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国租界
除英、法、美、日等四国外，德、俄、比、意、奥等五国也在中国开辟了专管租界。这五国强弱不等，开辟在华租界的机缘和方式也不同，但这些租界都不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租界。
第一，这些国家的租界都开辟较迟。在这五国中，较早被清政府视为强国的是俄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十余年间，俄国就割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在此前后俄国商民主要在中国内陆的西北地区与中国商民交易，因此，俄国政府先后在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开设与租界近似的贸易圈，尚未向清政府索要在东南沿海等地区开辟租界的权益。1870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胜法国，次年，以普鲁士为主体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使清政府注意到德国是泰西的又一强国。由于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清政府开始认识到租界对中国主权的危害，已不贸然允准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因此德国尚未能获得在中国开辟租界的机会，俄国于1891年在汉阳梅子山一带开设租界的意图，也被清政府拒绝。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时，德、俄两国借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之功，才有了在中国开辟专管租界的口实。这时，比、意、奥三国仍无在中国开辟专管租界的可能。这是因为清帝国的国势虽已江河日下，但这些西方的中小国家也没有制服清帝国的武力，清政府仍不会轻易地向他们出让国家主权。1898年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建卢汉铁路，比方以筑路员工生活、居住需要为借口，拟将其在汉口买下的大片土地，辟为汉口比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坚决反对，比利时政府只得放弃这一图谋。[25]1899年，意大利在德、俄、英、法四国索要了胶州湾等五个租借地后，准备乘机强索三门湾为其租借地。遭到清政府拒绝后，意大利政府宣称要派遣舰队前往中国。清政府自忖残剩的武力尚可与意国的远征军一决雌雄，决定摆开战阵。于是，意大利的虚声恫吓反被戳穿。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地区之际，比、意、奥三国才借此机会在天津强占土地，并使焦头烂额的清政府终于同意这些国家在天津开设专管租界。1902年底，天津奥租界遂成为最后一个订立开辟约章的租界。
第二，这些国家的租界数量较少，最多只有两个。德、俄两国分别在天津、汉口有两个租界，比、意、奥三国都只有一个天津租界。这些租界都集中在天津、汉口两地。德、俄两国没有开辟更多的租界，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此期间还在中国的其他区域攫取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在1895年获准开设天津、汉口德租界的3年后，德国强租了胶州湾，将陆、海面积超过1 100平方公里的胶州湾租借地作为其经营的重心，并将山东省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8年强租陆地面积就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旅大租借地之后，在建造贯穿东北的东省铁路及其支线时开辟大片铁路附属地，其中包括不久后发展成东北重镇的哈尔滨。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俄国又一度占领整个东三省，还将长城以北和新疆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使俄国在华势力遭到重创，包括失去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及沿线的附属地，并且没再有在中国增设租界的机会。在华的德国人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被切断与本国联络的海上通道，旋被日本人夺走胶州湾租借地，身陷绝境，此时已保不住已有的租界。比、意、奥三国则没有力量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他们在其他通商口岸增设租界。其中比利时在开设天津比租界后再次拟将在汉口所购之地改成租界。经反复交涉，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坚持由中国议价收回这一区域，使比利时未能在中国开设第二个租界。[26]
第三，这些国家的租界多是在明抢暗夺中国官地、民地的基础上才得以开设。这些国家都不像当时的英国，财力雄厚，可向在华租界作大量投资，因而在开设租界时不择手段地压缩开支。以天津德租界而言，清政府除了将界内大片国有官地无偿地让与德国外，还不得不为德国人收购界内民地耗费巨资。因该租界比邻繁荣的英租界，此时有些地段的地价可达每亩240两白银。德国人却以德国有“干涉还辽”之功，对界内民地每亩只肯出银75两，迫使清政府耗费12万两白银来贴补当地居民。[27]俄国人在图谋开设天津俄租界时，就蓄意尽量多占中国官地，以便在日后拍卖这些土地，借以积累建设该租界的经费。他们还宣称，该地区系通过“战争所得”，企图无偿地强夺民地。中国官员指出，中国居民已在战乱中“家业荡然”，“文明国”不应攫夺他们仅有的“栖身之地”，俄国人才同意向中国业主支付房地价。[28]然而，他们又极力压低地价。数月后，三四百户头等、二等土地的业主仅有半数呈送地契，中俄官员并未办妥租地手续，即强行将这些土地一律平整，并只给抗命的业主保留了部分地价。[29]意、奥两国则通过开辟天津意、奥租界的中外约章，无偿获得界内官地，并规定界内不知业主之地，在官方出示12个月后仍无人投报，便可将该地充公。此后，意租界当局还曾企图将遗失地契之地当作不知业主之地，径予充公。经中方抗争，其图谋才未得逞。意大利人还占用当地盐商坨地约179亩，并承诺将会同盐商另觅他处重修盐坨，并支付全部费用。多年后，他们却只肯支付地价银一万两，不足盐商支出的七分之一。[30]
第四，这些租界大多历时较短。这些租界开辟既迟，大多又率先被中国政府收回。出现此种情况，带有历史的偶然性。20世纪初期，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政府决定加入协约国阵营，遂于1917年先是与德国断交，旋即向德、奥两国宣战，并收回德、奥租界，首开中国收回租界的纪录。这样，德租界仅存在20年左右，奥租界存在的时间不足15年，成为最短命的租界。此后，北洋政府于1920年停止沙俄政府外交官的待遇之际“代管”了俄租界，并于1924年与苏联政府订立新约时正式收回了这些租界。俄租界便成为继德、奥租界之后被中国收回的租界，其存在的时间也只有20多年。比租界是在中国收回一批英租界后才被“交还”中国，此时是1931年，距订立开辟该租界约章的1902年也只有29年时间。意租界的情况稍稍特殊。它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共历时40余年。不过，较之英、法租界，该租界的历史仍是较为短暂的。
