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生业特征的趋同
土地是回冷寨人们能够立身和生存的前提，土地之上，获得相对稳定的居所和食物来源也让克木人群体得以延续。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获取土地并从中持续地获取维持生存和群体发展的资源则既需要他们借助自身的社会文化力量与当地的其他族群就有限的资源进行博弈，也需要他们发展出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的生计方式以保证所获取的资源能够维持族群的必需。
历史上回冷寨人们不断迁移的历程便是在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寻找足够维生的土地资源的过程。虽然在迁移中回冷寨人们对土地资源进行着频繁的选择和被选择，但传统生计方式的延续和居住的习惯让他们从未离开过山林，山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对回冷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回冷寨人们的生计方式所体现出的特征无不是为适应这一环境而存在。
在族群的存在和延续中，族群及其成员作为唯一的主体与自然生境间进行着生存与生态间的平衡互动。但随着国家力量对地方社会运作的参与和治理，国家作为第三方力量也开始介入族群的生存和生态平衡的调控中，甚至逐步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力量。1971年回冷寨人们从山区迁移到坝区的举动便是在为丰富回冷寨人们生存需求的前提下由国家力量所主导完成的。
将回冷寨迁移到坝区后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回冷寨人们的传统生计方式无法适应坝区的自然环境，但此时国家却并未进一步赋予他们明确的地权[1]和传授适应于坝区耕作的生存技能，他们只得通过自力和利用地方性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机会来获取立足和维生的机会。以生存为目的，虽然一部分固有的族际差异在回冷寨人们对土地的获取中成为优势，但对坝区环境的适应和对地方性经济活动的顺应让他们与固有的“他者”———傣族群间在生计特征上逐渐趋同。差异的消失让过去曾构成克木人身份内涵的特殊生计方式与居住格局此时再难通过与傣族群的对照而对克木人身份加以维持，而因生计变迁导致的相关族群性社会文化事项的调整也让回冷寨人们与傣族群之间在族群层面上表现出无差别化的趋势。
（一）定居和占地中的身份优势
迁居到新址后，回冷寨人们首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在新的环境中如何获得立身和生存的条件。虽然在迁居前地方政府就对此有充分的考虑，在选址上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在回冷寨人们眼中，这些土地过去的主人依然生活在政府口中所称的“无主之地”上或以不同的形式“宣称”着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回冷寨人们同时还需要面对另一个现实：对于地方政府的动迁要求，他们有履行的义务。
于是回冷寨人们不得不在“有主”之地上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多种手段将过去的“主人”赶走，并将遗留的痕迹抹去；另一方面，作为地域中的新来者和“少数”群体，对于那些宣称对回冷寨人们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人们，回冷寨人们更多时候表现出的是妥协和忍让。
1.赶走傣族群的“鬼”
当回冷寨人们集体南下搬迁到如今的回冷寨时，他们并未就在如今的村址上扎寨。老人们回忆，在当地政府的催促下他们从栾养走得匆忙，政府还告诉他们在新址茂密的森林里不愁找不到建房的木料。于是从老寨迁走时只有少数家庭将房屋拆为木料带走，大部分家庭都将他们的住屋弃置，成为囡寨和从更高山上迁下来的
尼村寨“良寨”人们拴牛、养鸡的场所。
让来到新址的回冷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地除了林密，草也很深，糊口的需求让他们每日都忙于砍坝开荒而少有空余伐木建房。于是当时的村长波YX（已故）决定利用人们从栾养带来的拆房木料，再加上一批集体砍伐的新木料，建一座供全寨人居住的长房。不久长房建成，一条贯穿两端的走廊将房屋一分为二，每侧隔出数个房间，一户家庭分得一间。长房坐落的位置也较为奇怪，并不在当前回冷寨的村落范围之内，而是在现址南面约300米处，紧紧地挨着烈寨的庙房。
按照常例，为保证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和必要的生产活动范围，村寨与村寨所拥有的土地在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大多表现为以村寨坐落的位置为中心，村落的土地由中心向四周辐散的形态。这样既能够标明村落间彼此的界限，也能够为村寨的生产提供足够的土地需求，保证村落生活的独立和私密空间。但紧邻着烈寨的回冷寨在村落选址上却表现得极为异常。回冷寨人们与烈寨傣族群在族群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而且回冷寨是以一个独立的村落搬迁来到此处，却将自己的住屋同烈寨的庙房相依在一起。但为何在最初的村落选址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原因还在于回冷寨人们希望尽量避免对“别人”土地的占据。
在将回冷寨人们动迁到此处时，当地政府并未明确地给出具体的落脚地点，只是告诉他们烈寨周边的地域均可定居。起初他们想在烈寨以南约1千米、农场九分场场部旁边一块后来被称作“打靶场”的平地落脚，因为那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约200亩的狭长平地与“打靶场”相连，且距南满河更近、高差更小，农事灌溉和生活用水都更为方便。然而烈寨的人们却拒绝回冷寨的人们在这里定居，并宣称此地是他们的。不得已，回冷寨的人们只能向北到勐满镇与烈寨间的地域中寻找安身之地，最终选择了烈寨北面和九分场三队南面间的一块空地，便是如今的回冷寨所在地。
但回冷寨的寨址也并非无主之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寨子中依旧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弧形深沟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主人是谁。这一传说在当地的傣族群中流传甚广，烈寨人也熟知其中内情，于是早来一步的他们选择了避开这块“是非之地”，而将危险留给了随后而来的回冷寨人们。回冷寨的人们无处可去，只得在此驻足，随后他们也从烈寨人的口中认识了这条一人多深、长度超过500米的深沟的主人：
