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地租界
除上海、天津、汉口、厦门等四地之外，设有租界的还有广州、镇江、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6个通商口岸。这六地租界的面积都未超过1000亩，其中广州有英、法两个租界，但其面积只有300余亩，还小于只有一个日租界的苏州、杭州、重庆租界，仅大于只有一个英租界的镇江、九江租界。这六地的7个租界，英租界、法租界，特别是日租界，相对于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等租界，都不是有很大影响的租界。
这些租界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如果求同存异，它们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肇始于1859年，这是其中三个英租界、一个法租界创始的年代。这些英、法租界的共同特点是面积较小。面积最大的广州英租界为264亩，最小的广州法租界为66亩，仅大于厦门英租界。九江、镇江英租界也都只有100多亩，属于小型的租界。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沿海主要的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商民都通过当地的“十三行”行商开展对华贸易。鸦片战争后，生丝、茶叶等土货就近从上海等口岸出口，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多次发生战乱，当地民众与外国商民又十分对立，行将发展成租界的十三行地区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化为焦土，至1859年确定广州英、法租界界址时，广州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1861年，广州英、法租界所在地沙面岛建成。沙面四面环水，通过两座桥梁与北面的华界相连接，使当地外国侨民有了相对安全的居留、贸易场所。然而，在1883年仍发生过广州民众冲入沙面，焚毁界内多座建筑的事件。因与广州民众关系紧张、面积又较为狭小，在其他租界纷纷实行华洋杂居后，广州英租界仍禁止华人在界内租赁土地和房屋。英租界开设后的起初数年间，因贸易不兴旺，外商们不愿耗费资财在界内建造房屋，而是照旧在珠江南岸租屋居留，界内只建成少数房屋及若干临时建筑。1865年，英国领事馆在界内落成后，外商洋行才陆续迁入，使英租界成为广州中外贸易中心。由于该租界面积有限，这些洋行的仓库则仍设在珠江南岸。此后，广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外贸易稳步恢复，其直接外贸货值在全国通常占第二位、第三位。1883年，广州直接外贸货值为1 886.9万关平两，占全国的13.1％。1888年之前，法国人在广州的经营重心在城内，他们在那里建造教堂及附属建筑和育婴堂等。在这些建筑完工后，他们将建设的重点转到法租界。1890年，法国驻广州领事馆迁入该租界。次年，广州英、法租界内共有35家外商洋行，直接外贸货值比数年前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60]
九江于1861年开埠后，英、美等国商民看好英租界的前景，纷纷在界内租赁土地、兴建房屋。1863年，该租界内已有十多家英商洋行及商号，还有三家美商洋行。然而，九江出口海外的商品以茶叶为主，而上海、汉口租界较为发达，拥有更先进的加工设备，并有更多商机，因而附近茶商宁可舍近求远，把茶叶运往汉口、上海。在九江，中外贸易发展得并不顺利，不断有洋行关门歇业。1866年，设在该租界的外商洋行减少近一半，仅剩七家。1870年，该租界邻近长江的十座房屋有三座空关，三座成为官员邸宅，一座成为医生寓所。至1876年，外商洋行大多已迁离该租界，迁入了汉口等地的租界。当地直接对外贸易极度萎缩，在有些年度没有一艘自海外来华的外国轮船停靠于该租界的码头。九江的贸易越发被华商控制，华商还租借租界内房屋，开办茶栈等商铺，并在邻接租界的地段开设鸦片烟馆以及吸引外国水手的酒馆。[61]此时，九江是江西省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位于英租界以及附近的码头则是外国轮船驶入长江后在江西唯一停靠的码头，因而当地转口贸易得以逐步兴旺。九江出口的土货有茶叶、瓷器、大米等，进口的洋货起初以鸦片为主，后来以棉、毛织品和煤油等为大宗。在以往，樟树、吴城两地为江西贸易的枢纽，从广州北运的洋货、从江西南运的土货都以此两地为集散地。[62]此时，输入江西的洋货、自江西出口的土产都取道九江，九江取代了樟树、吴城。九江及附近的省城南昌都发展成江西省较为繁荣的城市。
照片25 远眺九江英租界
镇江于1861年开埠后，因当地仍是太平军与清军的战场，镇江英租界没有随即建设，中外贸易的场所改设在江北七濠口一带。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中国官府要求外商入居英租界，又限令华商到镇江府城连接租界的地段去开店设铺。外国商民尤其是美商以长江南岸水流湍急、泊船困难为由，不愿迁移，中国官员只得商请英、美领事敦促他们迁入租界。当地的中外贸易转移至英租界。1867年，镇江城西出现外商兴建房屋、市廛相属的热闹景象。[63]由于当地没有在海外大受欢迎的商品，一年中常常没有一艘外国轮船从海外直驶镇江英租界码头，当地直接外贸货值往往为零。在英租界内，外国侨民寥寥无几，华人则纷纷入居，还开设多家茶楼、酒馆、客栈等。因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镇江被称为“七省咽喉”，开埠后当地贸易逐步发展。每年经上海等地转运入口的洋货中，棉、毛织品以及煤油、火柴等为数较多。出口土货绝大部分是农副产品。1884年，镇江直接外贸货值为零，包括转口贸易的进出口货值为1 208.5万关平两，占全国的6.4％。[64]1889年，一个中国小贩在镇江英租界遭到印捕毒打，引发当地民众火烧英国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事端。此后，该租界当局一度禁止小商贩入界设摊，并禁止华人在界内开设茶楼酒肆。于是，当地繁华的商业街区并不位于租界之内，而是形成于租界至镇江城西门约五里长的地段之中。
