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刑 罚
在光绪后期清政府实行刑律改革前，清代的刑罚包括笞、杖、徒、流、死五刑，以及枷号、充军等。在此期间，租界则有华界所无的罚做苦工、罚金、监禁等刑罚。租界是中国较早以罚做苦工、罚金和短期监禁来部分取代笞、杖、枷号等身体刑，并以长期监禁来取代徒刑、流刑的地方。
罚做苦工是西方国家一种传统的刑罚。清代法律规定的主刑中没有罚做苦工的刑罚。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在发配至本省驿站等处服刑时虽也要做苦工，但徒刑是重于笞、杖的刑罚，刑期至少一年，最后须由总督或巡抚来定谳。1856年7月，上海知县同意英国领事要求，将一些有“不太严重”违法行为的华人罚做苦工，去修筑上海英租界内的道路等。1864年5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后，该衙门继续采用这一刑罚，至年底在受审的1 326名华人中被罚做苦工者达104人。[75]罚做苦工者被强制去从事租界市政工程中的强体力劳动，包括筑路、开沟、挖河泥、砸石子等，每天做工十多个小时。刑期多为数日，通常不超过一个月。做工时，他们被扣上铁链，二三十人拴成一串，即便有风雨烈日，也不能稍避。每天的食物，只有冷饭三小碗，到夜晚才能喝上冷水。外籍看守又时常虐待、打骂，致使他们受到的折磨超过枷号。[76]1865年秋，该租界工部局急需大量劳力，又称移送上海县衙的华犯常常通过贿赂来减轻责罚，建议外国陪审官将本应送交上海官府惩处的华人留在租界受罚，致使更多华人被罚做苦工，受罚时间也有增长的趋势。当年9月，该理事衙门审判179名轻罪犯人，被判在租界内罚做苦工者达35人；10月，217名轻罪犯人中被罚做苦工者达75人。[77]
1865年10月，华人戴润之误买了被认作赃物的一些杂物，被罚做苦工两个月，旋因遭看守虐待等而死亡。上海道应宝时因而拟“永远停止”这一加诸华人的“外国之刑”。英、美领事等人辩称，戴某之死非因做苦工，并列举实施此种刑罚可降低犯罪率等种种益处，使应宝时同意与他们共同订立规范此种刑罚的章程。这一《会审公堂罚做苦工章程》规定，罚工之期，为三天至三个月。对犯有抢劫、偷窃、窝赃、勒索等罪行者才可不经上海道允准即罚做苦工。不得罚18岁以下、45岁以上的男犯及所有女犯做苦工。对于未通过医生体检者，不得罚做苦工。犯人劳动时间为每天六小时，凡遇恶劣天气即停止工作。犯人主要应由华捕看管，华、洋巡捕都不得殴打。同时，该章程还对犯人的伙食、衣被和卧具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中伙食为每日三餐，共供给米饭一斤，小菜四两，间日加给鱼、肉各二两，并随时供应茶水。[78]
该章程施行后，苦工犯待遇得到改善。因其中不少人难以承担高强度的劳动，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认为使用苦工得不偿失。1868年，驻沪领事团要求上海官府予以补偿。上海道应宝时以苦工不是中国刑罚，苦工地点也在租界之中，拒绝补偿。1869年4月该租界会审公堂成立后，署任的上海道杜文澜命令公堂委员不再判罚苦工。[79]此后，该会审公堂不再将苦工作为主刑，但仍常将其作为对判处监禁者的附加刑。因《苏报》案而被该会审公堂分别判处监禁两年或三年的邹容、章炳麟也都被罚做苦工。这种附加刑也适用于在该租界内违反租界章程及犯罪的外国人，他们也会被相关的领事法庭等判处监禁并罚做苦工。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章程》附则规定，中外人士如在界内违章携带利器，可监禁一周，同时罚做苦工。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的附则几乎照抄了这一规定。不少专管租界《土地章程》等规章也有类似的规定。汉口英租界《土地章程》的附则规定，任何人非法携带枪炮、刀剑等各式武器入界，或在界内非法发射火器，可科以罚金或监禁一周，并可同时判罚苦工。[80]
罚金也是西方国家一直采用的财产刑，在当时的中国也被称作“罚银”“罚锾”“罚款”等。中国古代已有此刑，但清代原有的刑罚没有罚金。中外人士在租界内犯了轻罪及违反租界章程，都可能被中外会审公堂或外国领事法庭等判处罚金。这种刑罚在上海租界形成之际即被引入。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擅自修订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在上海租界内用易燃之物起造房屋，或存储硝磺、火药等易于着火的危险物品，初次罚银25圆，如不改移，每日加罚25圆，再犯随事加倍。如果起造房屋时脚手架及砖瓦、木料等货物阻碍道路，所建的房檐过分伸出以致妨碍行人，在饬知后不改，每月罚银5圆。如有堆积秽物，任凭沟洫泛水，施放枪炮，放辔骑马、赶车，以及肆意喧嚷、滋闹等“一切惹厌之事”，每次罚银10圆。[81]至1869年，经修订的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章程》则将违反该章程罚金的上限提高到300银圆，并明确规定违反其42款附则中的18款，都会被罚金，还将用易燃材料建造房屋、存储易燃危险物品的罚金数额，调整到第一次不超过250银圆，第二次不超过500银圆。[82]其他租界的基本章程或行政规章也都有不少科处罚金的规定。在广州、厦门等英租界，让牛、马在界内乱走，将罚5银圆以下。在镇江英租界，屋主或租屋者如允许在其房屋内开赌，罚金可高达500两白银。[83]在汉口法租界，破坏公共道路，公共场所的树木、照明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将被罚银一至五圆。至20世纪20年代，在该租界更多的违章行为将被科处罚金，其中在公共场所有伤风败俗的可耻行为，虐待动物，夜间发出影响市民休息的噪声，擅自燃放鞭炮、烟花，违反交通规则，随地大小便，妓女在街上挑逗或从他人房里拉客，所租土地没有填筑到规定的标准，轻则罚数圆、数十圆，重则要罚上百圆；擅自捕人、审讯，存储足以危及公众安全的易燃、易爆物品，擅自征收捐税等，罚金可达1000圆。[84]在不少租界，租界当局每年要对不少中外人士科处罚金。在汉口德租界，1910年、1914年、1916年的罚金收入分别达白银707两、4754两、2823两，分别占当年工部局总收入的1％、12.6％、6.6％。[85]在天津俄租界，1915年、1920年的罚金收入分别达1410圆、690圆，分别占当年工部局经常收入的1.5％、1.1％。[86]