【鏖战“景列”】[2]
过去深沟所在地在傣语中称为“景列”[3]，深沟弧面朝西，弧内住着土司父亲，而在弧外则是土司儿子的地界，叫作“景永”。父子二人为争夺土司之位而兵戎相见，这条深沟就是父亲为防御儿子的进攻而挖掘的“战壕”，深沟周围也是父子二人征战的地方。
以前儿子一直打不过父亲，因为父亲在战壕外种上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刺竹。竹子根上有刺，人无法穿过竹林；竹蓬密布，不仅子弹射不穿，一时半会儿也砍不干净。只借助刺竹和“战壕”，父亲就长时期地阻滞了儿子的进攻。后来儿子想到了一个破“敌”的方法：他请人用黄金做了一批子弹并将子弹射到了刺竹丛中。“战壕”后面守御的人们看到卡在竹丛中金光闪闪的子弹，贪图黄金的他们为了拿到这些子弹便将竹蓬砍倒。砍着砍着刺竹丛薄了，子弹便也打得进来了，随后儿子越过“战壕”攻占了后面的“景列”。
父亲战败骑马逃命，儿子也跨上马在后面追逐，追到“战壕”的南端，儿子赶上了父亲，并将他杀死在一棵大青树下。得胜后的儿子回到了景永，任由“景列”荒弃，不久，曾经打仗的“战壕”便为杂草、林木所掩盖。而死去的父亲也并未就此便离开这片土地，他死后变成的“鬼”从此住在了那棵见证了他死亡的大青树上继续守望着这片土地。日后大青树下有一条小道蜿蜒通往老挝，途经此地的商人们从大青树下过时必须下马而行以示对土司父亲的尊重，若不下马便会为周边草木中跃出的猛虎所伤。
为了避免与“鬼”为伴，在同样为地方政府动员来到此地后，烈寨选择了在“战壕”南面约1千米的地方定居，并以村寨为中心开始了田地的垦殖。因距“景列”不远，寨名也沿用为“烈”。而后至的回冷寨人们别无选择，只得将村落安置在烈寨人尚不敢涉及的“景列”地界上。回冷寨人们同样惧怕惊扰到土司父亲的“鬼”而遭受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将住屋紧邻着烈寨的庙房建盖，因为听说“鬼”惧怕庙房及其中的僧侣，他们便期望借用庙房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安全。
然而对于回冷寨人们将村落紧邻着自己的村落安置的方式，烈寨人却并不赞同，回冷寨人们在庙房旁的聚居直接影响到了烈寨人们的佛事活动，而两个村落地域上几乎为一体也让两个寨子的人们日常中接触更为频繁，这也成为村落间矛盾滋生的温床。于是烈寨的人们强烈要求回冷寨搬到和他们相距更远的地方。
回冷寨人们除了搬至“战壕”附近再无去处，而对土司父亲“鬼”的惧怕让他们迟迟不愿搬离。为了让回冷寨的人们安心搬离，烈寨人们这样安慰回冷寨的人们，他们说土司父亲是傣族群的“鬼”，而“鬼”听不懂回冷寨人们所讲的“克木话”，就不会来伤害他们。
于是在烈寨庙房旁居住了两年后，将信将疑的回冷寨人们搬到了“景列”，之后人们各家各户分开独立居住，但对“鬼”的惧怕依旧让他们尽量将房屋建盖得远离“战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回冷寨的房子都是一幢挨着一幢，紧紧地挤在如今寨子地界的东北角。同时，土司父亲的“鬼”也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向回冷寨的人们宣告着他的存在。人们回忆，过去在月圆或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时常能够听到征战的杀伐声，又或是父子两人跑马追逐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虽然土司父亲的“鬼”依然和回冷寨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中，但也从未对他们实施过伤害。或许确如烈寨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土司父亲的“鬼”与回冷寨的人们属于不同的族群范畴，正是这一区隔才让土司父亲的“鬼”打消了跨过族群边界伤害回冷寨人们的念头。
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冷寨的人们发现土司父亲的“鬼”确实没有来伤害过他们，他们也渐渐相信了烈寨人们所说的原因。但在回冷寨中土司父亲的“鬼”不时闹出的动静依然让他们惶惶不安。于是他们想：既然土司父亲的“鬼”无法来伤害自己，何不将之赶走，让其无法在寨子中安身。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寨子中几个胆大的年轻人就相约将“鬼”所居住的大青树伐倒了。对回冷寨人们的这一举动，烈寨人们惊惧不已。
没有了栖居的场所，土司父亲的“鬼”便离开了回冷寨，之后烈寨老“波赞”占卜得出了结论：土司父亲的“鬼”已经跑去泰国了。随着土司父亲的“鬼”的离去，夜里寨子中因“鬼”而发的那些响动也渐绝于耳，只剩那条“战壕”依然横在寨子中。此后，寨子中家庭的增多让回冷寨的人们逐渐从寨子的东北角迁出，开始在“战壕”周围建房，人们也依托“战壕”的形状将其改造成了鱼塘。
然而这条“战壕”依然横亘在生活逐渐归于平静的回冷寨人们的心头———虽然土司父亲的“鬼”已远去，但“战壕”的存在依然难保“战壕”的主人不会循着他过去所留下的痕迹而重归“景列”。为了彻底断绝土司父亲的“鬼”与“景列”间的联系，使之无法找寻到故土和栖居的场所，2004年，借助村落改造的契机，回冷寨的人们开始了将“景列”的遗迹彻底抹除的行动。
“战壕”横挡在村落与县道之间，出入村寨的人都必须先翻过这个壕沟。为了铺就村寨中连通县道的主路，当时的村干部决定借机将寨子中的“战壕”推平，也便于日后村落的规划。当干部们借来推土机开始填沟后，再一次引发了烈寨人们的不安：“填沟的时候他们（烈寨）傣族（群）见着我们这样搞吓得不得了，他们说要是换成傣族（群）像这样搞，一个寨子的人都会死掉”[4]。
随着“战壕”的填平，“景列”再无任何痕迹，最终只存留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之中，而无迹可寻的“景列”也让土司父亲的“鬼”永远地离开了这里。随着土司父亲的“鬼”的一去不复返，回冷寨人们的生活彻底恢复了正常，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土司父亲的“鬼”的领地“争夺”中回冷寨人们取得了胜利，成为这片土地最终的主人。
2.田地的“争夺”
20世纪70年代，包括回冷寨在内，不少居住于山区、半山区的村寨均被动迁至坝区，除改善山地族群的生产生活状况，动迁的另一理由是为保护森林资源。因此地方政府也再三要求被迁往坝区的山地族群不得再回到山区开荒，回冷寨的人们也只得遵循而开始了在坝区种田、种地的营生。