从1897年起，这些租界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这是3个一直“未发达”的日租界与那几处较小的英、法租界并存的时期。这3个日租界面积较大，最小的苏州日租界也有480余亩，约为广州法租界的8倍。由于中国官员的极力抵制，这3个日租界都位置不佳。相对来说，苏州日租界位置稍好。该租界所在的青旸地位于盘门外，原先这一带十分冷落，当地有“冷水盘门”之称。但是，这一区域毕竟就在苏州城南，又紧靠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有着迅速发展成繁盛之区的潜力，因而日本人在未能索得阊门外的黄金地段后选择了这一荒冢累累的地区。该租界开设时，中国官府修筑了一条从盘门直达青旸地的沿河马路，便捷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日本领事则在界内修筑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七条南北向的小道，构建了租界的道路网。在道路两旁则种植了杨树和樱花树，以优化租界的环境，使这一区域在早春时掩映在璀璨的云霞之中，暮春时又有一派落英缤纷的景色。于是，每逢天朗气清的日子，常有苏州人士前来游览。一些日本侨民在界内开设了商店和旅馆等，日本领事馆也随即从城内迁来。不过，该租界的前景因沪宁铁路的通车而变得暗淡无光。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无锡段通车，两年以后全线通车。铁路从城北经过这一古城，苏州官府又兴建从城北车站至阊门的道路，并开辟了平门及直达城市中心的道路，进出苏州的旅客、货物不再走城南水路，而是改走城北铁路，使得阊门一带及城市中心的玄妙观等处更加繁荣，并使位于城南的日租界被冷落在一旁。由于营业不振，日租界内的日本商店或是关闭，或是迁往阊门一带，后来的日本侨民也多直接到阊门及胥门一带去开行设店，致使当地被形容为“四顾荒凉，几无人迹”。[65]到1920年前后，日本人先后在苏州开设的八家洋行、商店、旅馆，有七家设在阊门等处，三家日本医院也都设在城内。租界内只有一家旅馆，以及规模很小的西田胶皮厂、桥本纽扣厂、冈田宰牲厂。1924年，日本领事岩崎荣藏为繁荣租界市面，提倡在界内兴建工厂，陆续建成砖瓦厂、制油厂等工厂，特别在1926年5月建成引入先进设备、技术的瑞丰丝厂。[66]该厂是日资在中国经营的三大丝厂之一，并是日资在华经营的第一家缫丝厂，其规模居这些缫丝厂之首。从瑞丰丝厂的缫丝机转动之日起，苏州日租界终于有了点兴旺景象。
位于拱宸桥以北的杭州日租界靠近京杭大运河的终点，那里水势平缓、河面宽阔，原是江、浙等省内河船只的碇泊处，并是浙江省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只是这一地区距杭州城有15里之遥。在该租界开辟的最初两年中，日本人办妥租赁手续的土地为144亩。不过，多种原因使已经租赁了土地的有些日商没来投资。至1907年，日本人已租赁的土地为167亩，但建筑物仅有日本领事馆办事处及一所日本邮局和一个汽船公司仓库。已被日本人租赁的土地大多被“闲置”，可说是“满目荒野”。于是，来到杭州的日本人大多不愿入居这一本国专管租界，而是宁可非法地进杭州城杂居，在城内开设药店、蛋饼店等。1910年，日本侨民与城内居民发生冲突后，杭州官府曾一再要求日本领事限令日商一概迁往日租界，但并无多大效果。至此，有些日本人已认为该租界前途渺茫，并出现了将该租界“退回”中国的主张。[67]1912年，沪杭铁路通车后，位于城东的城站一带迅速繁荣。同时，拆毁杭州城墙后，钱塘门、涌金门外的西湖之滨也发展为繁盛的商业区。从此，商场集中在城北的杭州城市布局发生重大变化，拱宸桥地区变得更为冷落。鉴于此种情况，日本人转而经营位于该租界以南的各国通商场。该通商场距杭州城稍近，中国官府又在界内开辟了道路等设施，外国商民和华人都纷至沓来，陆续开设了一批店铺。此后，当地又出现一批戏馆、茶馆、菜馆、烟馆、妓馆，以吸引城中游客，并使时人误认这一区域即是日租界。1917年，在杭州的日本人曾增至117人。未久，由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杭州民众与全国人民一样，多次发动抗议日本侵略的示威行动，不少日本侨民因此离开杭州。20世纪20年代初期，杭州日租界内建有房屋的土地不足50亩，新出现的建筑除了一些集体宿舍外，还有3家只是在收购蚕茧时才有人声的茧行。界内从事各种职业的中、日居民不足100人，其中日本人18人。[68]
重庆日租界是唯一开设于中国西南腹地的租界。由于重庆距长江入海口约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行船于川江之中尚有很多风险的年代里，入川贸易的日本人数量有限。日租界所在地王家沱又是些江滩、山坡，原来人烟稀少，距重庆城又有一公里水程，特别是在夏季丰水期要渡长江前往重庆城颇为危险，故而抵达重庆的日本商民多不愿入居日租界，而是宁可在重庆城内和城外租赁土地、房屋，就连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也始终没有设在该租界之内。辛亥革命前，仅有生产火柴的日商有邻公司和日、中合办的又新丝厂在界内租赁了18亩土地。1921年，界内共有日本人10人，其中包括1名警官；共有在2个日本工厂做工的华人594人，继续在当地耕种土地的中国农民352人，并有4名华捕。到1925年，已被日本人租赁的土地仍只有100来亩，其余七分之六的土地始终没有租出。次年，入居重庆的日本人共121人，其中入居租界者共23人。日本人对此种状况十分失望，认为如不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该租界的前景不容乐观。[69]