1864年，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后，受外国陪审官主导，该衙门也以罚金来部分取代笞、杖、枷号等刑罚。至同年底，该衙门审判华人1326人，其中笞责363人、枷号55人、科处罚金192人。[87]在上海等地租界相继设立会审公堂后，罚金继续作为这些公堂最常用的刑罚之一。1888年，被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科处罚金的华人达2486人，占被审判者一半以上；1899年，除去众多以不洁车辆揽客的人力车夫等人外，被科处罚金者超过2万人，占被审判者的80％。[88]
1905年，正在改革刑律的清政府下令将笞、杖、枷号等身体刑改为罚金。罚金这种较为文明的财产刑遂从租界地区扩展到了中国各地。次年，刑部为上海租界会审公堂适用刑罚专门制定章程。此后，上海等地会审公堂废弃笞、杖等刑，将笞五十以下改为罚银五钱，以上罚三两五钱；杖六十以下罚五两，每一等加二两五钱，以次递加到杖一百改为罚十五两为止。无力完纳罚银者则折为做工，罚银一两折做工四天，递加至罚银十五两折做工六十天为止。于是，在上海租界做工正式成了可替换罚金的惩罚方式。[89]
监禁也是当时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刑罚。清代原有的刑罚也没有监禁。在租界形成后，这一刑罚也很快被移植过来。1866年的天津英租界《土地章程》便有英国籍的商船船长、船员等如将枪炮和其他危险武器带入该租界，或有英国人在码头和道路上疾驰车、马从而制造骚乱，都可被监禁一周的规定。[90]此后，诸多租界都有类似的规定。于是，租界开辟国的领事法庭等外国法庭常对在租界内违反了这些规定直至犯了轻罪的本国人士判处短期监禁。对于判处罚金而不能支付者，这些法庭也会将他们改判监禁。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于1864年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于采用罚金、罚做苦工等刑罚后，也开始判处华人监禁。[91]在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设立后，经外国陪审官操控，这一仅有权发落枷号、笞、杖以下罪名的会审公堂不仅对违反租界章程及犯有轻罪的华人判处短期监禁，即是以监禁来部分取代枷号、笞、杖等刑罚，还明显逾越其审判权限，对犯有重罪的华人判处数年，直至十年、二十年长期监禁，甚至永远监禁，即是又以监禁来取代清代附加杖责的徒刑、流刑和充军。1904年，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即被该租界会审公堂判处十年监禁，并罚做苦工。[92]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的会审公堂也将违反租界章程及犯法的华人判处监禁直至长期监禁。
1903年，清政府开始改革刑律，于当年对判处徒刑、流刑及充军的犯人不再发配，改为在当地服役。1905年，清政府又废除对军、流、徒罪所加的杖责。这样，不再被发配的徒犯与一般的流犯、军犯所受的刑罚，已近似于被租界会审公堂判处监禁并罚做苦工。
在租界内违章、犯法而被判处监禁的华人和外国人有些被关押于设在租界的监狱之中。设在租界内的监狱可分为四类，即外国法庭附设监狱、租界巡捕房附设拘留所、会审公堂附设押所和租界当局所辖监狱。位于上海租界的英国、法国领事馆，位于天津英租界的英国领事馆，位于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的英国领事馆都较早附设监狱，主要关押被本国领事法庭判处短期监禁的本国违章及轻罪犯人。1870年，英国人还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厦门路建成高3层、有70多间牢房的英国高等法院监狱，用于收押中国各地英国领事法庭判刑的犯人，并代押一些其他国家的犯人。1906年，位于公共租界的美国驻沪领事法庭改为美国在华法院之后也曾附设上海美国监狱。除英国籍的犯人外，刑期较长的在华外国犯人通常要被押送至设在该国远东殖民地或其本土的监狱去服刑。在上海租界和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判处监禁的华人也都被关押在界内的监狱之中。起初，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判处监禁的华人都被收押于上海县监狱。因他们常在刑满前被释放，英国陪审官屡次提出抗议。自1875年起，该公堂因附设押所面积有限，被判处监禁的华人多由原本只收押候审者的工部局巡捕房收押。1900年，中央、虹口、老闸等7个巡捕房的拘留所关押候审及判刑的华人超过1.2万人次。[93]在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八仙桥、小东门巡捕房的拘留所都曾监禁大批华人。其他租界的巡捕房也多附设拘留所。上海租界巡捕房附设的拘留所一直人满为患，因而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度租用英国高等法院监狱北侧，又于1903年启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又称提篮桥西牢。上海法租界也于1911年建成由公董局警务处管理的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监狱。在此期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在迁至北浙江路新址后也重建了押所。这批新建的监狱都规模较大，设施及犯人待遇等均稍优于华界内的中国监狱，不再像华界以往的监狱那样常将有罪与候审、重罪与轻罪、屡犯与初犯者混押一室，有些还设有犯人的劳动工场。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监狱落成于1908年，被该租界会审公堂判处5年以下监禁的华人都被收押于这一监狱。厦门官府后来认识到此种情形“有忝国体而丧主权”，曾拟建造监狱和待质所于会审公堂后园，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施。[94]汉口洋务会审公所位于靠近英租界的华界，附设监狱也位于华界，也用于收押被汉口5个租界会审公堂判处监禁的华人。
