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用语方面
关于先秦时期兵书的军事用语研究，有涉及简帛兵书的，也有传世文献的。
王颖《言约而事丰——谈〈左传〉的军事用语》[75]，以十条凡例、二十五个释词来探讨左传发凡正例体现出军事用语简洁的特色。商艳涛《金文军事用语释义二则》[76]，分析了金文“搏”“敦”二字的字形演变，从文献典籍的引用例中探讨字义的发展。刘孝利、俞理明《〈尉缭子〉军事用语三则》[77]，集中考察了“围”“从”“废军”三个问语，并对传统工具书中的一些义项提出了看法。马连湘、孟娇的《〈孙子兵法〉军事用语分析》[78]，讨论了军事用语的来源及发展，认为其在词性上和词义上发生了变化，单音词不占优势地位，由于时代影响和兵书的性质决定了双音词的数量多于单音词。傅朝的《〈孙子兵法〉军语研究》[79]，梳理了《孙子兵法》军语的发展脉络，通过统计发现军语中兵略和战道用语较多，“虚实”“优劣”“胜败”等不少军语已然融入全民用语成为基础词汇。刘小文《论军事用语的来源——以〈尉缭子〉为例》[80]，分析了《尉缭子》军事用语的来源，认为其是通过引申、旧词新造、比喻借用三种方式进入全民用语。刘小文《中国古代复音军事用语语法结构特点试析——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为例》[81]，分析了军事用语的音节分布情况和复音词的结构类型，指出复音化是词汇发展的必然趋势。刘小文《〈尉缭子〉复音军事用语语法构成考察》[82]，从词结构的稳定性、词意义的整体性、军事用语的特殊性三个角度进行讨论，将简本与传世本比较考察，得出单音节占多数，多音节数量较大这一结论，还尝试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马克冬、张显成的《简帛兵书及其军事用语研究综述》[83]一文对简帛文献中存在的43种兵书的研究现状做了梳理，从有传本可对照、无传本可对照、将二者结合的综合研究三方面做了介绍，提出简帛兵书军事用语的研究要注重科学分类，采用多学科、多手段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马克冬的《简帛兵书军事用语使用频率历时演变研究》[84]，从断代统计、历时统计两个角度分析军事用语在使用频率方面的历时演变，认为简帛军事用语的使用频率在逐渐升高。马克冬《简帛兵书军事用语音节数量历时演变研究》[85]一文，将简帛军事用语分为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三个时期来分析其在音节数量上的变化，得出三个时期的军事用语都以双音节词为主，第二时期复音词所占比例最大。
樊小菲《〈国语辞典〉与〈现代汉语词典〉同收军事用语对比研究》[86]，从数量、音节、词性三方面对收录的241条军事用语进行比较与分析，探讨词义演变的方式及原因，提出义项增加和词义深化是词义变化的主要方式。
刘小文《〈尉缭子〉军事用语研究》[87]，在描写《尉缭子》传本与简本的军事用语基础上，对以“兵胜于朝廷”的军事思想做了讨论，还探寻了其与全民用语的关系，认为《尉缭子》军事用语是通过直接、引申、比喻、作为构词语素等方式进入全民用语。
孟娇《〈孙子兵法〉军事用语研究》[88]，选取了129个军事用语，具体分为制度、军需、战略战策、自然条件、战事五类，分析了这些词的意义、来源、使用情况，指出这些军事用语在意义上大部分发生变化，形式上双音化的趋势。
张华娜《〈吴子〉军事用语研究》[89]，在穷尽性统计《吴子》军事用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些军事用语的意义和发展历程后，提出其具有明显的复音化趋势，并且归纳了辞书未收的词语和义项。
苟晓燕《银雀山汉墓竹简兵书二种词汇研究》[90]，对《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军事用语先做了统计，接着从构词法角度分析军事用语特点，归纳为单音词为主，合成词是复音词的主要部分，此外还专列一章描写新词新义、订正训释，补充了辞书书证。
苏栎《〈武经总要〉军事词语研究》[91]，将军事用语从意义上分为军制、军械、军职、军争、军术等五类，从性质上分为疑难性质、常用性质、介于二者之间三类。尝试通过分析单音词、复音词的组成模式揭示其中隐藏的词法规则和语义范畴关系，以此来梳理军事用语的发展脉络。此外还将军事用语放在历时的层面上，看其在词义和使用领域的变化。
王海潮《上孙家寨汉简军事用语研究》[92]，基于对上孙家寨汉简的整理，将军事用语分为组织管理用语、军事行为用语、物资设施用语、军事阵形用语、军法法令用语五类，从语言特点和结构组成进行分析，指出其呈现系统性、不平衡性、层次性的特点，单音词数量较复音词多，双音词在复音词占主导地位。
刘小文《〈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军事用语研究》，全面考察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的军事用语，共805个，分为组织管理用语、物资保障用语、思想谋略用语、军事行为用语，认为：“在结构上有系统性和层次性，语言上具有单义性、准确性、特义性，全民用语是军事用语产生的基础。”[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