照片26 设在长江江岸的重庆日租界，可远眺朝天门码头
在此期间，九江、镇江、广州等地租界也发生了不少变化。19世纪末，九江城南的庐山发展成著名的避暑地，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侨民和中国的达官贵人。民国初期，每年有一千多名外国人上山避暑。这些中外人士大多乘坐轮船在九江英租界的码头登岸，使该租界成为他们上下庐山的必由之路以及游览九江的勾留之地。庐山上大批避暑别墅的建造，也为该租界内的店铺提供了大量的商机。界内的商店、餐厅、旅馆因而获得意外的发展。外商又在界内开设一批新的企业，其中有日商开设的台湾银行、美商开设的美孚洋行等。较之以往，九江英租界增添了不少生机。当地民众与租界当局也屡次发生冲突。1909年，因英国巡捕打死途经该租界的商贩余发程，九江民众发动了持续数月的抵制英货运动。1919年，九江民众又因该租界当局于一年前向所有过境货物直至手提行李都征收苛税，从而进行持续的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广州，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北方战乱、南方安定，当地的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1901年，在广州英、法租界内，外商洋行增至58家。英租界已无隙地，堆放货物的场所已不敷使用，不少英商洋行急于在租界之外租赁土地，以便增建房屋、码头。1903年，广州直接外贸货值增至6820.5万关平两，占全国的12.6％；7年后，又增至8658.6万关平两，占全国的10.3％。[70]在此期间，租界内较为著名的洋行有英商怡和、太古、天祥、泰和、时昌等洋行，德商礼和、鲁麟等洋行，美商旗昌、慎昌等洋行，日商三井等洋行，共13家。这些洋行被称作“新十三行”。[71]正因为如此，英、法两国都要求扩展在广州的租界，但都遭到中国政府拒绝。于是，至民国初期，外国侨民已将一批银行、洋行、学校开设于租界以北、与沙面岛隔水相望的沙基、长堤一带，使这些区域如同沙面租界的延伸部分。此后，自1924年起广州租界经历了沙面洋务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的打击，以及国民政府拟收回该租界的冲击，但又很快恢复旧日的繁荣。镇江英租界则因经济地理的变化，已经走上末路。1899年，江宁于开埠后与镇江构成竞争格局。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江宁成为这条大动脉的终点站；未久，长江对岸的浦口又成为津浦铁路终点。津浦铁路通车后，原来经运河运往镇江的苏北、皖北货物，有些就改由火车运往浦口，从上海进口的洋货则大多通过沪宁铁路直接运往江宁，即南京（江宁于民国肇建后重新被称作南京）。与此同时，镇江一带的长江江流改变流向，改而向北岸冲击。北岸的瓜洲城完全坍入江中，靠近南岸的金山岛则与南岸连成一体。镇江港也严重淤塞，往来的轮船无法靠岸，只能停泊于江心，对乘客的上下、货物的装卸都带来极大的麻烦。于是，南京取代镇江，成了南北交通枢纽以及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原来在英租界内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迁离镇江，原来在镇江的米市也因无锡商务的勃兴而南迁无锡，致使该租界陷入困境。该租界工部局税收减少，经费不足，只能节省开支，并精简巡捕。治安力量削弱后，界内不断发生抢劫等恶性刑事案件，又引发受害居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增开财源，该租界当局在界内兴办电灯、自来水两厂，但因为工厂设备落后，又未能向界外发展，所以亏蚀严重。到20世纪20年代初，该租界工部局欠下不少新旧债务，处境已更为艰难。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英国曾有将镇江英租界和威海卫租借地同时交还中国之议。[72]
这些租界的第三个发展时期始于1927年，这是它们的衰亡时期。九江、镇江两地的英租界先后被中国政府收回，苏州、杭州、重庆三地的日租界则都陷入穷途末路。其原因之一，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屡次从这些租界撤退侨民。苏州、杭州日租界位于中国内陆，日本政府无法派遣军舰来“保护”租界，一有风吹草动，当地日本领事和日本侨民只能撤往上海。以杭州日租界而言，从1927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日本领事和日本侨民至少撤离了三次。第一次在1927年日军在汉口日租界制造“四三惨案”之后，第二次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第三次在1932年上海爆发淞沪抗战之际。[73]在同一时期，日本驻苏州领事等人也同样一再撤离。其原因之二，是这三个租界都面临被中国政府收回的危机。根据中日之间有关开辟这三个租界的约章，租赁界内土地的租契有效期均为三十年，期满后租地人应办理换契续租手续。这些租契期满前，重庆等地的民众屡次发出收回日租界的呼声。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租契陆续期满后，他们反对让日本人换契续租，要求政府收回租界。