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从回冷寨人们的身份实践历程中可以发现，无论在何时期，“克木人”都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常持有和使用的身份。正是因为在不同时期、在回冷寨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中都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他者”———傣族群/傣族，才让回冷寨的人们将克木人身份持有至今。也可以说，正是在同傣族群/傣族的持续对照中，回冷寨人们的克木人身份才获得了稳定的生命力。

表面上看，作为回冷寨人们的固有身份，克木人从族群存在之初便作为族群的代表性符号出现，身份的延续性也表明这一身份先于大部分的族群成员便已存在。对于回冷寨的人们而言，从诞生之日起他们便获得了克木人身份并将构成克木人身份内涵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自身社会生活的内容来对待，而且若无意外，这一身份将与他们相伴终身。

但这并不意味着克木人身份便是一个族群原生性^[1]的概念。原生论认为业已存在社会文化特征构成的“原生纽带”是族群认同情感的根本来源，而且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同情感的生成都来自自然或精神上的联系，而不是社会互动的产物^[2]。

从回冷寨人们的身份操演历程中可以发现，虽然克木人身份与回冷寨人们所属的族群范畴间的对应关系一直存在，但在回冷寨人们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克木人身份的内涵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原生纽带”依旧维系着身份的存在，然而更多的社会文化特征也随着社会环境及结构的变迁而进入到了克木人的身份内涵中。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回冷寨人们对克木人的认同是“原生纽带”与新社会文化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中还可以发现，对于克木人身份认同的维持，新社会文化特征较之“原生纽带”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克木人身份内涵的社会文化特质恰恰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建构论便强调族群身份认同形成中的社会互动因素。认为认同的生成既有面对有限资源或政治、经济场景变换时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做出的感召^[3]，也来自族群之间发生互动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差异^[4]。

任何时期，傣族都是与回冷寨的人们互动最为频繁的族群，在克木人身份的传统意义中确实存在着大量因与傣族群竞争而生的族群性社会文化特征，但因社会变迁导致的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场景的变换让回冷寨人们与傣族群/傣族间固有的竞争关系不再持续。而为了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伴随着回冷寨人们对新环境做出的调适，那些因竞争关系而出现的生计方式差异随之消失，生计特征的趋同也是回冷寨人们与傣族群/傣族之间互动的结果。

而且回冷寨人们固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元素在族群身份的操演中既发挥着“原生纽带”的作用，也在具体的实践中担负着辨认族群成员和建构边界的任务。^[5]因此，无论是以原生性的情感联系还是以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为视角，都难以对回冷寨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所开展的对克木人身份内涵的调整及外延扩展的行动进行充分的解释。

身份符号的固定性及身份内涵变动性的同时存在是回冷寨的人们在操演克木人身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既有根基性情感的作用，也是回冷寨人们应对社会环境的结果，“原生纽带”的客观存在和回冷寨人们对社会互动的主动参与都能够引发他们对于克木人身份的认同感。然而，与回冷寨人们保持着持续对照并在族群特征及成员归属上与回冷寨的人们存在着明显区别的“他者”的存在才是克木人身份及其认同能够出现并得以维系的根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6]

无论是“他族群”还是“他民族”，在回冷寨人们生活的地方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他者”影响甚至是决定着回冷寨人们身份操演的进程。但并不是克木人范畴之外的群体都能够成为身份认同的影响力量，能够决定身份取向的“他者”应当具备这样两个特征：

首先，与回冷寨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接触是“他者”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回冷寨人们对于“自我”和“他者”的差异性认知只有在与“他者”的频繁互动中才能够生成。其次，在回冷寨人们的观念中，“他者”所处的群体层次必须是与其相对等的“族群”，或是“他者”所处的群体层次（民族）是回冷寨的人们希望通过与之互动而能够达到的层次。因为每一个群体层次都有相应的界定标准，建构身份的互动只有在为同一标准所规范的群体间才能够发生。

以“他者”为媒介来审视回冷寨人们的克木人身份时可以发现，人们身份意识中存在的“原生纽带”及社会互动因素的来源都能够从“他者”的身上找到依据，与“他者”的对照是身份认同及身份内涵生成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