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威胁有增无减
（一）全球传染病疫情频发[34]。
2013年2月，英国、欧洲经济区国家和克罗地亚地区共报告8499例麻疹新发病例；2012—2013年，一种名为“GⅡ4悉尼”的诺如病毒新株主要在英国、法国、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暴发流行，英国年发病人数达100万，美国达2100万；2012年9月首先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发现2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至2013年12月17日该病毒已在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曼和突尼斯联合王国等国传播，英国、法国和德国均发现继发病例；2013年世界多地如尼日尔、索马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生野生Ⅰ型脊髓灰质炎病毒（WPV1）感染；2013年，超级淋球菌H041感染继续在美国扩散，H1N1又在美国中东部的10个州暴发；2013年美国多地自6月份暴发罕见的环孢子虫病疫情，迅速扩散至美国19个州和纽约市，截至2013年8月份共造成596例感染；同年，美国18个州发生海德堡沙门菌感染；2013年3月~6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黄热病；至2013年6月，日本全国风疹患者已达到10102例，创2008年后新高；墨西哥暴发霍乱疫情，2013年9月~10月29日共发生了176例感染O1群小川型霍乱弧菌确诊病例。
（二）埃博拉出血热在西非肆虐
埃博拉疫情是2014年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热点。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始于2014年2月，截至2014年1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数据显示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的感染病例（包括疑似病例）达19031人，死亡人数达到7373人。此次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的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
（三）新发传染病和传统传染病交替并存
传染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交通便利化和国际交往频发化的今日，没有绝对安全的国家。不断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给人类带来了新的严重威胁，近30年来全球约出现新发传染病40多种，并以每年新发1种的态势发展，其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影响大，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中的重点和热点领域。“旧传染病死灰复燃，新传染病不断发现。”已成为预防医学界专家、学者的共识[35]，全球出现新发传染病和传统传染病交替并存的格局。
所谓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35]是相对于过去所认知的旧传染病而言的，是指近30年来，人们新认识或新发现的那些能造成地域性或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传染病。新发传染病由新出现（发现）的病原体，或经过变异而具有新的生物学特性的已知病原体引发[36]。近30年来新发40多种传染病，我国新发20多种[35]，即新发传染病的50%已经在我国存在。如艾滋病、O139型霍乱、大肠杆菌O157∶H7感染、军团菌、莱姆病、空肠弯曲菌腹泻、单核细胞李斯特菌食物中毒、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新型肝炎、EV71病毒感染、隐孢子虫病、猪链球菌感染、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36]。但研究指出，可能还存在其他新发传染病，只是尚未分离到病原体[37]。同时，国外发现但国内尚未发现的新发传染病，如疯牛病、拉萨热、裂谷热、埃博拉等随着全球一体化等因素的影响传入我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1.新发传染病流行特点
人兽共患性：21世纪以来，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及生命安全的新发传染病中70%以上为人畜共患病，这表明动物传染病库是人类新传染病的潜在源[17]。如近年来出现的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均为人兽共患传染病。
传播速度快，流行范围广：SARS、人禽流感及甲型H1N1流感均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全球大流行。
不确定性：由于对新发传染病的传播规律认识不足，加之缺乏基线资料评估，因此在流行趋势判断和控制措施方面有不确定性[35]。
传播方式多样性：新发传染病传播方式呈多样化的特点，如携带西尼罗河出血热病毒的鸟类因迁徙而将病毒传播至世界；如2003年一位因输血而感染疯牛病的患者的出现告诉人们疯牛病不只经食物链感染。
潜伏期长：如疯牛病从感染到发病可长达8年。
较强的变异性：病原微生物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宿主，可抵抗人体免疫系统及抗病毒药物[37]。
2.新发传染病出现的内外因素
从内在因素上看，病原微生物为了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而发生变异，产生许多新的突变株，获得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产生毒素的能力，也可以由弱毒株变为强毒株，或演化为新的病原微生物，从而导致新传染病的发生，如SARS病毒是冠状病毒的变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与猿的免疫缺陷病毒具有很高的同源性[36]。
从外在因素上来看，生态及环境恶化、人口特征与不良行为、技术和工业进步、国际贸易与交流频繁、公共卫生措施的失效等。生态及环境恶化：气候变化、洪水、干旱、砍伐森林/植树绿化、农业发展、水生态系统变化等。人口特征与不良行为：社会条件、人口增长和移民、战争、贫困、城市的发展与衰退、性行为、静脉用药、饲养宠物等。技术和工业发展：食物供应全球化、食品包装和加工的改变、输血及组织和器官移植、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中央空调的发展使用等。国际贸易与交流频繁：人及货物的世界性交流和流通、各种交通快捷发展、空中旅行等。公共卫生措施的失效：媒介控制、饮水净化及消毒、专业技术落后等[35]。
近30年来，我国的预防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37]。但是，原已控传染病（如结核病、性病、血吸虫病、麻疹以及脊髓灰质炎等）又死灰复燃。如2000年，我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脊灰）目标并得到国际认可，2011年7月新疆出现脊灰暴发疫情[36]。
总之，我国防控传染病的形势依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