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租界
上海租界是最早形成的租界，也是面积最大，侨民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租界。上海租界是中国所有租界中最典型的“国中之国”。
从上海英商租地开辟至上海租界被收回，这段历史长达百年。上海租界是历时最久的租界。如果以粗线条来进行勾勒，其兴衰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上海租界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自1843年起到1863年止，是上海一个公共租界和一个专管租界并存格局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初十余年，是上海出现英、美、法三块外国人租地及这三块租地演变成租界的年代。在此期间，英国领事率先在英商租地内取得若干属地的行政管理权。英国侨民起初在界内设立的道路码头委员会，还只是市政机构的雏形。上海官府仍能在该租地内行使一些国家主权，特别是管辖界内的华人。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前已是中国国内贸易的重镇。开埠后，因邻近生丝、茶叶这两项大宗外贸出口商品的产地，并享有内河水运之便等条件，上海很快发展成向海外出口丝、茶的重要口岸。1844年，上海已有英商怡和等11家洋行的分行。[1]此后，黄浦江畔出现更多的外商洋行，一批外资银行也陆续在当地开设分行。由于当时实行“华洋分居”，至50年代初，上海的外国人租地内仍人口稀少，只是散居着数量有限的外国人和原来在当地居住的华人以及为外国人服役的仆人。
重大的转折发生于1853年9月之后。此时，小刀会众占领了上海县城，在英商租地附近扎营的清军也在“泥城之战”中被英、美军队和外国侨民组成的义勇队驱离，上海地方官府完全失去对外国人租地的控制。次年7月，这些租地开始演化成摆脱中国政府管辖、未久被称作“租界”的“国中之国”。在此期间，上海地区成为战场，躲避战乱的中国居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界内华人激增。英国领事等以难民乱搭棚屋，有碍管理和卫生，力图将他们驱逐出去。部分英国商人则认为，人口增加，不仅有利于界内繁荣，还使他们可通过为华人盖造房屋而获取利益。英、法、美等国领事旋即认可此种观点，上海租界华洋杂处格局由此确立。此后，虽然江苏、浙江两省成为清军与太平军反复拉锯的战场，但上海租界则未遭战火破坏。就在上海租界欣欣向荣之际，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受到重创。上海便超过广州，跃居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毗邻上海的苏州也因战火的破坏而衰落，上海又成为长江三角洲货物集散地。1862年4月，上海法租界独自为政。次年底，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形成一个公共租界和一个专管租界并存的局面。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分别成为这两个租界的行政机构。
上海租界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63年，这是它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上海租界屡次扩展，特别是公共租界1899年的大扩展，使其面积增至33503亩，成为中国最大的租界；法租界1914年的大扩展，使其面积增至15150亩，成为中国最大的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还继续开辟越界筑路区。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连同越界筑路区的面积达上海县城面积的数十倍。上海租界的人口也越来越多。1865年，当地的外国侨民达2757人；20世纪初期，超过1万人；1925年，达到3.7万余人。当地华人人口增长得更为迅速。每当波及邻近地区的战乱发生之时，便出现一波华人迁居上海租界的热潮。1865年，入居上海租界的华人达14.6万人，甲午战争后上升到30余万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上升到50余万人，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生江浙战争时又上升到110余万人。[2]虽然在战乱平息后，总有一批避难者返回家乡，但界内人口的增长趋势不变。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也进展迅速。至20世纪初，该租界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包括开阔的柏油路，采用钢桁梁的桥梁，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电力、煤气、自来水的供应，电话、电报的应用，以及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界内建成一大批体现西方建筑艺术的优秀建筑。其中位于黄浦江畔的一长列高楼华屋，构成靓丽的外滩建筑群。在界内还演化出“石库门”里弄住宅。此类中西合璧的联排建筑，逐渐成为上海租界内典型的民居。上海租界因而获得“万国建筑博览馆”的称号。
图27 上海租界迭次扩展图
