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学方面

对《六韬》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尤其集中在研究《六韬》真伪、成书作者、版本流变、著录情况等方面，成果相对较多。

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32]，吴显庆《〈六韬〉成书年代及作者新论》^[33]，陈青荣《〈六韬〉书名辨析》^[34]，徐勇《〈六韬〉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35]，张林川《〈六韬〉作者及其流传考》^[36]，解文超《〈六韬〉的文献著录与版本流传》^[37]，苏晓威《〈六韬〉命名及文本流变研究》^[38]，王珏《太公望与〈六韬〉》^[39]，王震《〈六韬〉成书及其版本汇考》^[40]，等等。他们对书名、成书年代、版本著录情况等做了讨论。王欢、孙鲁《〈六韬〉真伪述议》^[41]，刘宏章《〈六韬〉初探》^[42]，解文超、崔宏艳《〈六韬〉真伪考》^[43]，王路清《驳〈六韬〉伪书论》^[44]，就《六韬》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见解。此外，徐勇、邵鸿《〈六韬〉综论》^[45]，杨朝明《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46]，邵鸿、张海涛《西夏文〈六韬〉译本的文献价值》^[47]，肯定了《六韬》的文献研究价值。从总体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可《六韬》是先秦兵书，完成于战国时期。

吴欣《〈六韬〉研究》，分三个章节运用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方法对《六韬》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从书名、用词、涉及的人和事三个方面推测《六韬》的成书年代问题，认为：“今传本《六韬》很可能是根据周室旧档案整理而成，这个档案是周初流传下来的铸于金版上的《六弢》。”^[48]文后还附有孙同元辑的《六韬逸文一卷》及西夏佚文两篇。

李桂生《先秦兵家研究》，将兵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结合文献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将兵家纳入诸子学范畴进行考察，梳理了先秦兵家的发展体系。该文对《六韬》的作者、成书与流传做了考辩，指出：“《六韬》并非姜太公所作，是战国晚期的兵家著作，作者可能是齐国稷下学者。《六韬》融了儒、道、法、墨、阴阳五行的黄老道家。”^[49]这一结论对后续学者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解文超《先秦兵书研究》，用一个章节从文献方面对《六韬》做了讨论，从“伪书说”、年代考、版本著录等层面进行细致地梳理，认可《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这一说法，还指出：“战国中期稷下学宫的兴盛，对《六韬》的最终成书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吸取了先秦兵学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兼收并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