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本《六韬》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冶铁技术的革新,农业、商业迅猛发展,都在推动着各个诸侯国的成长。诸侯们竞相争夺霸主地位,兼并土地。与之相伴的便是各种形式的战争,一方面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攻守武器持续革新。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生存还是死亡,是每个国家都在面对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盛兴起诸多的思想家与学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颇受重视的“士”们奔走各国,发挥聪明才智,协助诸侯们解决内政与外交问题。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等等轮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谈治国、谈治军、谈治民。兵家们更是尽力发挥着自己的军事才能与政治谋略,参与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继而著书立说,扬名立万。《尉缭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先秦兵书在众多兵学著作中脱颖而出,在思想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韬》虽然是一部兵家著作,其中蕴含的思想却不仅仅是兵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经过一番杂糅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各家思想的渗透。如王晓卫在《兵家史语》中将《六韬》归并为杂家类,指出:“杂家是战国时代兼包儒、墨、名、法诸家学说的学派。其特点是不泥于一家之说,综合各家学说而形成治国治军的思想体系。杂家的兵学思想主要见于《六韬》和《吕氏春秋》。”[1]白立超认为:“圣人治国的境界是‘无为而治’。《六韬》的这种‘无为而治’有战国晚期黄老之学的意味。所以《六韬》中提到的‘无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种是老子道家式的无为,如帝尧形象的‘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治理最高境界就是在这种层面上说的。更为集中的表达还是《武韬·文启》中。另一种就是法家式的无为,是从技术层面、较低的层次上来讲。这是君主在驾驭臣下、民众时的一种必要统治术,甚至说是阴谋术、权谋。”[2]或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充分表明《六韬》文化精神的构建实乃笼罩在诸子学说的氛围之中,可谓是诸子学说在当时兵学领域中的一种信息传递。”[3]学者们提出了“杂家”说与“道家”说,虽看法有所不同,却殊途同归,都认可《六韬》非只一家思想。我们认为《六韬》非一家之思想,乃是夹杂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众家思想为一体的军事著作。
从产生年代来看,《六韬》谈及骑兵分类、车战种类、阴符的使用,因此王晓雪提出:“《六韬》内容庞杂,思想观点前后也不甚统一,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其成书大致是在战国后期经过一次大的整理后而最终定稿的。”[4]
从思想内容来看,不仅仅涉及军事层面,还涉及治国之道、治人之道、治兵之道、用法之道。在军事方面,儒家提倡“礼治”,主张施“仁德”于天下,《六韬》中的“天下观”与之相符;道家提倡“非战”“慎战”,《六韬》中的“全胜观”与之相合;法家提倡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军”,《六韬》中的“赏罚之道”与之相仿;阴阳家所提倡的“五行”,《六韬》中的“五音”与之相应;兵家所提倡的“上战”“立将”与《六韬》中的“选将之道”“选兵之道”相类。下面我们分七个方面来讨论《六韬》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