此时上海租界的兴旺，建筑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其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是主要通过上海租界进行的对外贸易。1868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达白银8754.5万关平两，占全国直接外贸总值的62.4％；1904年，增至32509.1万关平两，占全国的54.5％；1929年增至98868.7万关平两，占全国的43％。[3]正因为如此，当时称上海是中外贸易的心脏。上海租界的零售商业也同步发展，界内出现大批销售洋货和中国传统产品的商店，至光绪后期又在全国率先建成大型百货公司，并在民国初期建成先施、永安等著名的百货公司。东起外滩、西至泥城浜、南至公馆马路、北至苏州河的区域成为上海零售商业中心。位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还发展成闻名中外的商业街。上海租界还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重镇。界内出现大批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上海钱庄业形成以县城为南市、租界为北市的格局。1909年，上海100家钱庄中有77家位于北市。南、北两市洋厘、银拆行情，从各自挂牌，南市要等北市开出后才挂牌，最后发展到南市行情无人关注。[4]界内的中、外银行也逐步增多。至20世纪初已有英资汇丰、美资花旗、法资东方汇理等外资银行的分行，以及德资德华银行的总行；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以及交通、浙江兴业等中资银行的总行。这些银行大多位于公共租界的外滩及其附近，使这一区域成为上海的银行区。此外，界内还出现不少保险公司，以及股票交易机构。在这些银行中，汇丰银行影响尤巨。起初，上海租界内的汇兑牌价由麦加利银行挂牌决定，汇丰银行后来居上，取代了麦加利，后来几乎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而且可对外汇牌价有所操控。中国各地外汇市场和黄金价格要看上海租界，上海租界则以汇丰为准。不过，从1866年起屡屡发生的金融风潮，给上海租界直至全中国的金融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上海租界还成为当时中国航运业的中心。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的中点、长江航运的起点，上海租界又是中国进出口货物最大的集散地，因而外商陆续在上海开设了旗昌、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华商也开设了轮船招商局，从而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连接长江沿岸及沿海各口的中国水上航运体系。同时，上海还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甲午战争前，上海租界内已经出现一批使用西式机器的船舶修造、打包、缫丝、印刷、食品、卷烟等工厂。甲午战争后，上海公共租界内出现多家棉纺织厂，并形成沪东、沪西两个工业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美等国商人和华商在上海租界内建成更多的工厂。这些工厂大多采用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因而其设备与技术也都在中国的工厂中居领先地位。此时的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https://www.daowen.com)
在此期间，上海租界还发展为文化较为繁荣的租界。上海租界面积宽广、经济发达，有较多的谋生机会，又有相对自由而安全的环境，因而中、外文化界人士纷纷入居。具备这样的基础后，上海租界产生磁铁般的效应，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从而使该租界成为全国的文化重镇。他们在界内经营了诸多报社、书局，特别是公共租界内福州路的部分路段更是书局、书店、文具用品店等机构和店铺的集中所在地，因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街，而与福州路相交的望平街则是报馆的云集处，被称为报馆街。这些报社、书局先后创办了《申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点石斋画报》《时务报》《小说月报》等有全国影响的中、外文报纸、杂志，并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李伯元、吴趼人等作家还在入居该租界或在该租界活动期间创作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不少著名的小说，吴昌硕、吴友如等画家则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图画。由于有众多的市民为观众，该租界内建成一批剧院、书场、茶楼，京剧、昆曲、越剧、沪剧、评弹等剧种都在这里得到发展。其中京剧艺术家谭鑫培、梅兰芳等都曾在该租界演出，盖叫天、周信芳等艺术家则长期活跃于该租界的舞台之上。在西方发明电影后未久的19世纪末，外国商民就在上海租界放映电影，并拍摄短纪录片。此后，界内陆续建成多座电影院，并出现电影制片公司，拍摄新闻、风景、戏剧等短片以及短故事片。1921年，由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在租界内的电影院首映。公共租界工部局很早就资助巡捕房的乐队，后来则组建了乐队。该乐队起初是铜管乐队，后来发展成管弦乐队，有一批欧洲音乐家加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上海租界内还出现不少小学和中学，其中包括租界当局所办的学校。1896年，由越界道路连接的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成为上海第一所高等学府，后改称为圣约翰大学。随后，在上海租界内外，又建成多所有影响的大学，界内曾有同济德文医学堂、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界外有交通大学、复旦公学、沪江大学等。在20世纪初期，上海也上升为中国的文化中心。
