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苛捐和暴行
租界当局将租界视为殖民地，将界内中国居民视为受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土著居民。因此，他们常常不顾界内华人有否承受能力，任意向他们加征捐税，以缓解自己的财政困难；常常肆意处罚违反租界章程的华人，在他们有所反抗时又经常动用武力，甚至开枪镇压，从而造成不少血案。然而，中国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一再发动反抗租界当局苛捐和暴行的斗争。
从19世纪后期起，在华人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上海租界多次发生反抗苛捐的斗争。其中较早的一次发生于1885年。与江南各地的城镇一样，上海公共租界内有诸多茶馆和仅售开水的老虎灶。在这一年初，该租界当局决定向它们征收茶馆执照捐，每户每月须缴纳一至六银圆。茶馆特别是小茶馆、老虎灶的营业收入十分有限，却要承担高额的捐税，不能不激起业主们的反抗。工部局强迫业主们纳捐，业主们坚决拒绝。工部局就派巡捕拘捕抗捐者，将他们解送会审公堂。外国陪审官坚持要追缴捐款，中国委员黄承乙则认为，工部局没有这种权限，主张不予追究。工部局就致函领袖领事，要求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领事团便派奥国领事与黄承乙磋商。结果双方妥协，决定修改收捐办法。新办法规定，只设两张以下茶桌的小茶馆及只售开水的老虎灶免纳此捐，其他茶馆以茶桌数量为标准，每桌每月捐洋一角。[33]这样，经过这些中国业主与相关官员的抗争，该租界当局被迫大幅削减了对茶馆业征收的捐税。
从1870年起，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向独轮小车征收执照捐。这种木制的小车系从苏北传入上海，中间置一车轮，车杠在车后，两旁车架可装货、载客，一车最多能载八九人。每辆小车每月的执照捐为200文，1878年增至400文，并加小费35文。1888年3月，该租界当局与法租界当局以小车损坏路面、增加道路维修费用为由，决定从下月起将小车的月捐大幅提高到1000文。此时，小车夫通常须赡养数口之家，除租借小车的车租外，每月收入不足3000文，而月捐将超过三分之一。面对如此苛捐，众车夫“相继辍业”，齐集上海县衙前，并在上海知县裴大中回家时拦舆递禀。此后，裴大中与上海道龚照瑗分别与工部局总董及英、法驻沪领事反复交涉，但迟迟未有结果。4月2日，数百名小车夫聚集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前请求免增捐税。4月3日，人数增至二千余。这时，从法租界传来巡捕拘捕罢业小车夫八人的消息。众车夫即拥至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抗议。法租界的西捕、包探分头镇压，“鼓噪而前”的小车夫们则用砖瓦石块来还击。第二天，小车夫又成群结队地拥入法租界，抗议小车加捐。经过持续的抗争，这两个租界的当局者们只得宣布暂不加征小车捐项，小车夫们取得一场反抗苛捐的胜利。到1897年初，公共租界当局因小车往来过多，损坏路面，修理费大，又决定将小车的月捐增至600文。在开始按照新捐额征收的4月1日，界内的小车夫全体罢工。租界当局派巡捕弹压，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有7名小车夫被捕。此后，小车夫们连日举行示威游行，租界巡捕屡次予以镇压。特别在4月5日800余名手持扁担的小车夫与大批声援罢工的各行业工友经外洋泾桥进入公共租界时，该租界工部局认为这是暴动，便鸣响警钟，出动万国商团。停泊于黄浦江的英国军舰也鸣炮示威，并派遣陆战队登岸。经过血腥镇压，小车夫死二人，伤无数，印捕、英捕各伤一人，商团团员伤二人。随后，英、法、俄等国军队及万国商团严密防卫租界地区，上海官府也加紧惩治带头抗捐的小车夫。不过，经中、外双方交涉，领事团和工部局也同意了小车加捐推迟三个月及重新酌定小车收费标准等条件。为此，英文的《字林西报》宣称这是外国人向华人“屈服”，外国纳税人也举行特别会议，指责工部局软弱无能、处置失当，导致工部局董事全体辞职。[34]