耕地是回冷寨的人们能够“乐业”的前提，与他们几经坎坷才得以“安居”的情况类似，他们获得土地的过程也波折不断。虽说是无主之地，但当地的土地资源也正被通过各种原因定居当地的“外来者”们渐渐瓜分，如何才能从中分到一杯羹是回冷寨的人们要直面的问题。但与获得居住空间的经历不同的是，定居地是回冷寨人们与观念中的“旧主”之间的博弈，而他们为获得耕地需要面对的是现实中的竞争对手。
回冷寨北面的土地为九分场三队所有，村落南面与烈寨紧邻，东面只有村落与南满河之间陡峭的高地边缘和河岸，而高地西缘之外的坝区也多为烈寨开垦。想要获得耕地，回冷寨的人们只得到烈寨南端与善寨之间寻找待人开垦的荒地。
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一片位于烈寨南面约1.5千米处、从冬瓜山山脚延伸出的平地，在回冷寨人们到来之前，善寨和烈寨都曾在这片土地上耕种过。世居的善寨是这片田地最早的主人，但自善寨的人们大量迁居老挝后此地便荒弃，随后到来的烈寨人们便接手继续耕种。然而烈寨的人们没有耕种多久便又荒弃了，因为田地紧接冬瓜山，每到夜里山林中的猴子便成群结队来到田间偷食作物，眼见没有了收成的烈寨人们便也将这片田地弃置。待回冷寨的人们来到时，此地又已成了荒地。
于是误认为这是无主土地的回冷寨人们便决定在此耕种，当年就开垦出了约100亩的旱地，其中包括善寨的旧田约40亩、烈寨的荒地约60亩。与此同时，从栾养迁走后遗留老寨的水田也为囡寨和良寨所瓜分，回冷寨的人们心想过去辛苦开垦经营的田地不能白白地送给这两个村寨，便又回去找两个村寨要求支付田款。然而两个村寨却拿不出“买地”的钱，老村长波YX（已故）便提出让他们“以工换地”。于是两个村寨出工，帮回冷寨的人们在新址附近开荒砍坝作为补偿，最终在高地西缘之外的坝子中又开垦出了30亩水田。只在迁入新地的当年，回冷寨的人们便得到了共计约130亩的田地。
虽然迁居坝区，回冷寨人们的种植习惯并未完全改变，也因为急于获得生存的口粮，在烧荒开垦将土地稍做平整后他们便依旧种植起了旱谷。到了第二年，多了一些喘息机会的回冷寨人们跟随大流，将这些地势平缓且水源充沛的旱地改造为水田，开始了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但好景不长，看到回冷寨人们在荒地上的开垦成功，眼红的烈寨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归还“故田”的要求。回冷寨人们也深知他们如今耕种的田地曾是烈寨人们从事农耕的地方，于是自觉理亏的他们在耕种了两年之后便将所“占”的60亩水田归还了烈寨。
虽然归还了水田，但回冷寨人们对此十分不满，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狡诈的烈寨人戏耍了他们，让他们“义务”为烈寨人改良了田地。当谈及他们“还”田给烈寨的经历时，回冷寨的人们依旧愤愤不平：“我们占了他们的田一开始他们不说，等我们把田埂垒好了、田里面石头都挖走了他们才来找我们要。”[5]对于烈寨人的言行，回冷寨的人们也做出了回应：“合作社的时候我们搬来这里，说是田地多、傣族（群）种不赢。搬过来的时候（烈寨）傣族（群）分给我们田，我还小读书的时候他们还说我们吃他们的田，我跟他们说：‘田是国家的，只是你们开出来。’”[6]
当然，在大部分回冷寨人们的心中依旧认为将水田归还烈寨是道义之举，烈寨耕种在先，自然为烈寨“先到先得”，而他们只是“占”了人家的土地。
但讨要田地的行为只出现烈寨一例，同样被回冷寨“占”了土地的善寨则因为村落周边的田地都难以照管而未向回冷寨讨要，回冷寨的人们得以“占据”善寨土地至今。随着“包产到户”中土地所有权限的明确，善寨的40亩旧田更为明确地成为回冷寨的所有物。
到了1976年，回冷寨的耕地范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另一个傣族群村寨龙寨从勐远动迁来被安置于九分场三队以北至勐满县城之间的地界。此时，晚到的龙寨周围的田地早已为位于县城驻地的景寨和九分场瓜分完毕，缺地少粮的龙寨人只得求助于周边村寨。看龙寨“可怜”，回冷寨的村长私下将由良寨为回冷寨开出的那30亩田地赠与了龙寨。将村落近一半的田地拱手送与他人的私自决定在回冷寨的人们中却并未掀起大的波澜，因为一年前农场七分场的一个举动已让回冷寨的人们感到自己的田地多得种不完了。
在将山区、半山区的村落迁居勐满坝子的同时，勐满农场对当地的开发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农场的各个分场便夹杂在动迁而来的村落之间。在对土地的开发中农场和村落有着明确的划分：村落以满足村民的温饱为目标，因此以开垦坝区从事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而农场肩负着橡胶种植的重任，砍伐山林种植胶树是他们的工作。
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农场也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着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寨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于是在1974～1975年间，农场七分场组织人力将烈寨南的一片条状平地开垦出来，得水田200亩，分给附近的烈寨、善寨和回冷寨3个村寨耕种。当时3个村寨中回冷寨田地最少，农场便分给100亩，剩余水田分给烈寨55亩、善寨45亩。至此，回冷寨又拥有了共计约140亩[7]的田地。
此外，回冷寨还因为固守传统山地耕种习俗而让他们开垦出的30亩地易主。集体生产时期，对于回冷寨的十数户人家来说，170余亩田地绰绰有余，他们只能依照旧俗将田地划分为数块轮歇种植。就在与回冷寨相对公路一侧的30亩地歇耕时，不明所以的九分场人误认为回冷寨的人们已将此地抛弃，遂在其上种上了橡胶树。眼见九分场人们的举动，烈寨的人们也开始了对这片地的瓜分，最终约20亩成为九分场的胶林，剩余10亩为烈寨占得。
从20世纪70年代迁来坝区到80年代地权明确的十余年时间内，回冷寨的人们通过自力获取了足够支持他们生存的田地，但对“旧主”田地的交还和新开田地被占的现象也伴随着田地的获得一同出现。在当地的土地资源分配中缺乏国家力量从中协调是一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意志在土地获取原则中的空缺已经为不成文的地方性规范———“先到先得”所填补。
“先到先得”是一个地方性的行为规范。在当地只要有村寨对无主的土地实现了实际的占有和使用，土地便成为村寨集体之物并形成永久关系，即便日后抛荒，土地的先占者也可以随时宣示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回冷寨到来之前，善寨、烈寨等村寨作为维护者和执行者已执行着这一原则，身为后来者的回冷寨只能作为受制度约束的对象加以遵循，因此，当烈寨要求回冷寨归还他们的“故田”时回冷寨只得听从。
