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胜之道

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战事四起。大国吞并小国，小国遭受欺凌，国家的存亡时刻受到威胁。孙武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1]兵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关乎一国之存亡，一民之生死。不管是出于扩展疆土、抢占资源，还是抵御外敌、争夺霸权的目的，战争是每个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大战得胜，则国家得以保全，大战得败，则国家面临危亡。然而，不论是诸侯还是兵家都明白战事一起劳民伤财，对人、对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指出发起一场大型战役，举国就要投入“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12]。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会将整个国家拖入困窘的地步。表面看似赢得了战争，获取了一定的物资，可是与巨大的投入相比算不了什么，甚至于国家需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逐渐恢复繁荣。因此，君主在发动战争前，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个人情感为左右轻易举战，务必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的位置，还要审视本国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能够保证只胜不败。《六韬》持同样观点，同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强调军事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手段。

《六韬》所要探讨的核心思想是“全胜”。至于什么是全胜？我们可以辩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孙子兵法》中还提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3]孙武认为获胜的最高层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战争形式。《尉缭子》提出：“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14]所谓的“曲胜”是局部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因深谋远虑得来的“全胜”美名。因此，《六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便是最好的战斗方式。

《六韬》主张“无甲兵而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最好能采取“文伐”来实现“全胜”。具体来说是通过使用十二种非军事手段来达到逐步离间君臣关系，瓦解敌人的意志的目的，以求于无形之中消灭敌人。这与孙武主张的“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想法不谋而合。大致可总结为五类：一是通过贿赂的方式，收买重臣、近臣、内侍，在恰当的时机令其发挥作用为我所用；二是安插间谍，从下民到上臣，互通消息有无，使我方对敌方内情掌握在手；三是用美女、钱财、珠宝等对方所喜爱的东西，令其深陷诱惑不能自拔，最终玩物丧志；四是施展离间计，散布消息，破坏敌方君臣亲密无间的关系，君主怀疑臣下，臣子生出二心，最终使得敌国上下不和；五是给与其名、利、财、势，令其忘乎所以，狂妄自大，看似强大无内忧外患，实则是温水煮青蛙，麻痹大意。至此，便能达到“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的“全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