在苏州，苏州地方政府数次提出收回日租界的要求，当地人士也积极支持：“收回苏州日租界，苏地人士能不竭其绵薄？”[74]重庆民众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声势尤为浩大。从1928年起，重庆民众团体就一再要求政府收回日租界。在该租界的土地租契行将期满的1931年初，重庆民众掀起了收回该租界运动的高潮。当地政府也力主乘换契之机，“撤废约书，收回主权”。九一八事变后，重庆民众宣布与暴日“经济绝交”，拒绝向日租界提供粮食、燃料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虽然日本政府向重庆增派了军舰，但深入川江的几艘日本小军舰毕竟不足以与四川军民抗衡。同年10月22日，驻渝日本领事被迫与日本侨民一起撤退，并将该租界交重庆市政府代管。过了一年，在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订立后，该租界被恢复，但日本侨民要时隔两年才重返重庆，其人数也已寥寥无几。[75]此种状况也足以使日本商民对这些租界丧失信心。
因频频撤侨，并因前景莫测，这三个日租界在30年代初期已更不景气。从1932年初起，苏州日租界内的纽扣厂、砖瓦厂以及著名的瑞丰丝厂都曾停工。至1934年，仍在该租界居留的日本侨民人数寥寥，大多经营一些小商业。在杭州日租界，一本刊印于1932年的刊物将该租界描绘成“与荒野无异”，日本人在当地的尝试、奋斗，已成“镜花水月一场梦”。至1934年在界内居住的日本人仅有19人，其中警察局警察及其家属就达6人；华人也仅有163人。[76]重庆日租界同样气息奄奄。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尚在重庆的日本侨民不足30人，[77]居住在日租界的日本人就更加屈指可数。
1937年7月，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开始。苏州、杭州、重庆三地的日本侨民全部撤离，三地的日租界均由中国政府代管，其中重庆日租界在事实上即于此时被中国政府收回。未久，苏州、杭州都被日军攻陷，当地的日租界又被恢复，并与周围的沦陷区无异。广州的英、法租界则在广州沦陷后成为“孤岛”。由于广州毗邻香港、澳门，广州英租界始终不允许华人入居，广州法租界的面积又极其狭小，因此广州租界不同于上海、天津、汉口租界，并未在庇护中国难民方面起过多大作用，也没有因聚集了大批难民而出现异常繁荣的时期。苏州、杭州这两个日租界在最后几年的演变则大不相同。苏州日租界与苏州城隔护城河相望，日本人力图有所作为。由日军扶植的当地伪政府“为沟通日租界、城内外交通，及繁荣城区起见”，决定拓辟古蛇门（即现今的南门）以及城内直达日租界的道路，日商的瑞丰丝厂也在界内陆续扩建仓库7幢，将其贮存蚕茧的库容增至1.57万担，[78]使该租界还有个回光返照的阶段。对于杭州日租界，日本人也深知是无可救药的，因而不再作使其振兴的努力。据当地人士指称，日本侵略者还在当地划出一块土地，作为杀人的刑场。到日本投降后，人们曾在当地的低洼地中挖出累累的白骨。[79]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这些租界中，在收回后的半个多世纪仍大体保持原来风貌的仅有广州租界，租界时代的西式建筑群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收回后的九江英租界曾在较长的时期中大体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不过，在20世纪末期的城区重建过程中，租界时期的很多建筑已被拆除。收回后的镇江英租界则被侵华日军摧毁于1937年。这一年11月23日，正向镇江推进的日本侵略军获悉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正在原英租界内的大华饭店召开军事会议，就派飞机猛烈轰炸该饭店。其中一颗炸弹命中美孚煤油公司大楼，引起熊熊大火。半个月后，进抵镇江的日军先是对镇江狂轰滥炸，随后又到处纵火。经过这些劫难，原来的英租界及毗连租界的繁华区域大多化为焦土，只有少数建筑其中包括建在银山上的英国领事馆未被摧毁。苏州、杭州、重庆三地日租界中都有成片的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地区逐步得到建设。原苏州日租界的所在地成了苏州第一丝厂等工厂的厂址，至20世纪末仍存留的建筑，只有原日本领事馆及原瑞丰丝厂的部分厂房。在21世纪初，重庆日租界的旧址中建成了大批民居，雄伟的朝天门长江大桥的南桥头正好通过当年又新丝厂的旧址。直至20世纪末，昔日杭州日租界全部成为浙江麻纺织厂及其宿舍区的所在地，厂内早已没有任何日本人建造的房屋。但是作为租界界线的河流、桥梁等则基本维持着旧状，从而清楚地显示着该租界的四至。在该租界以南曾被误认作日租界的公共通商场中，尚有当年的海关等西式建筑，并有一排排合抱的大树默默地站立在当年开辟的各条道路两旁，充当着百年来拱宸桥地区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