同时，“先到先得”又是一个族群性的行动原则。这一原则生成于善寨、烈寨等世居或先至的傣族群村寨中，在为傣族群村寨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前提下才延伸为地方性的普适规范，也只有傣族群村寨能够对原则的内容进行阐释。迁入坝区时回冷寨是当地唯一的非傣族群村寨，正因为这一原则的族群性特征，回冷寨的人们作为“他者”被排斥在了原则的阐释主体之外。所以当傣族群村寨以原则阐释主体的身份对“先到先得”原则进行变通使用的时候，回冷寨的人们只能将之视为地方性原则被动遵守，于是便出现了烈寨的人们打破这一原则将回冷寨先占的抛荒土地据为己有的情况。
身为族群性规范约束之下的“他者”，回冷寨在同当地以烈寨为主的傣族群村寨“争夺”田地的过程中吃亏不少，但也正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他者”身份让他们在这一“争夺”中因祸得福。
同样作为当地社会的后来者，农场在不熟悉地方性原则和回冷寨人们生活惯习的情况下占了回冷寨的地，而碍于农场所具有的国家色彩，回冷寨的人们不敢向其讨回。但更多时候，农场是以资源分配中的“兼职”角色代表国家形象进行利益分配的。在农场进行的资源分配中，回冷寨的人们所具有的克木人身份又成为他们能够在其中受益的关键。
在农场人的观念中，克木人或“回冷寨”不仅是地方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更与落后和贫穷发生了联系。而在代替国家进行的土地分配中，兼顾和满足地域内的不同群体对于土地的需求是农场的出发点，于是弱势且土地较少的回冷寨受到了更多的照顾。正是通过农场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回冷寨的人们才得以在地方社会中获得相对充足的资源，不致在资源的竞争中因后至的原因和相对弱小的自力而被排挤至边缘。
相比于田地开发中的分配与争夺，因为完全由政府力量主导实施，所以回冷寨获得林地的过程并无太大的波折。因为与当地农场的分工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个村寨都未能参与到当地丰富的山林开发活动中。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大山林资源的开发力度、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借助“林业三定”[8]的契机，当地政府将农场尚未触及的山林分配给了当地的各个村寨，以就近原则进行地界和林权的划分。回冷寨因此而得到了冬瓜山中东与烈寨旧田相接、西抵中老国界、北至冬瓜箐、南面越过一连箐的一片山林。
“林业三定”让回冷寨人们获得了1400余亩的林地。但在对林地的开发中回冷寨并未同“包产到户”一般实行“均山到户”，而是任由各个家庭在林地范围之内随意开垦，砍坝砍得多少这一家庭便得到多少。由于当时家庭中劳动力的悬殊，以及人们观念上对于水田耕作或是山地开荒侧重的不同，导致日后家庭间在拥有林地的面积上差异巨大。[9]
回冷寨人们开发林地的初衷是用于种植旱地作物，这也能够再次发挥他们曾经作为山地族群的特长。尽管交由各个家庭自力开垦，但面对如此大面积的山林，人们依旧无法将其瓜分完毕。于是，1986年，在地方政府的提倡下，回冷寨组织集体将剩余的山林开垦出来并种上了胶树，共得林地约600亩，这片胶林在日后成了集体的林地。
从山区到坝区，政府的动迁让回冷寨的人们在改变了居住格局的同时也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土地竞争关系。在与“他者”争夺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源———田地的过程中，回冷寨人们所持有的克木人身份既让他们受到了地方“他者”的排斥，也让他们因此受益。无论如何，回冷寨的人们最终还是在坝区扎下了根，获得了稳定的生存来源。
来到坝区也让回冷寨人们传统习俗中属于克木人身份意义的“山地族群”概念不复存在，克木人成为与傣族群一样的“坝区族群”。而为了能够适应坝区的自然条件，回冷寨的人们也在生计方式上不断进行着调适，调适的结果是与世居于坝区的“他者”走向了一致。
（二）田地生业取向的转变
“桃子开花，苗族搬家”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大意是形容以刀耕火种为生的苗族群体迁移频繁的生活习惯。克木人同样以山地游耕为传统生计方式，他们也需要不断地迁移寻找最为适宜耕种的土地，因此也表现出在地理空间上频繁移动的特征。于是回冷寨的人们效仿改编了这句专属于苗族的俗语来戏称自己———“包谷开花，克木搬家”。
老人们回忆，在迁来坝区以前回冷寨的人们都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的习俗。每年秋冬季节，村寨的干部和老人们便要商议选定一块向阳坡地为次年耕种的土地，待举行过“玛格乐”祭祀就组织全寨男女上山“砍坝”———将已选定坡地上的草木砍伐殆尽，并将砍出的坡地分配给各家耕种。到了傣历四、五月间，各家将份地上暴晒一冬的草木焚烧后再点种上旱谷、玉米、红薯等作物，此后便只需等待雨季的到来。除了简单的“砍坝”（除草）和作物成熟期的看守外，在作物的生长期内并不施加更多管理。山地游耕的耕作周期为一年一熟，有限的地力让同一块土地只能维持至多三个周期的农事生产，往往耕种两年之后人们便要开垦新地重新耕种。不施水肥的粗放管理、对气候的极度依赖及较长的作物生长周期让老寨时期人们的农耕产量极低，每亩山地旱谷产量不足100千克，在人力能及的情况下仅够半年口粮，剩余的缺口便要靠狩猎、采集补充。
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人们通过选择与客观环境最为适应的生计类型来维持着族群的延续和社会系统的运作，当自然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也必须随之转变自己的生计方式来保证自然资源的持续供给。居住格局从山区到坝区的转变让回冷寨的人们面临着生计方式上的调整，他们从不同途径借鉴了适宜坝区水土条件的生计方式，并在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与周边的村寨一同参与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作物种植中。在经过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回冷寨人们所持有的那些专属于克木人的生计特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如今的克木人也无法再以生计方式上的差异同“他者”相区分。无论是何族群，只要居住于坝区，在生计特征上都表现出了一致的特点。
1.下田种稻
上文已提到，在迁到新址后的第一年，回冷寨的人们依旧沿袭在老寨时的旧俗砍坝、烧荒种植旱谷。坝区的土地条件较山区好，与过去山地种植时的产量相比，坝区所种植旱谷的产量能达到约100千克/亩，但与傣族群的水田稻作相比，产量不及他们的一半，即便种植面积可观，在交完公粮以后依然难以满足全寨人的需求。
