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津租界
在天津，先后出现过九个专管租界，从而成为外国租界数量最多的通商口岸。天津租界的面积和影响则仅亚于上海租界。在中国开设专管租界的国家，在天津也仅在天津都有其专管租界。其中比、意、奥三国在中国只开辟一个租界，这些租界全都位于天津。在20世纪初期的十余年间，天津并存八国租界。
图28 天津九国租界全图
从1860年起，天津租界开始了它的发展时期。在此后的几年中，天津相继出现英、法、美三国租界，租界面积仅小于上海租界，租界数量则超过了于1863年底起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上海租界。这时，天津的这三个租界都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一带，故而也被称为“紫竹林租界”。然而，这些租界所在地段地势低下，填筑费用巨大，海河又水浅弯多，易于淤塞，后来有些英国人认为，未在濒临不冻港湾又不需填筑的秦皇岛开商埠、设租界，而是在天津兴建租界是明显的失策。[9]在天津租界开设之初，多数外商洋行连同美、俄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天津城厢一带原有商业区内。由于天津本是所在地区的国内贸易中心，当地的中英贸易仍得到较快发展。1861年，已有41艘英国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码头停靠，次年增至69艘。[10]英租界内很快建成多座洋行，建成英国等多国的领事馆，还建成俱乐部等娱乐设施。1866年，在天津居住的外国人士共112人，其中部分入居英租界，法租界则仅有1名外商入居，美租界内仍只有华人建造的泥屋。[11]此时，天津直接对外贸易规模有限，当地进口洋货、出口土货大多经上海转口。进口洋货主要有棉布、鸦片以及毛纺织品等，出口土货一度有棉花等物，后为药材等农副产品。经天津转口运往俄国的土产，以汉口等地出口的茶叶为大宗。因出口土产数量较少，天津一直入超严重。1868年，天津直接外贸货值为194.7万关平两，仅占全国的1.4％。[12]
天津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这一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此后，外国侨民心有余悸，不敢再在华界居住，纷纷迁入英、法租界，但荒僻的美租界仍无外国人入居。因界内很多土地迟迟没有租出，不少华人继续在本拟实行华洋分居的法租界内居住。1873年，总办朱其昂等人在书面承诺遵守英租界各种章程后，为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租得英租界土地，在当地设置货栈、码头，以该租界为其在天津的基地，也开启了该租界华洋杂处的局面。[13]此后，驶抵天津租界的船舶几乎都停泊在英租界码头，外商洋行以及轮船招商局又在码头附近建造货物仓库，天津地方官府也修建了自天津城区至租界码头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于是，天津原来的航运中心三岔口漕运码头逐步衰落，紫竹林租界成为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不过，因海河淤塞，较大的船舶一度无法驶抵租界码头，进出口货物只能通过驳船等来驳运。这种状况影响了当地贸易的发展。1879年，在天津租界内外共有来自英、俄、德等国的外商洋行26家，1884年增至28家，至1890年共有47家，直接外贸货值为645.9万关平两，占全国的3％。[14]在此期间，天津英租界设有英商高林洋行、汇丰银行，德商礼和、禅臣洋行等一批洋行、银行，其中还包括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成为各地英租界中最繁荣的一个。界内还建成利顺德大饭店等体现西方建筑艺术的建筑，耗资3.2万两白银的市政厅戈登堂，以及维多利亚道等交通干道。天津的法、美租界仍没有多大变化。从1870年起，法国先是在普法战争中被打得一败涂地，随后又长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对华贸易一直没有起色。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每年抵达天津的法国商船至多只有数艘，有时甚至没有一艘。在这种情况下，法租界尚无兴盛的基础。美租界的情况尤为特殊。1880年，美国政府宣布将该租界“退回”中国。此后，该租界的所在地长期无人管理，不仅经济并未发展，秩序也相当混乱。在第一个时期即发展时期中，天津租界始终是英租界一枝独秀。
