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租界
在各国专管租界中，英租界是最典型、最有影响的租界。
首先，英租界开辟最早，数量最多，并是租界多方面制度的始作俑者。19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正是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壁垒。因而此时有首先在中国开辟租界的力量，并迫使清政府承认租界制度的国家，非英国莫属。鸦片战争后的数年间，英国人先后在上海和厦门划定了英商租地界址，并在不久后使这些租地发展成英租界，揭开了中国租界史最初的篇章。从1860年至1861年，英国人挟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之势，又在天津、镇江、汉口、九江、广州、营口划定了英租界界址。因上海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成上海公共租界，营口英租界最终未能建成，英租界仍有六个，在数量方面居各国专管租界之首。此后直至1877年，虽然英国还曾力图在江宁、宜昌、芜湖、温州等地开辟英租界，但均未成功。至此，英国已结束在华开辟租界的时代，而在此时，在中国仅法国另有上海、天津、广州等三个专管租界，其中得到认真经营的只有上海法租界。一度存在的两个美租界或是已与上海英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或是旋即被归还给清政府。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共有十个租界，其中六个是英租界，一个公共租界也以原来的英租界为主，因此，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华的外国租界主要就是英租界。德、俄、日、比、意、奥等六国都要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才取得在中国开辟租界的特权。这些国家应该是通过英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才获知租界为何物，并参照这些租界的制度来建立各自的专管租界。由于开辟较早，英租界都有漫长的历史。最早形成的上海英租界从1843年上海英商租地开辟至1945年作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即便是较早被中国收回的汉口、九江等地英租界，也都经历60多年沧桑，其存在时间远远超过德、俄、日、比、意、奥等六国的任何租界。
在所有专管租界中，英租界又大多是贸易较发达、经济较繁荣的租界。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上海公共租界，其精华部分即是原来的英租界，声名远播的外滩、南京路等都位于这一黄金地段。在汉口，英租界的繁盛远过于其他四国租界。1905年前后，在当地及附近华界由各国商人开设的110多家银行、洋行、工厂、商店、轮船公司等，有近60家设在英租界，特别是著名的大洋行约有80％集中在该租界，其中8家外资及中资银行有7家聚集于此。[1]在天津，当地的经济中心也一直在英租界。1937年前后，除中、小型的日本洋行外，天津483家较大的洋行，有404家集中在该租界。[2]广州、厦门英租界面积虽小，但在当地的中外贸易中仍发挥了很大作用。相形见绌的九江、镇江英租界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其发展状况也不是苏州、杭州、重庆日租界之类的租界所能相比。多数英租界较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国是当时国力最强盛、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很长的时期中该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外贸易总额的很大部分。来华的英国商民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他们有充足的资金来向本国租界投资。例如，上海、九江等地英租界的大片土地在较短时期内就被英商分租，随后建造起考究的洋房。这样，所有的英租界在数年之中或十余年间已初具规模，直至渐趋繁荣。此后，英商继续投资于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的英租界，使得这些租界内都有一批英商企业，其中包括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等著名企业，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第二，由于在设有多个租界的通商口岸都是英国人最先选择租界界址，他们自然抢占最有利于贸易开展的地段。例如，在汉口，英国人将租界设在紧靠汉口镇市之处，并与中国官府约定，日后其他国家在汉口开设租界，其界址只能选在英租界东北，即距汉口繁华区域较远之处，以确保英租界在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由于各地英租界多得地利，便于贸易的开展，它们更能吸引华商和其他外国商民。在汉口，尽管也有日租界，但因日租界距繁华区域太远，不少日本商民宁可在英租界开行设店。在天津，德国商民也大多不愿在当时较为偏僻的德租界开展商业活动，而是将英租界作为活动舞台。第三，在各地英租界开辟之际，其他外国租界屈指可数，而镇江、九江等口岸则始终只有一个英租界。即便在天津、广州两地，法租界几乎与英租界同时划定界址，但法租界的建设要迟缓得多。这样，在这些通商口岸，别国商民别无选择，或一度别无选择，只能入居英租界，致使英租界得到更多的发展动力。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因素，才使英租界成为所有专管租界中最受外国侨民垂青的租界。