面对着与山区相比更为优越的耕种条件，从定居的第二年起，回冷寨的人们决定改种水稻提高粮食产量。于是他们效仿烈寨等傣族群村寨的人们挖渠引水、筑埂蓄水，开始了水田稻作的生计。但回冷寨的人们所掌握的水稻种植技艺仅仅是通过观察傣族群如何耕种学来的，并未向他们认真请教，于是在从事稻作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回冷寨的人们都显得经验不足。
春季育秧后，临近插秧了回冷寨的人们才匆忙犁田，水田由此缺少了足够的积肥时间。犁田时他们用的也是从傣族群那里借鉴来的小犁头，小犁头犁地不深，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之后便放水插秧，再根据积累粪肥的多少施于田中，多则多施、少则少施。水稻种植过程中，回冷寨的人们种植旱谷的习惯也得到沿袭：插下秧后便任其随意生长，不施肥、不保水，一段时间后田中水涸，野草随之长出与水稻争抢肥料。待收获时田中的土壤早已板结，所种水稻往往只及膝高，结穗不多，亩产只在150千克左右。[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来自墨江的汉族移民开始在当地租种田地，通过学习他们带来的先进水稻种植技艺，回冷寨的人们才最终实现了由粗放农耕向“精耕细作”的坝区稻作生产方式的转变。
来自墨江的汉族移民给回冷寨水稻种植方式带来的最大转变在于田地和水的管理。依照他们的方式，从育秧时起便要开始犁田，接着放水到田中并将犁开的大土块进一步耙细，以此方式将翻出的田土用沤烂育肥养地力。育好秧后又将田土犁一遍，随即开始插秧。农耕工具上回冷寨的人们也摒弃了傣族群的小犁头，改用移民们所用的大犁头，不但犁土更深，也能提高土壤肥力的转化效率，让土壤更加松散不致板结。同时回冷寨的人们开始重视田间的水管理，杜绝了野草与稻谷抢肥。再随着对化肥的使用，回冷寨人们的稻作产量开始增加，逐渐达到甚至超过了傣族群传统种植方法的产量。[11]
坝区农耕给回冷寨人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另一改变是家中耕牛的饲养。“不锄不犁”[12]是山地游耕的另一特点，耕牛则是坝区稻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插秧前的犁田、耙田都依赖于耕牛完成。定居坝区后，回冷寨的人们也效仿熟于水田稻作的傣族群开始在家中饲养耕牛。家庭中饲养的耕牛少则2头，每天分上午、下午轮换犁田，多则数头甚至十数头。在回冷寨的家庭中，耕牛不但是重要的生产工具，耕牛数量的多少也直接反映着家庭的富裕程度。
然而回冷寨人们的水田稻作经历却仅持续了30余年便告结束。进入21世纪，橡胶种植导致的生产作息规律改变以及农业税的取消让回冷寨的人们彻底从坝区解脱了出来，将家中的田地租与外人，转而投向了收益更为可观的橡胶采割。
劳作对象由稻转胶，并将适宜种植水稻的田地大量地外包不是回冷寨中个别家庭的自发行为，而是存在于当地诸多村寨中的普遍现象。橡胶种植在地方社会中的推广让所有的村寨都开始仰赖橡胶的收入为主要生计来源，人们无暇顾及坝区土地的生产，便纷纷将荒置土地租与外来商人种植香蕉。由村集体为中间人，回冷寨中几乎所有家庭都将自己的水田承包给了外地老板。[13]自此，尚未在坝区稻作中形成自己独有“历史”的回冷寨人们便又从水田中抽身回到了山林。
生计方式由山地游耕向水田稻作的转变是回冷寨人们的不得已之举，面对新的农耕环境，他们原有的生计方式已然不适应坝区的土地条件。此时他们也意识到，采用适应坝区客观条件的生计方式也将更为有效地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借鉴坝区族群成熟的生产经验便成为回冷寨人们所能够采取的最为可行的方法。
通过效仿烈寨傣族群，回冷寨的人们逐步掌握了水田稻作技艺。这让他们在新环境中获得持续生存来源的同时，也消除了作为克木人族群一员的他们在过去与傣族群之间存在着的生计特征上的差异，克木人与“他者”———傣族群间的生计方式趋同就此开始。然而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而进行的生计调适中，回冷寨人们和傣族群的生计方式的变迁经历着一致的步调，当回冷寨的人们向汉族移民学习更为高效的稻作技能的同时，傣族群也在向汉族进行着同样的借鉴。受限于相同的自然条件，两个族群间生计特征差异化演变的趋势也得以消弭。
2.上山种地
从迁入新址到1979年包产到户以前，回冷寨都实行集体化生产。回冷寨的耕地面积虽然相对可观，但有限的人力难以顾及全部的土地，加之传统生计方式的延续，每年的收成在缴纳公粮后还需要仰赖于国家的返销粮才能维持全寨人的温饱。包产到户将集体田地分配至各家庭名下，这一举措提高了回冷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且随着他们对新水田耕作技艺的掌握，粮食产量提升明显，他们不需再依赖国家的粮食返销。
但单纯的稻作收获在缴纳完公粮和出售余粮后仅能满足温饱，依然无法完全补足家庭日常开支中的现金缺口。但自1983年林权确定以后，通过对林地的开垦，回冷寨人们获得了水田之外额外的收入来源，家中缺少现金收入的状况得到了改观。从此以后，林地在回冷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并最终从家庭收入构成中的辅助来源成为主要的来源。
将山林分配至回冷寨集体后，各家便开始了对林地的自力开垦。开垦之初回冷寨的人们依旧以粮食种植为目标，便多选择平缓坡地垦荒，随后种上旱谷、玉米等粮食作物。所收获的粮食除少部分留作食用和饲料外，多用于出售以获得现金。对于勤快的人家，他们开垦出的大面积山地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粮食收获，虽然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不高，但出售余粮后每年约200元的现金收入也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商品购买力。
1986年，新经济作物甘蔗在当地的普及种植让回冷寨的人们第一次能够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显著增加家庭的现金收入。虽然甘蔗种植比粮食作物种植辛劳，但较高的收购价格和地方糖厂固定的销售渠道[14]依然促使回冷寨的人们将农耕生产的重心放到了甘蔗种植上。在保证有足够上缴公粮和家庭需求的粮食产量后，回冷寨人们不仅将过去种植粮食的山地改种甘蔗，部分水稻也为甘蔗所取代。
1986～1995年的十年间，回冷寨的人们都以甘蔗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随着橡胶的大面积开割，人们又逐渐放弃了这一生计来源，在将平缓坡地恢复粮食种植后，更为陡峭的山林被人们开垦出来种上了胶树。一方面，割胶的收入逐渐能够与甘蔗种植持平；另一方面，相较于甘蔗种植，胶树的管理和胶水的采割也更为轻松。
