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租界
美租界都开辟较早，其中上海美租界的前身上海美国人租地开辟于1848年，仅迟于上海英商租地，至1854年上海英、法租界形成后不久，该租地也发展成美租界。美租界数量较少，只出现于上海、天津两地。美租界结束最早，在刚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际，已不存在作为专管租界的美租界。美租界并非典型的专管租界。
美租界的这些特点，与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在中国开辟专管租界的立场有关。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个新造之邦，经济不很发达，从1861年起又经历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内战。此时来华的美国商民少于英国商民，也少于法国商民，并且不像英国人那样拥有雄厚的资金来开辟面积宽广的在华居留、贸易区域。鉴于这种时势，美国官方一直反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将中国各通商口岸位置最佳的地区划为由其专管的区域。早在上海英商租地开辟未久的1848年，美国领事祁理蕴就不顾英国人反对，以及中、英双方针对其前任吴利国的行动，在《土地章程》中增补的在英商租地内只能悬挂英国国旗的规定，坚持在位于该租地内的美国领事馆升起美国国旗，以否认英国领事对该区域拥有特殊的管理权。1849年上海法商租地开辟后，祁理蕴又向上海官府提出抗议，声称任何中外条约都未给外国领事这样的权利，即为其本国划定一个特定地区，他国商民非经其同意不得租赁该地区土地。此时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德威士也随即与当时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交涉，指出在各通商口岸中，如果一切合乎居住、贸易之用的地点远在其他各国需要占用前已让给某些国家，美国公民就无法享有依据中美《望厦条约》而获得的居住权。[8]于1861年首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基于美国的利益和他本人的信念，一再劝说英、法等国驻华公使放弃对租界的专管权，滞缓了上海等地租界的发展，并阻止了宁波租界的开辟。此后，虽然驻上海和天津的美国领事一度对当地的美租界有所管理，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并无根本改变。至19世纪末，英、俄、日、法、德等国已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为了在中国享有“均等”的机会，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时，美国完全可以在中国重开专管租界，但此种行动不符合美国对华的总政策。因此，美国继续主张开辟体现“利益均沾”精神的公共租界。1900年，美国在极力反对列强在天津开辟或扩展专管租界之际，呼吁仿照上海之例，在天津开辟一个公共租界，并将已于1880年归还中国的天津美租界作为公共租界一部分。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为抗议日本在厦门开辟专管租界从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做出过拟在厦门开辟专管租界的姿态。但美国政府最终仍不拟开辟厦门美租界，而是主张并促成了鼓浪屿公共地界的开设。于是，在甲午战争后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列强开辟与扩展租界的两次狂潮中，美国没有恢复、增设任何专管租界。
由于美国政府无意在中国开辟专管租界，上海、天津两地出现的美租界并非由美国官方主动开辟，却被美国官方主动放弃。上海的美国人租地系由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所开创。美国驻沪领事并未介入开辟该租地的交涉。正因为如此，中美官方并未就该租地的开辟订立过正式协议，在起初的十多年间也没有划定其界址。该租地发展成租界后，美国领事等人又未积极采取对当地进行专管的措施。1863年，美国领事与中国官府划定该租界界址，以排除与英租界合并的障碍，使这一合并随即实现。在天津，清政府起初认为于1862年抵达的美国首任驻津领事是由商人兼任的领事，不拟给予领事待遇，旋因其专职外交官的身份得到确认，当地中国官府对他“与各国领事一体相待”。[9]此时，天津已辟有英、法租界，中国官府可能是为了显示对他的“一体相待”，指定毗连英租界的一片土地为美租界。美国政府则没有开辟天津美租界的意图，始终没有核准对该租界的开设。[10]1880年，美国领事就以日后有权在该租界恢复行政管理权为条件，将该租界“退回”中国。