上海租界的第三个时期，是开始于1925年的动摇时期。动摇上海租界的力量有两股。一股是正在强烈要求收回外国租界的中国民众。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中国出现收回外国租界特别是英租界的汹涌浪潮。上海租界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有所让步，使上海租界呈现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一，基本停止越界筑路。五卅惨案发生后，公共租界当局被迫停止正在大规模进行的越界筑路行动。此后，虽然该租界当局直至1932年仍有延伸越界道路的举动，但从总体而言，上海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来扩展租界的历史已告终结。第二，废除会审公堂。1926年，驻沪领事团非法接管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被交还中国，并被改组为临时法院。1930年、1931年，公共租界的临时法院、法租界的会审公堂被分别改组为上海第一、第二特区的地方法院和作为上诉法院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从此，外国领事在上海租界不再享有会审权和观审权。第三，华人入董工部局、公董局。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相继有华董加入，公董局为四至五名，工部局自1930年起一直为五名。此外，更多的华人出任工部局、公董局各委员会的委员。第四，实行中国政府的某些法令。中国政府除了已能在上海租界实行中国的印花税法、卷烟税法、试行所得税法，从而能向界内华人征收印花税、卷烟税及所得税之外，还得以在租界内的工厂实施中国的工厂法，并由中国政府及租界当局任命的委员共同检查实施情形等。[5]此外，这两个租界的当局还取消了禁止华人进入公园等歧视华人的规定。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租界已与其全盛时期有所不同。
动摇上海租界的另一股力量是日益猖獗的日本侵略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乘机扩展其在公共租界内的势力。1915年，日本人首次入董工部局。1927年，日董增至2名。到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初，这股已钻入公共租界肌体的恶势力便从多方面动摇上海租界。第一，破坏公共租界传统的“中立”政策。在1932年的淞沪战争中，日军将其驻防的公共租界东区、北区及毗连的越界筑路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动则从租界冲出，败则退回租界。英、美等国则已不能驾驭日本，未能使该租界在这场战争中实行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于5年后的“八一三”抗战初期，也进入该租界，攻击在当地驻扎的3000名日军，使该租界在苏州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化为战场，遭到严重破坏。第二，破坏公共租界的统一行政。在淞沪战争期间，日本人已在该租界东区、北区及其越界筑路区为所欲为。此后，日军在当地修筑大批堡垒，构成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核心的工事系统，并在那一带以陆战队取代租界巡捕。这样，当地基本上由日本人控制和经营，该租界工部局对这种情况只得忍气吞声。这一区域因而还被误称为“日租界”，恰似公共租界中的专管租界，“国中之国”中的“国中之国”。第三，胁迫公共租界当局服从其意志。1932年下半年，该租界工部局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其中规定将界外马路交还中国，并由双方共同组织特别警务机关来进行管理。日方就声称，特别警务机关应由日本人负责，否则，日本就保留界外马路的警权，并退出工部局。结果，这一协议只能作废。此时，公共租界在事实上已被日本侵略势力瓦解为两个部分。
当然，动摇不等于衰落。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受国际经济大萧条的牵累，1932年初又受淞沪抗战的冲击，上海租界的市面不能不有所影响，但国内、国际的多种因素使上海租界并无衰败迹象。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历来与上海租界有着复杂的联系，距南京仅300公里的上海租界便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国民政府在界内设立中央银行总行，并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迁入界内，使上海租界一跃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在此期间，由于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上海租界又成为国际难民躲避政治动荡和种族歧视的桃花源。俄国十月革命后，该租界已经是逃离俄国的“白俄”避难所。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后，又有一大批俄国侨民从东北迁入上海。不久，受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发现上海租界是全世界罕有的无须签证和工作许可证就可入居、工作的地方，将上海租界视为挪亚方舟，纷纷越洋而来。到1936年，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侨民总数达6万人，比20年代中期增加近1倍。其中俄国侨民及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德、奥难民达2万人。[6]在公共租界的虹口一带形成犹太难民的聚居区，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形成俄国人聚居区，并使风姿绰约的霞飞路在其中段又增添了俄罗斯的浪漫风情。这样，直到“八一三”抗战爆发时上海租界的地基虽已震颤，但其华丽的外表尚未被破坏。