如果说回冷寨人们的生计取向从粮食作物种植转向了以甘蔗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其中的动力来自他们对当地农事生产趋势的顺应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为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所进行的调适，那么生计取向从甘蔗到橡胶的转向除了表现出回冷寨人们对于地域性生产活动的普遍参与外，也具有了更多行政命令和政府意志的色彩。
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能够实现橡胶的自足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所致力实现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确定林权之前地方社会中农场与当地村落“划地而治”的现象，在生计方式上也表现为农场的橡胶与村落的粮食作物种植之间明显的区别。然而随着“林业三定”，为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而需进一步扩大橡胶的种植面积，也可以借此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橡胶的种植逐渐在农场以外的区域扩展开来。
就是在确定林权的当年，勐满农场开始号召回冷寨的人们种植胶树。此前他们从未接触过粮食作物以外的作物类型，对于胶树如何种植、能够带来怎样的收益全然不知。而当听到胶树要种下8年之后才能获得收益时，人们更是摇头，在观念依旧以粮食作物生长周期为生存周期的回冷寨人们眼中，如何熬过这8年将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挑战。关于普及橡胶种植中回冷寨老人们的态度，岩W回忆道：“农场动员种橡胶的时候老人问什么时候才得吃（收获），（农场告诉他们）十年八年不得吃，还要管理，老人就不种，（因为）粮食种一年得吃一年。”[15]
回冷寨的人们对于农场的动员普遍持消极态度，最终寨子中只有6户人家接纳了试种橡胶的建议。而且这6家人的胶苗由农场免费提供，农场还派出专人帮助他们测量林地，指导改坡地为梯田，最终每家各植下了约10亩的胶树。虽然橡胶种下，但这6户人家也在日后繁忙的农耕生产中把这些胶林遗忘了，任由野草与胶苗共生共长，放任耕牛到胶林中取食。待胶树成材开割，各家都只剩下了2～3亩堪用。且开割胶树产出胶水不多，当时勐满地区也未设有收胶站，人们只得将胶水凝固为废胶，积攒十数天后骑自行车到20余公里外的勐捧镇出售。因为未能带来显著收益，采割两三年后人们便将这些胶树全部租给了农场私人采割。
1986年，回冷寨的人们再次受到动员种植橡胶，这一次政府事业办代替农场成为动员的主体，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权威色彩让回冷寨的人们在此次的种植动员中表现出积极的响应。全寨的家庭都参与到了橡胶的种植中，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能力，各家种上了十余亩至三十余亩不等的胶林。在此之外，回冷寨也组织各家将尚未开垦的林地改种橡胶，由集体贷款购买胶苗，这片胶林便是回冷寨日后“办厂”的地方。这是回冷寨中第一次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此次橡胶的种植也成了日后回冷寨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颠覆性改变的发端。
“1994年国家开放了天然橡胶的经营与销售权，由此极大刺激了西双版纳民营橡胶的发展”[16]，1995年，勐腊县政府便在全县范围内启动橡胶种植的“153”工程[17]。在此之前回冷寨的集体胶林早已超过300亩，于是扩植胶林的任务便主要落到了各个家庭上。此时，1986年种植的胶林已开割，逐渐走高的胶水收购价格也让他们意识到从事橡胶种植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回报。于是在1996年的重新分配种植中回冷寨的人们大多都尽可能地将自家的山林全部改种胶树，寨子中种植面积超过50亩的家庭大有人在。通过“153”工程的实施，这一时期植下的胶树与1986年植下的胶树共同构成了回冷寨人们胶林最为主要的部分。
进入2003年，在国家取消农业税的同时，“153”工程中所植的胶树也进入了开割期。连同1986年所植胶林，两片胶林的胶水采割完全满足了回冷寨人们的日常开支需求，与粮食种植相比还能够有不少富余。于是人们大多放弃了坝区田地的营生，将田地出租后都将胶水采割视作赖以为生的生产方式。从此，卖胶水、吃地租[18]成为回冷寨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来源。土地的出租也让他们的生产活动完全围绕着胶树展开，来到坝区30余年的回冷寨人们再次回归山林。
但此时回冷寨人们面对的情景与山地游耕时期相去甚远：胶林取代了旱谷，过去砍坝烧荒、点种、徒手收谷的景象也只存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而且与过去他们生计特征的形成来自族群竞争和对特殊地理条件的适应不同，回冷寨的人们在获得山林后经历的由粮食作物种植到甘蔗、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的转变是他们为满足自身生活需求所进行的主观选择，但地方社会中所存在的农业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也对回冷寨人们在山地农事中做何选择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地方政府在村寨主体和市场规律之外成为推动回冷寨人们改变生产方式的又一种力量。
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导致的结果是地方社会中生计方式的同质化，而对扩大家庭收入的需求及地方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引导也都让地方社会中属于不同族群的农事生产主体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内容相同的农事活动中，此后，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而进行的生计方式的调适也从族群性的特征演变为地域性的现象。因此，当回冷寨的人们放弃水田种植的同时，同样获得了山林的傣族群也将自身的生计重心逐渐向山地转移，并经历了与回冷寨的人们相同的由稻蔗并重到租田割胶的生计方式转变路径。