1895年，美国驻华公使因德国人拟将原美租界所在地划作天津德租界的一部分而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但在1896年6月，美国政府便再次声明放弃对该地区的管理权。1900年，美国在力主建立天津公共租界时，因列强都不理会其建议，美国驻津领事等人曾企图恢复天津美租界。[11]但到1902年，美国政府最终接受英国于前一年提出的将原美租界作为英租界扩充界的六项条件，同意将该地区并入天津英租界。正因为如此，作为专管租界的美租界早在中国开始收回外国租界之前已不复存在。(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美租界并未形成完整的行政体制。美国公使、美国领事等人都未为上海、天津两地的美租界订立《土地章程》之类的基本章程。在上海，1854年驻沪英、美、法领事颁布经其擅自修订并经三国公使批准的《土地章程》时，因为当时美国人租地界址未定，所以这一区域未被列入该章程的实施范围。至1863年该章程在当地实施时，美租界已与英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同时，上海、天津两地美租界都未设立工部局，选举工部局董事，因而重要的政务也不是由工部局董事开会议决。不过，在上海美租界，为了议决界内重要政务，包括与英租界合并等要务，美国领事曾召开该租界的租地人会议，使该租地人会有些类似于英租界的租地人会。特别应指出的是，这两个美租界都设置了巡捕。在上海，美租界于1861年设立巡捕房。在天津，美国领事等人仿照上海公共租界格局，联合天津英租界当局，在美租界设置巡捕。两地的美国领事分别对这两个区域进行管理，特别是派设了巡捕，使它们显然已成为专管租界。
美租界的终结与中国政府对其他外国租界的收回有很大差异。美租界虽然不再作为美国的专管租界，但其所在地仍是租界。上海美租界一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一度“退回”给中国的天津美租界于1902年又成了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同时，美国对原来的美租界仍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和影响。自1863年至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大扩展，该租界仍一直分为英租界、美租界两部分，美国驻沪领事对美租界部分的事务仍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此期间，有关该区域的扩展事宜，始终由该美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涉，最后，仍由美国副领事作为领事团的代表与上海官员于1893年确定该区域的扩展界线，并订立《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在整个上海公共租界中，美国人在工部局中的势力也仅次于英国人。从1873年起的四十余年间，工部局的九名董事中通常都有一名董事为美国人。自1921年起的九年间，美籍董事增至两名。[12]美国人费信惇、樊克令等还都担任工部局总董多年。在天津，美国人在将美租界“退回”中国时预留地步，即将来美国领事能在当地推行合适的市政制度之时，美国可以恢复该租界。天津官府也承诺，美国领事将来拟恢复美租界现状，只要没有障碍，他们将不会反对。1895年德国开辟天津德租界时拟将这一区域并入德租界，因美国反对，德国就未能染指。此后，英、德两国都企图将该区域并入其本国专管租界，都因美国没有松口，清政府就无法答应。最后，英国政府为使美国政府改变态度，遂提出六项承诺，使得美国在原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后仍在当地保留多项权利，包括中止双方协定，使美租界脱离英租界，重新成为独立的专管租界。[13]这样，在1902年原美租界所在地区虽然成了英租界的南扩充界，但仍如同美国的预备租界。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其实并不重视这两个原美国专管租界的所在地，因而美国人在这两个区域的势力不断衰退。在天津，美国人并未根据1902年美租界所在地并入英租界的条件，在这一英租界的南扩充界行使过诸如单独实行军事管制之类的特权。后来该租界工部局与扩充界工部局合并后还不再遵守两个租界合并时的协定，不再为美国人保留一个董事席位，以致出现工部局没有美籍董事的局面。在上海，从20世纪初期起，日本人鹊巢鸠占，将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即原美租界所在地作为发展其势力的范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地又被划为日军协防地区，致使这一区域成为日军侵略上海的基地。当时的人们甚至称该区域及毗连的越界筑路区为“日租界”。到30年代中期，对于上海和天津居民而言，美租界已成遥远的往事。很多天津人士已不知道当地曾存在过美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