除了罚做苦工、罚金、监禁等刑罚外，中国传统的笞、杖、枷号等刑罚长期在上海等地租界内施行。由于笞、杖等刑已部分地被罚金、监禁等刑罚所取代，有些外国陪审官又慎用这些肉刑，因此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较少判处笞、杖等刑。有几个英国陪审官只有在罪犯用利器伤人，用武力打劫，袭击老人、妇女、巡捕，以及抢劫儿童，才会同意中国委员使用笞、杖。始自1878年3月下旬的28个月中，他们仅同意该委员在40多个案件中笞、杖人犯，最多打200下，最少打20下，大多打80至100下。该公堂还变通枷号示众办法，将重达数十斤的木枷减至五六斤，将示众地点选在可避日晒雨淋之处，将受刑期间日夜上枷改为白天示众六七小时后取下木枷，并允许受刑者回家吃饭、睡觉。[95]在汉口，情况有所不同。在当地英租界违反租界章程直至犯罪的华人大多是贫民，他们无钱支付罚金，该租界会审公堂对他们多判处笞、杖、枷号等刑罚。1903年，该租界巡捕房共拘捕华人1 522人次，被判处笞、杖者976人次，判处枷号者87人次，其中一名惯骗犯在被笞责400下、枷号10天后，再被押送夏口厅去受进一步惩罚。[96]由于不少会审公堂都设在领事馆内，笞、杖、枷号等刑罚都不当堂发落。在上海法租界，在清末时会审公堂仍设在法国驻沪领事馆内，被判处笞、杖等刑罚的华人便由八仙桥等处捕房收押，通常即于次日在捕房内实施这些刑罚。在汉口，清末时被各租界会审公堂判处笞、杖等刑罚的华人也在位于华界的巡查洋街委员公所受刑。[97]
此外，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很少实施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惩罚。租界系有别于周围华界的“独立王国”，有些危及租界安全之人也会被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较之被判处监禁、罚金等罚的人数，在一些租界被判驱逐出境的人数还是相当有限的，在汉口英租界，在1903年至1905年的3年间，被驱逐出境的人数分别为2人、6人和4人，分别占当年该租界会审公堂审判人数的0.13％、0.54％和0.32％。[98]
租界内实施监禁、罚金、罚做苦工等当时中国所无的“外国之刑”，是中国的主权在租界内受到损害的又一体现。不过，较之清代的刑罚，这些刑罚较为文明。自清末刑律改革时起，中国传统的凌迟、枭首等酷刑被陆续废除，中国的刑罚开始与世界接轨，租界内外刑罚的差异也在逐渐消除。
从总体来说，因租界内的华人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在租界内并非实行与华界完全不同的司法制度。相对而言，从鸦片战争后租界开辟时起至光绪后期，租界的司法制度与华界的差异较为明显，此后差异则有所缩减，其中包括原来在租界内实施的罚金等刑罚被推广到华界，原来活跃在租界内法庭的律师也登上华界的法庭，特别是上海、汉口和厦门三地租界的中外会审制度也都陆续终止。至20世纪30年代，即租界行将被中国全部收回的前夕，租界司法制度与华界的差别主要只体现在拘捕方面。
【注释】
[1]在此期间，在中国也有极少数区域不实行领事裁判权，如清末陆续出现的胶州湾、旅大、威海卫等五个租借地。
[2]张彬：《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制度及其运作研究（1854—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50、156页。
[3]［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80页。
[4]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North-China Daily News&Herald，Ltd.，Shanghai，1925，pp.47，85，86；［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301页。
[5]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十四，页二十六。
[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51、52页。
[7]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18，英国驻天津领事呈直隶总督申陈，同治九年八月初一；FO 228／1692，丹徒知县等为稽缉匪徒所出拘票，光绪三十四年。
[8]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5页。
[9]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302页。
[10]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6、67页。
[11]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Tientsin，1898，Article 21.
[12]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0、19页。
[13]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Russian Concession at Tientsin，1912，Article 15.
[14]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Chinkiang，1894，Ar ticle 27；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Kiukiang，1902，Article 10.
[15]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Russian Concession at Hankow，1903，Bye-Laws，Ar ticle 29；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Russian Concession at Tientsin，1912，Ar ticle 15.
[16]Gemeindeordnung für die Deutsche Niederlassung in Tientsin，1905，§33；［日］今井嘉幸：《中国国际法论》，李大钊、张润之译，健行社1915年版，第157页。
[17]［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80、284页；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Tientsin，1898，Article 21。
[18]［英］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文处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1年版，第339页。