综观各地租界的兴衰，可知尽管它们各有特殊性，但从总体而言，其演变过程尚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43年起至1894年，这是租界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租界逐步形成，租界的各种制度陆续定型，其数量也增至十来个。第二阶段自1895年起至1917年，这是租界的全盛时期。随着更多租界的开辟和扩展，租界的数量和面积都达到顶点。同时，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都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第三阶段自1917年起至1945年，这是租界的衰亡阶段。在这一阶段最初的十余年间，一批租界被陆续收回，另一些也渐趋衰落，就连继续繁荣的上海租界也出现大厦将倾的前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残剩的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成为饱受惊涛骇浪冲击的“孤岛”，它们的沉沦只是时间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外国在华租界形成、发展于鸦片战争以后，全盛于甲午战争以后，衰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注释】
[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99页。
[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14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册，第18页；第39册，第42页；第106册，第157页。
[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94页。
[5]周子亚：《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问题》，《外交评论》1933年第8期。
[6]［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7]唐振常主编、沈恒春副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2、803页。
[8]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9]吴蔼宸：《华北国际五大问题》第2篇，第6页。
[10]李华彬主编：《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11]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W.F.Mayers&N.B.Dennys，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Japan，p.444。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册，第18页。
[13]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932，天津知府告示，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FO 228／956，英国驻天津领事致津海关道函，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14]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10页；张焘：《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6册，第24、64页。
[15]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84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52册，第15页。
[17]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8]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9]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20]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122页；周祖奭等撰：《天津老银行》，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21]侯福志：《七十多年前的比租界》，《天津中老年时报》2013年7月11日。
[22]［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许崇信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3]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第42页。
[24]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61页。
[25]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24页。
[26]张拓编：《天津事变》，1932年版，第36页。
[27]［美］马士：《中国境内之租界与居留地》，《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1号。
[28]宋蕴璞编辑：《天津志略》，第5、6、11、12页；天津图书馆编：《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三），第32页。
[29]F.C.Jones，Shanghai and Tientsi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Interests，p.129.