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起，天津租界进入第二个时期即全盛时期。甲午战争后，天津德、日租界开辟，英租界也首次得到扩展。在此期间，在英、法租界内出现更多的外商洋行和仓库，界内几无隙地，导致地价飞涨。[15]然而因海河淤塞严重，驶入该河的轮船越来越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天津租界被清军和义和团民围攻，贸易中断。此后，天津被八国联军侵占，俄、比、意、奥租界相继开辟，英、法、日、德租界得到大扩展，天津租界的面积增至天津城的八倍。因美租界所在地正式并入英租界，天津呈现八国租界夹峙海河的局面。同时，海河经疏浚、加宽，并被裁弯取直，更大的轮船得以直驶租界码头，而从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国租界扩展区域内的成片沼泽，使得天津租界的地理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列强又通过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及有关交收天津的换文，迫使清政府平毁从大沽至天津等地的中国炮台，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10公里以内的地区，规定其军队可以驻屯于天津及天津附近诸多战略要地，使得更多的外商放心地在外国军队严密防守的天津租界投资。1910年，天津直接外贸货值增至3853万关平两，占全国的4.6％。[16]由于新设租界及租界的扩展区域中有大批华人，天津租界的人口也大幅增长。1906年，天津租界共有中外居民67696人，其中外国人5 987人，华人61 709人，华人占总人口的91％以上。[17]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大批满族、汉族居民及达官贵人自北京等地进入天津租界避难，界内旅馆人满为患，可用房屋也全部租出。当地人口再次激增。[18]到1912年初北洋军阀为了制造北方局势不稳的假象而策动“天津兵变”后，华界的繁华市区被变兵先抢后烧，化为成片的废墟。只有租界及毗连租界的地段因有外国军队守卫，变兵才未敢劫掠。事后，更多的中国富商大贾托庇租界，一大批名店陆续迁入界内。[19]从此，天津华界的商务急剧衰落，天津租界更趋繁盛，天津租界进入巅峰时期。
当然，天津八国租界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总体来说，设在海河西岸的租界远比设在东岸的租界繁荣。位于西岸的租界中，经济最发达的仍是英租界。除英国洋行外，德、美、日等国洋行也多设在该租界内。在界内的中街即维多利亚道上还集中了汇丰、麦加利、德华、华比、东方汇理、横滨正金等诸多外国银行。在法租界的中街即大法国路，也开设了多家外国银行。这两条中街贯通后成为天津租界的金融街，还被称为“天津的华尔街”。[20]日、法租界占据毗邻天津城区的有利位置，界内零售商业逐步发展，并有诸多妓院等，使得这两个租界逐渐成为畸形繁华的区域。西岸较为僻远的德租界和东岸与天津城区隔河相望的意、奥租界大体属于同一类型。界内商业并不发达。起初，意、奥等国租界内外国侨民甚少，众多当地居民并未迁离，华人占了这些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后来，其主要区域逐步演化成高级住宅区，袁世凯、冯国璋等人在天津的豪宅都位于其中。河东俄、比租界的经济都没有什么起色，只是俄租界邻近天津火车站，界内因而形成脚行多、大车多、货栈多的三多局面。同时，界内也已建成一批豪华的西式建筑。较为僻远的比租界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建设，界内居民稀少，是天津租界中最不发达的一个。[21]
照片20 位于原天津奥租界所在地的冯国璋故居
在这一时期，还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租界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的地位和作用。1900年初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天津的法、英、德租界在5月底成了列强入京卫队的集结地。5月31日、6月2日，先后有两支外国卫队自天津租界开赴北京。6月10日，英国西摩尔中将又率领约2000人组成的特遣队前往北京。此时，天津租界已像个武装的要塞。租界内外驻守着英、法、美、德、日、意等七国军队，共有官兵1643名，火炮14门，机枪3挺。其中俄军最多，达1 332名。[22]未久，清军和义和团民夜以继日地围攻、炮击，使天津租界岌岌可危。八国联军屡次增援，援军达一万余人，其中包括少量奥军。[23]7月12日，大批援军抵达后，被围攻近一个月的天津租界解围。接着，联军攻占天津城、天津机器局等处，又以天津租界为基地，继续进犯北京等地。在这场长达二十余天的天津租界攻守战中，义和团民死伤惨重，清军伤亡甚众，名将聂士成也殉国于租界附近的八里台。八国联军及租界内外国侨民的伤亡也十分严重，其中包括不少军官。租界地区受到很大破坏，大量的建筑被炸坏或烧毁，曾被义和团民攻入的法租界损失尤重。