第五，这些租界的市面都不繁盛，其中不少成为高级住宅区。在这些租界中，俄租界成为俄国商人经营茶叶的基地。在汉口俄租界，俄商开设的顺丰、新泰等洋行用新式机器将茶叶加工成深受俄国人欢迎的砖茶。天津俄租界则成为南方所产茶叶的集散地，在那里俄商用骆驼队将茶砖装载回国。不过，除了茶叶，两地的俄租界内并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和商务。汉口俄租界内建成不少西式洋房，并建有大片石库门住宅。天津俄租界面积宽广，还被其他国家商民择为建造货栈和储油罐的地点。汉口、天津德租界都距中国街市较远，因而不易发展成繁华的商业街区。在汉口德租界，除德商及其他商人开设的少量洋行、商店、轮船公司及蛋厂、炼油厂、油栈等以外，其余地区多半是住宅区。在天津德租界，德商的洋行大多设在繁华的英租界，德租界的老租界大体上是外国人以及中国达官贵人的高级住宅区，扩展的新界大体维持着中国居民居住区域的面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协约国的封锁，中德贸易中断，德国侨民纷纷离境，汉口、天津德租界都在当地的租界中率先衰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与中国的贸易都不兴盛，来华的意商、奥商都寥寥可数。不过，这两个租界都与天津城隔海河相望，地理位置较好，因而都发展成中国的高官显贵构筑安乐窝的场所。特别是意租界存在的时间稍长，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后来又与日本成为盟国，在1937年天津被日军侵占后相对安全，入居该租界的中国富商大贾进一步增多，不少银行、商店也自其他区域迁入，当地终于出现了点繁荣气象。天津比租界离天津繁华区域较远，对各国商民都缺乏吸引力。比商在天津包括靠近天津城的多个租界兴办了不少公用事业，却都不愿轻易地在比租界投资。到1931年该租界正式交还中国之际，界内只建成沿河马路一条，并有英商开设的和记洋行及华商开设的数个木栈而已。[31]
最后，由于这些租界都历时较短，特别是具有制造事端的德、俄两国的租界都属于短命的租界，比、意、奥三国国力较弱，又无意挑起事端，因此这些租界内未发生过令中国人民注目的重大事件。虽然汉口德租界和天津比租界当局都曾因蚕食界外土地而与当地华人发生过冲突，但其规模远不能与天津法租界的老西开事件、厦门英租界的海后滩交涉相比拟。较之公共租界和英、法、日租界，这五国租界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影响较小的租界。
阐述各国租界的异同后，可知它们作为“国中之国”的基本情况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则在次要直至枝节的方面。各国租界大同小异的重要原因，是后来开辟的租界都以最早形成的上海租界为蓝本，并均沾了英国人率先攫夺到的涉及租界的很多侵略权益。它们的局部不同多是受本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了各国国情的差异。日本与英、法等欧美国家的国情有较大差异，因此相对而言日租界与英、法等国租界有较多的不同。
【注释】
[1]［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第494—503页。
[2]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12页。
[3]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317，中英永租牛庄地基租约，咸丰十一年七月。
[4]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Tientsin，1898，Taotai's Proclamation，Article 23；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0、19页。
[5]《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第392、543页。
[6]吴蔼宸：《华北国际五大问题》第2篇，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5页。
[7]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62、63页。
[8]［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174、175页。
[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上），1968年版，第36页。
[10]［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498页。
[11]En-sai Tai，Treaty Ports in China，p.131.(https://www.daowen.com)
[12]《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第184—186页。
[13]En-sai Tai，Treaty Ports in China，pp.129-130.
[14]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三，页十四、十五。
[15]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9页；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32页。
[16]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民国《巴县志》卷十六，页二十六。
[17]［日］大里浩秋：《杭州的日本租界》，载［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租界研究新动态（历史·建筑）》，第146、147页。
[18]扬铎、龙从启：《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版，第236页。
[19]黄淑君、王世祥：《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0]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收回重庆王家沱日租界斗争档案资料选辑》，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1]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113、117页。
[22]章达庵：《拱宸桥旧事二则》，载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版，第131—133页。
[23]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正则印书馆1932年版，第652页。
[24]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第93页。
[25]侯祖畬修、吕寅东等纂：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一，页二十；徐焕斗编：《汉口小志》，附外国人居留地第23、24页。
[26]侯祖畬修、吕寅东等纂：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一，页二十。
[27]《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四二九，第633页；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165页。
[28]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考10915页。
[29]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339—341页。
[30]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397、401、407、437、444页。
[31]宋蕴璞编辑：《天津志略》，天津协成印刷局193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