上海租界的第四个时期开始于1937年10月底日军攻占上海之时，这是它的终结时期。在四周的华界都被日军占领后，上海租界成为茫茫沦陷区中尚未沉没的“孤岛”。由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以北早已成了日军占领的区域，属于“孤岛”范围的只有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和法租界。“孤岛”时期的初期，中国的政府机构仍在界内办公，特区法院照常开庭，江海关继续向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宣传抗日的报纸杂志也继续出版，致使上海租界如同插入敌占区的抗日基地。日本侵略者极为恼怒，除了屡次派兵进入租界示威，并于1939年春组建日伪特工总部。该总部不久后迁入位于沪西越界筑路区的极司菲尔路76号。这一魔窟中的武装汉奸疯狂袭击、暗杀抗日志士，直至行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利浦等未向日本侵略者贸然让步的西方人士。此时，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势力正在衰退，特别是到了1940年6月，法国已向希特勒德国投降，英国本土也岌岌可危。于是，上海租界当局不得不向日本侵略军节节退让。1938年初，公共租界当局任用大批日本人为工部局官员和巡捕房警官，后来日本人还出任工部局副总董和副总裁。1939年3月，该租界当局与日军订立所谓“维持治安”的协定，允许日本宪兵在界内设立机关，搜捕抗日志士。同时，两个租界当局下令取缔界内一切政治活动，即抗日活动，违者就不予保护。到1940年初，在日伪方面一再挑起流血冲突后，公共租界当局又与汪伪上海市政府订立协定，成立由汪伪控制的“沪西特别警察局”，“共同管理”沪西的越界筑路区。同年8月英军撤退回国后，这一原由英军驻防的区域也由日军入驻，从而在事实上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同年11月，法租界当局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汪伪当局接管该租界内的两个中国法院。不过，即便如此，上海租界仍不同于沦陷区，日本人尚未能实现“代管”上海租界的阴谋，也未能像在华界中那样为所欲为，界内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多少还有些许保障。特别是爱国志士仍能利用租界的环境，与敌人进行斗争，包括刺杀汉奸，搜集情报，采购、运送军需物资，撰写歌颂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的文学作品，并利用由外商注册的“洋旗报”来报道事实真相，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在经济方面，尽管上海租界与内地的交通受到日军的严密监控，处于相对安定状态中的上海租界在经历了短暂的萧条阶段后，便重又恢复往昔的繁荣。深陷逆境的上海租界能摆脱危机，有多方面的原因。上海华界和附近地区的不少工厂都迁入界内，内地的大量资金都流入界内，并有约300万不愿受日寇奴役的民众入界避难，使上海租界有着足够的设备、资金、劳动力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上海租界与外国的海上交通并未被切断。在租界码头停靠的外国商船运入界内所需的粮食、燃料及工业原料等，并将当地制成的产品运销海外各地。形成此种经济格局后，界内工厂的数量、工人的人数都超过战前，棉纱、生丝等产品的出口量也都超过战前。到1939年，上海租界进入有史以来极度畸形繁荣的阶段。[7]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更多国家，海外原材料的采运、界内制品的外销都越来越困难，致使上海租界的对外贸易逐渐萎缩，于1940年下半年起出现产品滞销、工厂停工等景象。上海租界从畸形繁荣的顶峰跌落，面临的已是难以预卜的暗淡前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上海的“孤岛”地区沉没了一半。由于纳粹德国为了维护其在上海的利益，要求日本不要急于改变该租界的现状，以保持上海租界国际都市的面貌，日军一度决定在当地“维持原状”，依旧通过工部局来进行统治。[8]当然，对于担任工部局总董、董事及各部门负责人的“敌侨”，日军迅速进行清洗，而由日本人和汪伪汉奸来取代。同时，日军在当地实施所谓的“取缔政治恐怖办法”，即是以普通居民为人质来对付抗日活动，并采取了办理户口登记、编制保甲、限制用电、发售户口米等一系列措施，使租界居民饱尝了日本式“王道乐土”的风味。接着，日军又步步紧逼，侮辱、迫害、掠夺英、美、荷等“敌性国”的侨民，最后又将男性“敌侨”圈禁于设在浦东的“敌侨集中营”。公共租界沦陷后，法租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处境越发困难。只是当地毕竟未被日军正式占领，因而仍有大批中国居民自公共租界迁入法租界。在法租界，本土沦为德国附庸的法国人只能视日本人为“太上皇”，俯首帖耳地服从日军的命令，同意日军在界内设立宪兵队分队部，实行“取缔政治恐怖办法”，并要求中外居民登记户口，编制保甲。这样，法租界也成了地道的准沦陷区。上海租界的弥留状态共延续了一年半。1943年7月30日及8月1日，气息奄奄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终于在汪伪政府“收回”租界的喧嚣声中寿终正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上海租界地区被中国政府正式接收。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上海时为保护当地的高楼大厦，没有使用重武器。直到今日，昔日上海租界内的大批建筑仍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租界的所在地，仍是上海市的中心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