1914年，天津租界进入第三个时期即动摇时期。这一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英、法等协约国的封锁，中德贸易断绝，德租界陷入严重危机。同时，英、法等国的对华贸易大受影响，英、法等国租界也进入萧条状态。随后，从1917年起的十余年间，德、奥、俄、比四国租界出于不同原因被中国政府陆续收回。天津的八国租界仅剩四个，整个租界地区的面积缩小了约一半。就连最大、最繁荣的英租界也差一点于1927年被交还中国。在这种情势下，其他租界的扩展势头也有所阻遏。特别从1916年起，天津民众还为反对法国人强占老西开地区进行了十分坚决的斗争，使得法国人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显然，全盛时期已成明日黄花，天津租界已经风雨飘摇。(https://www.daowen.com)
在此期间，天津租界还出现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天津租界成了此时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袁世凯死去的1916年到北伐革命军攻占北京的1928年，北洋政府的总统和内阁如同走马灯般频繁更替。下野的失意政客和军阀等人通常都入居天津租界，在这一北京的执政者不敢派兵入界的特殊区域内蛰伏，并在密室中阴谋策划，以便在有机可乘时重返北京，再次粉墨登场。以英租界而言，先后入居的政客，包括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多人，曾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龚心湛、熊希龄等十余人，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及清朝遗老则数以百计。法租界也是如此。特别是该租界有条道路上的一批豪华邸宅，先后成为孙传芳、卢永祥、张宗昌、田中玉、李厚基等十多个下野军阀的公馆，该路遂有“督军街”之称。[24]尤为奇特的是，受到直系军阀压迫的大总统黎元洪竟于1923年6月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实际上是迁往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人们称此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25]
显著的变化之二是天津日租界成了当地动乱的策源地。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30年代初日本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后，驻屯天津的日本军队耀武扬威，在日租界内外活动的日本特务肆意横行，对整个华北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还煽动由他们支持的军阀在界内组织不穿军装、没有番号的便衣队，甚至直接豢养一批穿便衣的武装汉奸。经他们策动，这些亡命徒屡次冲出日租界，冲击中国的军政机关，制造各种事端。规模最大的一次便衣队暴动发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当时为了配合日军对锦州的大举进攻，以及将数年前入居日租界的末代皇帝溥仪转移到东北的阴谋活动，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策动了号称有2000多人参加的暴动。这场被称作“天津事变”的暴动爆发于11月8日晚，一直延续到11月底。起初，日本人企图利用这批手持长、短枪支的汉奸像日军袭占沈阳那样一举占领天津。由于天津市市长张学铭等作了周密的戒备，冲出日租界的便衣队遭到沉重打击。日军就以子弹飞入日租界危及日侨生命为借口，直接参加战斗。他们屡次以机枪、重炮来扫射、轰击中国的保安队和军政机关，并出动装甲车，以配合便衣队发动新的进攻。[26]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奸商还凭借日军的武力，在华北大搞走私贸易，包括鸦片等毒品的走私贸易，以破坏中国的经济秩序，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而天津日租界就是日本人在华北走私的大本营，特别是贩毒、制毒的毒窟。这样，在这十来年间该租界成了华北名副其实的乱源。
照片21 天津日租界内的日本神社
由于动乱频仍，天津的华界很不安全，天津的英、法、意租界进一步成为中国居民躲避兵灾匪祸的避难所。英租界内尽是带有卫生设备的新式洋房，有能力入居英租界者，主要是富绅、大贾、买办等人。到20世纪20年代末，界内已有人满之患。[27]此后，中国居民大量流向法租界，使法租界的人口增至近3万人，并成为商务最为繁盛之地。意租界的商务仍不发达，界内商店稀少，多为较高级的住宅区，至1930年共有中、外居民近6000人。至于没有力量入居英、法、意租界的普通中国居民，只能指望“兔子不吃窝边草”，纷纷搬入日租界，使得当地的华人人口在1930年达3万余人，至1934年又增至33622人，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25人。[28]
