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这部《中国租界通史》，以本人撰写、出版于30多年前的《中国租界史》为基础。

我对中国租界的研究，约始于1986年。在此之前，长期居住的地点先后位于旧时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所在地，中学时代就读学校的前身曾经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局办学校，因而耳濡目染，对租界有不少感性的认识。在开始研究租界之时，有关各地租界的史料十分匮乏，对于中国究竟存在过多少个租界的问题也众说纷纭。为了在昔日租界或被称为“租界”的所在区域搜集史料、实地调查研究，此后的数年间搭乘火车、汽车及轮船，先后抵达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城市，以及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等山区、滨海，行程达4万余里。除了查阅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北京、上海、武汉、厦门、天津等地档案馆、图书馆的档案和书籍外，也通过一些外国的学者获得了一些海外的史料，使用了英文、法文、日文的原始资料，俄文、德文的译文，并对意文资料也有所利用。数年后，此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1991年，《中国租界史》出版，出版后加印两次，印数逾万，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在《中国租界史》出版后，我仍继续关注有关租界研究新的成果，继续发掘相关的史料，再次到了多个城市的档案馆、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再次前往厦门市档案馆。数十年过去，该馆不仅迁移了馆址，而且已经给卷宗重新编号。很高兴的是，按照原来的卷宗号仍找到并核实了福州日租界实际并未开设成功等重要史料。在此期间，还曾有机会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埃克思海外档案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搜集资料，以及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同时，海外的亲友通过馆际借书等途径查找了多种在国内无法获得的史料和书籍。方小芬、许洪新、程维荣等数位同行也从日本等国以及国内多个城市代为搜集了很多中外文史料。

对《中国租界史》的修订也即是对《中国租界通史》的撰写工作，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较之《中国租界史》，本书参考、补充了30多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修正了以往的一些错失，并增补、调整了多个章节。例如，原来的第三章《土地制度》由三节增添为四节，原来的第四章《法律制度》被分解为《立法》《司法》两章，原来的第十章《中国人民的抗争》也由两节增添为四节。在租界图方面，本书收录的各地租界图等部分沿用了《中国租界史》中的示意图，但也对很多示意图作了修订。例如，对汉口英租界的示意图标明了其中越界筑路区的界线，参考宋昆等位先生的《近代天津九国租界边界考》一文修订了天津日、德租界的界线。特别是依据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煜先生的研究，草绘了厦门英租界开辟时及扩展后的两张示意图，消除了原先没有该租界正确示意图的缺憾。

从总体来说，问世30多年来，《中国租界史》获得了读者较高的评价，并在诸多研究租界的文章和著作中被引用。此书的差错也在所难免。不过，所见的有些批评，应是误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认为《中国租界史》中所载录的租界数量与此前本人发表的《有关旧中国租界数量等问题的一些研究》一文中载录的数量不一致，前者为“在中国共出现过25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后者为“到本世纪初，在旧中国共有22个专管租界，上海、鼓浪屿2个公共租界”。其实，这两种著述中都包括了这两组数据，前者为中国曾经出现过的租界数量，共计25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由于上海英租界与上海美租界早就合并成上海公共租界，天津美租界后来则并入天津英租界，因此在20世纪初期即租界的全盛时期，共有22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1](https://www.daowen.com)

将本书定名为《中国租界通史》，系依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陈如江先生的提议。他和包纯睿女士还为解决本书出版的一些问题作了不少工作。该出版社的李慧女士则帮助绘制及修订了一批租界及特殊区域的示意图。对本书的撰写有过帮助的还有王力勤、费璕瑺等至亲，美国狄金森学院的杨瑞先生，英国学者廖乐柏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煜先生，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胡译之博士等。对于他们以及国内外相关档案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本人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还要特别感谢陈旭麓、姜义华、方诗铭、汤志钧等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他们对我研究中国租界历史的指导和支持是永不会淡忘的。

费成康

2023年5月1日

【注释】

[1]费成康：《有关旧中国租界数量等问题的一些研究》，《社会科学》1988年第9期；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