应在西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