天津租界的最后阶段开始于1937年7月29日凌晨中国军队对天津日租界的进攻。7月28日，侵华日军攻陷北平。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天津。驻守天津的中国军警决定先发制人，对日租界及海光寺日军兵营发动猛烈进攻。由于南下的日军迅速增援，中国军警未能攻克日军兵营。天津沦陷后，日租界与沦陷区已无本质差别，成万的中国居民先后逃离。[29]不久，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与日本结为盟国，天津意租界当局与日本占领军沆瀣一气，只有英、法租界成为真正的“孤岛”。在“孤岛”时期的初期，大批中国难民涌入这两个租界。1938年，英租界内的中外居民增至7.2万人，为1930年的近3倍。同时，爱国志士也利用这些租界的特殊环境继续进行抗日活动，租界当局则允许中国的法币继续在界内流通，拒不交出交通银行储存在英租界内的黄金，并且不承认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1938年1月，英租界当局拒绝将一名爱国志士“引渡”给日军。接着，英国驻军又针对日军恫吓，宣布将以武力来抗击日军对该租界的入侵。此时，日本尚不拟与英、美等国开战，就改变策略，先是强迫入居英、法租界的日本侨民全部迁离，随后在同年12月16日对出入这两个“敌性”租界采取限制性措施，甚至干扰对这两个租界的粮食供应。1939年2月9日，日方一度取消这些限制措施，但在一个月后因英、法两方在货币等事项上仍不合作，就在英、法租界周围架设铁丝网，在事实上已对它们进行封锁。4月9日，汉奸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内遇刺身死后，英租界当局又以证据不足，拒绝将所谓的“凶手”交给日方。6月14日，日军就正式对这两个租界进行武装封锁。[30]为了缓和局势，英国驻华公使克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7月15日在东京举行谈判。谈判内容包括治安、现银、通货等三个方面。8月1日，有关治安的谈判结束，英方几乎接受日方的全部要求，其中包括“引渡”程锡庚案的“凶手”，镇压界内的抗日活动，罢免工部局内抗日的职员，取缔抗日的报纸、杂志、图书，双方的警方建立常设的协调机关，等等。不久，因美国反对向日本让步，英国人在随后的谈判中态度趋于强硬，谈判旋告破裂。1940年4月，双方恢复谈判。谈判期间，希特勒德国的坦克正在横扫西欧，英、法军队正在敦刻尔克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撤退。在英伦三岛面临德军入侵的危急时刻，英国决定从华北和上海撤军，因此迅速与日方妥协，同意由英、日驻天津总领事共同封存交通银行的白银，并允许伪联银券在英租界内流通。此时，法国已被德国打败，更没有与日本周旋的余地。6月19日、20日，日、英及日、法分别交换了内容近似的协议批准书。[31]6月20日傍晚，日军解除对英、法租界长达近一年的武装封锁。此后，日本宪兵、警察可以任意出入这两个租界，搜捕“反日本分子”。这两个“孤岛”已沉沦一半。
在这几年中，虽然英、法租界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法租界一度成为天津证券、黄金、物资的投机中心，但这两个租界历经日军的长期封锁，1939年因海河泛滥又为大水所淹，市面毕竟大受影响。经长期填筑后地势较高的意租界未遭水淹，并有靠近火车站等便利条件，反而在这动乱之际得到畸形发展。原来集中在英、法租界的银行、银号等纷纷在意租界设立分支机构。众多的华商陆续在界内开设货栈。其中不少货栈还利用水灾刚过物价暴涨的机会，大搞棉布投机。起初，因为有人在投机失败时投河自杀，意租界工部局曾查禁棉布交易市场，日本宪兵队也曾出面干涉。不久，意租界当局发现棉布交易市场可成为攫取额外收入的利薮，就串通日本宪兵队，将棉布交易合法化。同时，意大利人又全力经营设在界内的赌场——意商运动场即回力球场，在其全盛时期，每天的赌资达20万至30万元，球场可抽头三四万元。该球场因而被时人称为天津最大的“毁人炉”。[32]
照片22 见存于原天津英租界所在地的西式建筑之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天津英租界被日军“极部队”占领，一度被改称为“极管区”。1942年3月，该租界即被“移交”给汪伪政府。天津日、法、意租界一直维持到1943年。其中意租界成了全中国最后被“收回”的租界。收回后的天津租界所在区域于1949年初经历过战火。不过总的来说，当地的建筑群仍大多保存完好。直到21世纪初期，当年的租界地区，特别是海河西南岸英、法、德、日租界和东北岸的意、奥租界的所在地，大体保持着旧日的风貌，并仍是天津市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