[30]F.C.Jones，Shanghai and Tientsi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Interests，pp.173，174.
[31]［日］植田捷雄：《支那租界研究》，第520页。(https://www.daowen.com)
[32]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140、142、143页。
[33]［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34]W.F.Mayers&N.B.Dennys，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Japan，p.444.
[35]［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59页；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065，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January 21，1891。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7册，第24页；第152册，第181页；第153册，第314、316页。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Shanghai，andOther Treaty Ports ofChina，London，1908，pp.712，716.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1册，第102页；第42册，（中文部分）第二四九页；第153册，第325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4册，（中文部分）第二四八页；第155册，第366页。
[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2册，（中文部分）第二五〇页；第153册，第325页。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第一章，第十七页。
[40]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General，Hankow，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March 29，1906。
[41]张鹏飞：《汉口贸易志》，北京华国印书局1918年版，第46、51页。
[42]《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第45、52页。
[43]武汉市档案馆：法文档案，全宗号18，法租界工部局档案第25号卷。
[44]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45]《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第420页。
[46]武汉市档案馆：法文档案，全宗号18，法租界工部局档案第22号卷。
[47]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版，第326页；秦特征：《武汉沦陷时期汉奸政权的演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5辑，1981年版，第93页。
[48]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203、205页；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128，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Amoy，to British Chargéd'Affaires，Peking，June 11，1906。
[49]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27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5册，第18页；第16册，第24页。
[50]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269、455页。
[51]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565，Proposed 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Bye-Laws，1876；Despatch of British Consul，Amoy，to British Minister，Peking，December 30，1876。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273—275页。
[5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1册，第102页；第52册，第15页。
[53]厦门市档案馆：民政局档案，第1时期，（原）第69号卷，第13页。
[54]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113、114页；R.P.W.Pitcher，In and about Amoy，p.121；何丙仲：《鼓浪屿公共租界》，第101页。
[55]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厦门市档案馆合编：《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下），1986年版，第691页。
[56]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厦门市档案馆合编：《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下），第693、694页。
[57]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鼓浪屿工部局1940年度报告书》（译本），第22页。
[58]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鼓浪屿工部局1940年度报告书》（译本），第23页。
[59]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工部局：《鼓浪屿工部局1940年度报告书》（译本），第4、6、27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册，第18页；第10册，第448页；第154册，第198页。钟俊鸣主编：《沙面》，第31页。
[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2册，第209、213页；第17册，（中文部分）第一二七页。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031，署理德化知县致英国领事照会，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FO 228／1555，Intelligence Report for the Period Ending July 1904，British Consulate，Kiukiang。
[62]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江西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二十七期。
[63]W.F.Mayers&N.B.Dennys，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Japan，p.423；陈敦平：《镇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册，第26、27、28页；第152册，第316页。
[6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4册，（中文部分）第二九七页。
[66]徐云：《苏州日租界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67]［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32、136页。
[68]［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42页。
[69]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民国《巴县志》卷十六，页二十六；［日］田畑光永：《长江上游的梦痕——重庆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109页。
[70]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1414，英国总领事致两广总督照会，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两广总督致英国总领事照会，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9册，第42页；第52册，第15页。
[71]程浩编著：《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72]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藏地方史资料，第18-13、18-17、18.2-43号件。
[73]［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44、145页。
[74]徐云：《苏州日租界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75]黄淑君、王世祥：《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日］田畑光永：《长江上游的梦痕——重庆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24页。
[76]［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39、145、147页。
[77]邓沛：《重庆日租界的收回》，《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
[78]徐云：《苏州日租界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79]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实地调查时当地人士和浙江麻纺织厂管理人员的共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