[19]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90页。
[20]Frank E.Hinckley，American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the Orient，Washington，D.C.，1906，p.46.
[21]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49、373页。
[22]［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150、301页。
[23]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Kiukiang，to British Chargé d'Affaires，Peking，May 31，1906。
[24]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第102、103、135、136页。
[25]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Chinkiang，1894，Ar ticle 27；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Kiukiang，1902，Article 10.
[26]Regulations of the Russian Concession at Tientsin，Judiciary Regula tions，Article 2.
[27]Italian Concession in Tientsin，Building Regulations，1923，Ar ticle 11.
[28]［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80页；Règlements d'Organisation Municipale，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Hankéou，1898，Article 14，15；Règlement Municipal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Tientsin，1908，Ar ticle 23。
[29]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88、389页。
[30]Frank E.Hinckley，American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the Orient，pp.43，47，50.
[3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99页。
[32]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91页。
[33]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248、249页。
[34]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287、301页。
[35]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37，Letter from Senior Consul and Consul for Germany at Amoy to Dean of the Diplomatic Body，Peking，January 16，1912；January 23，1914。
[36]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92页。
[37]何丙仲：《鼓浪屿公共租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38]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301、302页。
[39]何丙仲：《鼓浪屿公共租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40]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37，Letter of Bri 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April 4，1912；The Hankow Court of Consuls Regulations，1914。
[41]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302页；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March 29，1906；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第137、138页。
[42]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74、375页。(https://www.daowen.com)
[43]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20，《会审公堂罚做苦工章程》，同治四年十一月。
[44]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p.53，54.
[45]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76页。
[46]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53.
[4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9、270页。
[48]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Report，1888，p.37；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Report，1889，p.53；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1899，p.49.
