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源起

一、研究源起

身份是族群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获得,并在社会生活中持有和使用的群体性符号。身份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凝聚成群,持有相同身份的个体共享社会文化元素,认同彼此。身份也将未持有同一身份的“他者”排斥于族群之外,并借助符号自身及其内涵的排他属性以彼此区分。

身份的形成受到多方力量的影响。身份持有者对于本族群社会文化特征的认知和阐释是最为关键的动力来源。此外,当族群实际存在时,身处于族群之外的人们也在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着概括和定义,尤其是当对“他者”进行定义的人群在地方社会的政治或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时,他们所定义的身份更易获得普遍接纳。而在民族-国家对疆域和疆域之上人群实现了管辖后,“民族”作为基本构成形式成为疆域之内人们必须持有的身份;[1]作为民族-国家权力运作之下的产物,由国家定义、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民族”也让族群成员获得了新的身份。

用于指称特定族群并具有排他属性的族群身份是多方定义的结果,族群身份所包含的意义乃至作为符号的身份自身在经历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时,也在历史行动者的主观建构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及形态。但无论如何演变,在族群成员所生活的地域之内总能够找到一个或数个在族群范畴和社会层级上与之相当且与本族群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者”。族群身份的形成总离不开同这些“他者”的比照,也只有通过与“他者”的“求异”,对本族群的“认同”才能够生成,用于构成身份意义的差异性社会文化特征也才能够存在。

回冷寨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中老边境,作为地方社会中的一员,在长期同地域中“他者”的互动中,他们所持有的克木人身份早已形成。在地方社会中,回冷寨人们所持有的克木人身份具有稳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克木人身份之下包纳着诸多专属性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且回冷寨的人们认同并将这一身份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此外,回冷寨人们的克木人身份也得到了地域内“他者”的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形象与力量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回冷寨人们的生活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带有国家色彩、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浸染。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对回冷寨人们开展的一系列帮扶措施,不但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也开启了回冷寨的现代化进程。面对着新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已发生了改变的文化、社会基础,回冷寨的人们必须通过不断与之共生的“他者”的再对照来调整他们原有身份的内涵与范畴。因为只有如此,他们固有的克木人身份才能够延续。

作为国家对边疆地区实现治理的手段之一,“民族”的建构在将世居于西双版纳地区的人群加以划分、归类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具有法律效力和社会效益的“民族”身份,回冷寨的人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确认其“民族”身份的进程之中。当他们周围的“他族群”纷纷获得“民族”身份的时候,他们也试图借助于社会、文化的实践将自身提升至“民族”的层面与已成为“民族”的“他族群”继续对照。当这一尝试未能如愿,他们成为布朗族的一个支系时,他们又回身到族群的层面为克木人身份的存续找寻新的空间。

身份不仅是象征性的集体符号,也是族群及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借助和使用的社会工具。本书将围绕克木人身份内涵变迁的历程而展开,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克木人村寨———“回冷”[2]的人们为研究对象,从1971年他们迁入新址后的社会生活及族际交往入手,以回冷寨人们对于克木人身份的建构与实践为关注点进行实证研究。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回冷寨人们的社会生活入手,探究回冷寨人们的族群身份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构”过程。群体的社会文化特征来自对特定自然环境的调适,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社会文化特征又成为不同群体间加以区分的依据,差异性社会文化特征构成了族群间的边界,在相对独立、完整的群体范畴之上,抽象的身份概念也得以形成。族群身份也因此与族群的差异性社会文化特征相联系,为了维持身份的存续,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特征便需要被不断地提及和强化,社会文化特征也因身份的存在而得以存续。但现代化的冲击、社会环境的变迁也会对族群既有的社会文化特征造成消极影响,为了维持原有的身份,在作为身份存续基础的特征无法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生存时,用于支撑身份的新的特征也为人们所创造。

第二,以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回冷寨人们的身份变化为线索,梳理回冷寨人们的“民族”身份演变历程。民族识别使回冷寨人们具有新的“民族”身份,面对新身份,回冷寨人们对布朗族与克木人群体的认同与认知产生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身份认知的建构是不容忽视的过程。对回冷寨人们身份演变的研究主要从“内”与“外”两个角度审视。“内”主要关注回冷寨人们对自身身份的维护和建构过程;“外”则关注来自回冷寨人们群体之外的力量对克木人身份的建构过程。

第三,从当前与回冷寨的人们保持着族际互动的“他者”族群入手,研究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他者”是如何对回冷寨人们的克木人身份及内涵造成影响的。随着社会环境及结构的变迁,不仅既有的族群身份内涵需要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群体移民的到来和民族身份的获得也促使回冷寨人们需要面对新的群体并与之建立联系,身份内涵的调适和建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因此,本书既关注社会变迁对回冷寨人们族群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关注其“民族”身份生成的社会动因及其特征。

第四,主体行动逻辑。除了从客位角度探讨现代化进程及国家民族身份实践对克木人身份演变所造成的影响,本书还从主位的角度探讨在经历了社会变迁之后,回冷寨的人们对族群身份及“民族”身份的认知及其行动策略,从动力因素探究回冷寨人们在多元身份选择性使用中的路径。不仅关注回冷寨人们对族群身份所进行的调适,也关注他们在民族-国家背景下接纳和使用“民族”身份的行动逻辑。此外,本书也将关注在民族-国家对“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回冷寨人们“民族”意识的生成过程。

回冷寨的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的社会变革对他们原有的身份意识及身份内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变革过后他们对于克木人身份的认同观念却未改变,与之相反,克木人身份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回冷寨的人们坚守着他们固有的族群身份,这是本书脉络贯穿的起点,也是隐藏于回冷寨人们在与“他者”对照中进行身份操演实践背后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