当回冷寨的人们通过借鉴当地傣族群的生产方式而在生计特征上与之相一致后，两个族群对地方性生产活动的共同参与则让克木人与傣族群又经历了相同的生计变迁过程。对坝区自然环境的适应让回冷寨的人们以水田稻作取代游耕从而在生计方式上与傣族群实现了一致，生计方式的地域性调适则让两个族群在生计方式变迁的趋势上都保持了统一，最终的结果便是在生计特征上回冷寨的人们与地方社会中的“他者”———傣族群间再难找出明显的不同。而受限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市场化的持续性，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克木人与傣族群间在生计方式上的同质化趋势也将长时间地存在。
此时，市场规律及政府的调控取代了客观自然环境成为引导两个族群在生计方式上同质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择生计方式的主动权的丧失是导致克木人与傣族群在生计特征上趋同的根本原因。
然而，过去作为差异性身份内涵的传统生计方式已被替代，但为生计特征所建构的回冷寨人们的族群身份并未随之发生改变，曾经实际存在过的生计方式差异依然在回冷寨人们的观念中维持着两个族群间的边界。因为他们过去有过“住山上、种旱谷”的经历，所以获得了如今依然能够与傣族群相区分的克木人身份，大部分的回冷寨人们依旧以此来表达他们自身族群身份的独立属性。
（三）田地生业变迁中的文化调适
从山区迁移至坝区的举措不只让回冷寨人们的生计方式在适应新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向傣族群的借鉴，并且在对地域性经济活动的共同参与中实现了变迁过程的一致。作为族群文化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生计方式的变迁必然引起与之相联系的诸多文化事项的改变。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更多与生计相关的新文化元素被借鉴到了他们的族群文化系统中，而在新环境中已不具备功能性的文化传统及与之相连的文化系统则被人们放弃，最终表现为回冷寨人们生活习惯的显著改变，而生活习惯的改变也让族群文化体系中传统文化事项的生存空间和传承路径由此萎缩甚至为新的地域性文化元素所取代。
回冷寨的人们为应对生计变迁所进行的文化调适总体上依然体现出同质化于地方性社会文化的特征。在生计方式之外，回冷寨人们与傣族群间更多的社会文化元素都表现出了无差别化的特点，导致的结果便是更多属于克木人身份内涵的社会文化特征不再能够对身份独立属性的维护发挥积极作用，回冷寨人们身份内涵无差别化的现象更为明显。
1.生活习惯的趋同
山地游耕时期，旱谷是回冷寨人们主要的种植作物，但旱谷极低的产量在大部分情况都不能保证他们的温饱。为了尽量补足食物需求上的不足，回冷寨的人们也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以旱谷为主要种植作物的同时，更多的粮食作物种植也围绕着旱谷地而展开，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种作物便是芋头、山药和红薯。
红薯夹杂在旱谷间一同种下，红薯藤蔓匍匐在地，与向上生长的旱谷种植在一起并不会抢夺光照资源。山药需要向上攀缘生长，只能在田地四周种植，借助田地边缘的林木攀爬以避免对旱谷的荫蔽。芋头则种植在沟箐、小溪边等水源充沛之地。这三种作物与旱谷同时播下、一同收获，在回冷寨人们缺粮的时节成为他们重要的口粮补充。
从事水田农耕后，潮湿、平坦的水田不适宜红薯和山药的生长，回冷寨人们渐少种植这两种作物，只在田埂、沟渠边补种一些芋头。此外，国家的粮食返销政策也让他们在面临缺粮问题时只需依靠政府援助便能渡过这一难关。而且在粮食收购的大背景下，稻谷的种植和向国家的出售是回冷寨人们唯一能够获取大量现金的渠道。于是定居于坝区的回冷寨人们选择将稻作作为他们维生和获利的主要手段，由此带来的影响便是作物种植种类的趋于单一。
坝区生活导致的作物种类单一的另一表现在于回冷寨人们不再从事棉花种植。山地烧荒时回冷寨人们习惯于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地之外另开辟出单独的山地用于种植棉花，因为他们不擅纺线织布，而傣族群居住的坝区水田环境又不适宜棉花的生长，他们便可以此同当地傣族群交换衣物。进入坝区后回冷寨人们也随之失去了适宜棉花种植的土地，而地方市场的商品经济化也让他们在衣物的购买和样式的选择上具有了多种可能，棉花的种植对于回冷寨人们来说也不再是必需。
远离了山林，回冷寨人们耕猎并重生计来源也转向了对农耕的完全依赖。他们无法再像定居山地时那样轻松地从山林中获得足够的肉食，居住格局的转变让狩猎转变为回冷寨人们闲暇时的娱乐。狩猎技能也逐渐为回冷寨的人们所淡忘，年轻人早已不知如何辨识兽迹、追踪野兽，寨子中也再少听到人们谈论山林中狩猎的趣事。居住于坝区也减少了回冷寨人们的肉食来源，除了家中饲养的禽畜外，便是来自村落周边河沟和田间的鱼虾、蚂拐等水生动物资源。但随着农药、化肥在当地农事种植中的应用，能够满足肉食所需的水生动物也渐渐绝迹。肉食不能自给后，回冷寨人们开始依靠市场去获取蛋白质以满足日常需求。
来到坝区后，地域性的生计类型和经济模式也让回冷寨的人们和周边的傣族群在生产规律上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在种植水稻和甘蔗的时期，地方社会中的人们都沿袭着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的传统耕作习俗，而当橡胶种植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后，回冷寨的人们和傣族群的生产习惯与规律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日落而作、日出而归成为他们普遍的劳作习惯。无论在何村寨，只要是割胶季节，每天凌晨都能看到各家的青壮劳力戴上头灯、腰插胶刀、骑上摩托、挎上胶桶离开寨子，夜半的胶林中灯光星星点点，割胶工作持续至黎明。收完胶水，便要在凝固之前出售。于是清晨公路沿线的收胶点人头攒动，公路上则是带着疲惫与笑容、驮着空胶桶返家的人们。直至正午，公路上才没有了割胶人的身影。
从回冷寨人们的角度来看，与居住在山地时期相比，他们的粮食作物种类、饮食来源以及生产规律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并在与周边“他者”经历着共同的适应过程中表现出彼此间无差别化的趋势。而传统的生计内容已经同他们的日常生活轨迹相分离。但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回冷寨人们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转变则是与坝区世居族群所具有的普遍生活习惯相吻合的过程。通过这一转变，克木人与傣族群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补性逐渐减小，相应地，两者间的同质化程度则进一步加深。