[49]［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301页。
[50]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十四，页二十六；姚之鹤编：《华洋诉讼例案汇编》下册，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729页。
[51]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17，江汉关监督致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FO 228／1065，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Hankow，to Bri tish Minister，Peking，January 21，1891。
[52]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82，江汉关监督致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FO 228／2128，Telegram of Bri tish Minister，Peking，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March 29，1906；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 tish Minister，Peking，March 29，1906。
[53]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86；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66页。
[54]［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55]侯祖畬修、吕寅东等纂：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一，1920年版，页七。
[56]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Fonds Pékin Ambassade，série A，Carton 204，45-A-2，La cour mixte dans les concessions etrangers a Han-K'eou，1861-1911；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March 29，1906；［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刘鸿枢等译，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第504页；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口租界》，第23页。
[57]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302、458页。
[58]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563，Principles Laid down by the Consular Body at Tientsi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xed Court；Letter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Tientsin，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December 27，1904。
[5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51、52页。
[60]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十四，页三十二。
[61]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p.121，131.
[62]《观万福华行刺案谳词率笔书此》，《申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509，Report of Charges Coming under the Cognizance of the Shanghai Police Station，May 6，1906。
[63]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692，Memorandum，Enclosure in Mr.O'Brien-Butler's No.18 Despatch of May 13，1908。
[64]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69—171页。
[65]董枢：《法公董局内各机关的沿革》，《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合订本（1934年6月至1935年3月），第417页。
[66]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37，Letter from Senior Consul and Consul for Germany at Amoy to Dean of the Diplomatic Body，Peking，January 16，1912；January 23，1914。［日］植田捷雄：《支那租界研究》，第747页。
[67]［日］植田捷雄：《支那租界研究》，第748页；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3页。
[68]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鼓浪屿工部局1935年度报告书》（译本），1935年版，第20页。
[69]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页。
[70]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4、63页。
[71]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37，Letter of British Acting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April 4，1912；The Hankow Court of Consuls Regulations，1914。
[7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9页。
[73]Local 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Tientsin and General Regulations for the Tientsin Consular District，1866，Article 16；Regulations of the Russian Concession at Tientsin，Judiciary Regulations，Article 1.
[74]马长林：《晚清涉外法权的一个怪物——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剖析》，《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4期；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第57页。
[75]Appendix B，Calendar of Proceedings in Criminal Cases before the“Mixed Court”，From May 2 to December 31，1864，Repor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1864.
[76]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20，苏松太道应宝时致英国驻沪领事照会，同治四年九月二十日；马长林：《1864—187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苦役制考察》，载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35页。
[77]Monthly Return of Prisoners Apprehended by the Municipal Police Force，September 1865，October 1865，Repor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1865；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册，第519页。
[78]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20，《会审公堂罚做苦工章程》，同治四年十一月。
[79]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3册，第684、693页；第4册，第685、686页。
[80]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Hankow，1902，Bye-Laws，Article 25.
[8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0—82页。
[8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91—407页。
[83]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for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Canton，1871，Bye-Laws，Article 18；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for the British Concession，Amoy，1877，Bye-Laws，Article 13；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Chinkiang，1894，Bye-Laws，Article 9.
[84]Règlement de Police et de Voirie，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Hankéou，1898，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Hankou，Code des Règlements et Ordonnances，1909，p.14；Règlement General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Hankéou），1929，Article 1-174.
[85]《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第259页。
[86]Russian Municipal Council，Tientsin，Report of the Council for the Year Ending December 31，1915，p.23；Russian Municipal Council，Tientsin，Report of the Council for the Year Ending December 31，1920，p.41.
[87]Appendix B，Calendar of Proceedings in Criminal Cases before the“Mixed Court”，From May 2 to December 31，1864，Repor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1864.
[88]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Report，1888，p.37；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1899，p.49.
[89]《刑部奏重定上海会审公堂刑章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5期；《刑部议覆左给谏奏驳上海会审刑章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9期。
[90]Local 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Tientsin and General Regulations for the Tientsin Consular District，1866，Article 17.
[91]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pp.53，54.
[92]《观万福华行刺案谳词率笔书此》，《申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93]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Report，1901，p.51.
[9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厦门的租界》（《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9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Vol.2，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p.488，489.
[96]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Report o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Hankow，January 18，1903（应为1904），Return of Persons Charged during the Year 1903&Return of Punishments for the Year 1903；Hankow Mixed Court Punishments，November 10，1906。
[97]《法租界》，《申报》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Telegram of British Minister，Peking，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March 29，1906；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March 29，1906。
[98]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Report o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Hankow，January 18，1903（应为1904），Return of Persons Charged during the Year 1903&Return of Punishments for the Year 1903；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at Hankow），1904，Return of Persons Charged during the Year 1904&Return of Punishments for the Year 1904；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at Hankow），1905，Return of Persons Charged during the Year 1905&Return of Punishments Awar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