照片15 汉口英租界街景(https://www.daowen.com)
英租界的制度大体上成为其他国家专管租界的蓝本，但它们仍有一定的特点。在行政制度方面，因为英国民众通过几百年的不断努力，此时已在本国享有较多的民主权利，仅亚于实行共和制度的美国人，而美国人并未为美租界建立过完整的行政制度，所以仿照本国制度的英租界成为侨民自治程度最高的专管租界。在所有英租界中，当地英国领事都不担任工部局总董，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干预工部局的日常行政事务。对于租界纳税人会作出的决议，当地英国领事也只能在决议作出后的数天至多在半个月内进行否决，过后就无权推翻。而对领事否决的决议，数名纳税人或工部局还可上诉英国公使，由公使作出最终裁定。同时，英租界又是租界巡捕不完全受领事控制，而是直接听命于工部局的租界。正因为如此，英租界被称作侨民“自治”的租界。在土地制度方面，由于财力雄厚的英国政府能够垫付整个租界地区的地价，并有着在留出领事馆用地等地块外租出全部地产的自信，因此，除最先开辟的上海英租界外，英租界在开辟时都实行“国租”，即由英国政府或其代表永租整个租界地区，然而再分租给英国和别国商民。在未能建成的营口英租界，英国领事在订立开辟该租界的中英约章之际，当即将界内地价、房价共白银993两全部支付给中国官员。[3]这些区域的土地契据也不是道契之类经中国官府钤发的永租契，而大多是由英国政府颁发、为期99年的皇家租契。其他国家多不具备英国这样的国力，很少采用“国租”方式，或者是因为开辟较晚，划定的界址内已有别国商民租赁的土地，所以只能采用“部分国租”的方式。在社会治理方面，因为英租界的经济大多较为发达，不必借助“黑道”来增加税收，所以很多英租界先后实行禁止在界内开设赌场、妓院的政策。天津英租界在1897年扩展时，租界当局对扩展区实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缔当地原有的娼寮、赌馆等“伤风败俗”场所，对于违反者的罚金可高达250银圆。至1903年该租界第三次扩展时，对于这一推广界内的娼寮、赌馆及不守规矩的房舍，该租界工部局也将“立即封闭”。[4]至20世纪初期，汉口英租界《土地章程》的附则规定，在该租界的老租界和扩展界内都不准开设妓院、赌场及其他扰乱秩序的场所。对违反者的处罚最高可达500两白银或6个月的监禁。[5]由于界内没有公开的赌场、妓院等乌烟瘴气的场所，较之其他的一些租界，黑道中人在英租界的活动较少，界内犯罪率较低，社会治安较好。
照片16 1908年修订的广州英租界土地章程
英租界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们系由中国政府陆续收回。有两个以上租界的法、德、俄、日租界，都是某一国的所有或多数租界被中国政府在某一时期中以同一理由予以收回。英租界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在租界的地基动摇时又遭遇诸多事变，因而几乎每一个英租界的收回都有其独特的原因和过程。192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残杀中国民众的五卅惨案后，通过厦门民众的斗争，厦门地方官府收回当地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使该租界在事实上恢复为普通的外国人居留、贸易区域，揭开了中国收回英租界的第一页。在北伐战争进入高潮的1927年初，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相继发生英国士兵等人伤害中国民众而引发的冲突，导致中国军民对这两个租界的冲击，国民政府遂与英国政府谈判，正式收回了这两个租界。随后，在北伐军进抵镇江之时，当地英国领事唯恐发生类似事件，主动移交行政管理权，使该租界在事实上也被收回。此时，英国政府又同意进行有关交收在华所有英租界的谈判，中国本可迅速收回全部英租界。但是，在北方，控制着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视收回天津英租界的交涉为儿戏，致使交涉不了了之。[6]在南方，国共分裂等一系列重大事变也滞碍了收回英租界的进程。到国民政府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时，时势已有变化，中国收回的只是早归中国管理的厦门、镇江两地名存实亡的英租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日本灭亡全中国的严重危机，中国人民正以血肉之躯所筑的长城来抗击日本的野蛮侵略，而英国则逐步成了中国的盟国。这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1945年，中国才正式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使得收回英租界的进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等四个英租界被相继收回后，所剩的英租界仅有两个，在数量上已少于法、日租界。不过，尚未被收回的天津英租界在所有专管租界中是个仅亚于上海法租界的重要租界，至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后该租界中又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变。因此，即便在中国租界史的最后一章中，英租界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