2.技艺传承空间的萎缩
在因生计方式改变而导致的生计及相关社会文化特征随之演变和更替之外，回冷寨的人们为适应新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特征而进行的生计调适也从客观上缩小甚至阻断了文化传统承继和生存的空间，过去那些几乎人人都熟知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技能如今在年轻人中已被淡忘，伴随着代际传承的中断，原本可以在克木人身份特殊性说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特质也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接受了水田稻作以后的回冷寨人们也将耕牛视为必要的生产工具而开始大量饲养，除了在春耕、秋收时将之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来源外，家中数量可观的耕牛也需要人们付出额外的人力加以照管。成年人忙于农事生产，平日里照管耕牛的任务便由家中老人、小孩这样的“半劳力”承担。
每天清晨，只需将不参与农事的耕牛放至无人耕种的荒地、沟箐等地让其自由取食青草，傍晚再牵回牛圈即可。除此之外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因而适宜老人和小孩这样无法在农事活动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家庭成员，且在牧牛的间隙他们还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可以打发，也为牧牛人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计活动提供了条件。
每天放牛时老人们总会带上几件尚未制作完成的饭盒、簸箕、鱼篓等竹器出门，将耕牛放至一片荒地后便找寻一个荫蔽凉爽的地方开始编制手中的活计，隔上一段时间再起身查看耕牛是否走远。编制竹器是回冷寨男性成员必备的生活技能，家中几乎所有的竹器都是老人们在放牛时编制完成。放牛的孩童则更为自由，但在玩耍之余向老人们学习竹器技艺也是孩子们必须的经历：“以前我们是小娃娃的时候跟老人在，一起去放牛的时候就跟老人学编，想要学要先帮他们砍竹子才教给你，你不听话老人还不教。”[19]
对于孩子们的请求，老人们往往不会拒绝，但他们也不会主动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后辈，“他们（年轻人）找来学就教给他们，他们不来找就不教”[20]。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冷寨人们的幼童中主动向老人们学习竹器制作技艺也是普遍的风气。“我们小的时候上午读书，下午不上课就去放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场（一伙）人以前在一起放牛，就跟老人学、看老人编，老人不编休息了我们就拿去接着编了玩，老人在旁边教你，编着编着就会了，个个都学得会。”[21]
在有牛可牧的年代，在放牛间隙幼童向与其一同放牛的老人学习竹器制作技艺不但是回冷寨人们中的“半劳力”参与家庭生产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他们竹器制作传统在代际传承的唯一形式，如今寨子中还懂得制作竹器的中老年人全都有过在放牛时向同行老人学习相关技艺的经历。
然而随着生计方式由稻作向橡胶的转变，耕牛也从生产劳动中的必需转变成了家庭生活中的“累赘”而逐渐从回冷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不再放牛的老人们回到村寨中协助子女们的农事或继续编制竹器补贴家用，但过去那些身为竹器技艺“继承人”的孩童们则被学业所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一旦毕业之后又要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父母们一同从事农事，再无时间去向祖父辈们学习如何制作竹器。
此外，地方社会的市场化也让大量能够在功能上代替竹器的商品流入当地，这些商品外观精巧、坚固耐用的特征更为年轻人们喜爱，他们宁愿花钱购买也不再愿意使用出自老人们之手的竹器。随着物质商品一同流入当地社会的还有多元的娱乐形式，如今的年轻人们在闲暇时更愿意以KTV、桌球甚至打牌等方式打发时光，而不再有人愿意向老人们学习竹器的制作。
年轻人们不想学、老人们也不主动传授，竹器制作技艺的传承机制便在耕牛的消失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中失效。虽然部分年轻人也意识到作为文化传统的竹器技艺传承的必要性，但他们多以“现在没有时间”“等自己老了不做农活时再向老人们学习”为借口搪塞。而且历史上以竹器为媒介，克木人与傣族群间的日常生活需求得以互补，傣族群的宗教仪式离不开克木人的竹器，而制作竹器是克木人能够同傣族群交换现金或其他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借助于竹器的交换，族际的良性互动得以维持，是否擅于制作竹器也是两个族群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但在当前的情势下，随着回冷寨中掌握技艺的中老年男性的逐渐老去，回冷寨人们的竹器制作技艺终将停留在老人们的手中，两个族群间又将缺失一个用于区分彼此的传统依据。
除了为竹器的制作和技艺的传授提供特定的空间之外，神话传说的传承也大多在放牛的同时实现。神话传说的传承时空不仅是在夜间围坐火塘的闲谈时，放牛时在跟随老人们学制竹器的同时老人们口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吸引着好奇的孩子们。
将牛放去吃草后老人们开始编制竹器，随行的孩子们便缠着老人们顺带给他们讲故事，就在这样的场景中那些关于克木人从何而来、他们的祖先如何占据一方，以及祖先和傣族群间征战的故事便为孩子们所知，那些构成了克木人身份意义的历史素材也由此在代际传承。而当这些孩子们成为老人，同样的故事又将在放牛时再次为人们说起。可见，对于没有文字的回冷寨人们，放牛的劳动也为口头传承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空。
但不再放牛后这一口头传承的空间也随之萎缩，在日常生活中回冷寨的老人们再难找到充裕的时间将那些神话传说从头说起，孩子们只能听到只言片语。最终的结果便是在年轻人中对于族群代表性神话传说只留有只言片语的记忆，作为身份意义传统来源的起源神话在年轻人的观念中也逐渐失去了表述克木人身份独立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