自1919年起，上海公共租界的华商也为拒绝苛捐进行了长期抗争。这一年4月，公共租界当局为酬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参战的协约国雇员，决定给他们补发离职期间50％的薪金，上限为一人白银8 000两。增加这一大笔额外开支后，工部局入不敷出，便决定将房捐捐率提高2％，特别房捐捐率提高1％，将地捐捐率提高0.05％，并另征特别房捐一次，捐率为房租的1％。消息传出，中国商民群起反对。7月，在当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决定发动反对增捐运动，并决定以马路为单位，将沿马路的大小商店联合为斗争团体。北四川路、天潼路、南京路、北京路等马路的商店都写就理由书，并加盖印章，分呈工部局、领事团、特派交涉员和上海总商会。这些理由书指出，“工部局既欲酬劳从戎西人，给予年俸，似应另行筹款，不能摊派未得丝毫利益之华人”。[35]尽管上海总商会等一起据理力争，工部局只是同意将原定一次缴清的特别房捐分为三次征收。华商们就继续抗争，并将拒捐运动与要求华人入董工部局的华人参政运动结合了起来。8月下旬，在英国总领事和工部局总董同意先组织华人顾问部作为华人参与市政的过渡机构时，华商结束了此次抗捐运动。此后，公共租界内各马路陆续成立商界联合会，并于10月26日正式成立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同年底，当领事团迟迟不答复有关华人入董工部局的要求时，总联合会就领导了拒缴第二期特别房捐的斗争。相持到1920年1月上旬，工部局将拒捐作为刑事案件向会审公堂起诉。10日上午，福建路、河南路的19家商店都接到会审公堂的传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全体出庭候审。后经上海总商会劝阻，这些商界联合会改请外籍律师为代表，要求延期审判，以俾和平解决。外国陪审官拒绝这一要求，会审公堂遂缺席判决被告照章纳税并缴纳堂费。判决后，工部局捐务处职员带同中、西武装侦探、巡捕到有关各商店去强征捐税。消息传出，浙江路、汉口路、南京路等各马路的商店都赶紧提前关门，当地形成“闭户”风潮。租界当局就如临大敌，立刻命令全体中、西探捕携带枪械，紧急出动，把守各交通要道。第二天，经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劝告，各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但大多仍拒绝缴纳捐款。于是，工部局又起诉江西路、四川路的21家商店。在这种形势下，驻沪14国领事为了缓和激化了的矛盾，都表示同意华人入董工部局。领袖领事也致函交涉公署，内称已将选举工部局华董案转报驻京公使团。[36]于是，这场拒捐运动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显示了华商的斗争决心，促进了当地华人参政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除小车夫抗捐等影响较大的抗争外，上海租界内还发生过多次规模相对较小的抗捐斗争。例如在1918年4月30日，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小贩加征捐税，界内小贩等数百人便捣毁工部局的多处卫生机构。次日，该租界小贩全体罢市，法租界和华界的小贩也相继罢市，使工部局只得同意取消加捐。[37]
生活于其他一些租界的中国民众也发动过反抗苛捐的斗争。在镇江，自1881年起，英租界工部局多次拟向停靠租界码头的中国船只和码头挑夫征收捐税。经民众吁请，镇江官府多次交涉，使该工部局只得放弃这些图谋。[38]在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当局为了在外国人住宅区新修道路和沟渠，于1922年初开征自行车牌照费等三项新捐税。当地中小华商组织起来，发起抗税运动，同时争取全体华商共同行动，停止与外商合作，终于迫使工部局减少工程费用，并放弃征收店铺牌照费。[39]在这些抗争中，影响较大者当数九江民众反抗“过路捐”的斗争。1898年，九江英租界当局与九江官府订立章程，其中规定，在该租界装卸十担以上的货物须缴纳过路捐。1905年，该租界当局擅自将征收该捐税的起点降至六担。到1918年，他们又规定对所有的物件，直至手提的行李，也一概征收该捐税。这种罕见的苛捐激起九江民众的愤慨。他们在九江商会举行各界代表会议，讨论反对苛捐的办法，并推派代表向九江交涉署请愿。他们指出，“租界苛税，英领并未预先通知，不俟我官厅许可，竟贸然行之”。这种情形，“匪特欺我人民，抑且有关国体”，应该立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40]经过民众抗争，官府交涉，九江英租界当局只得废止向过境物件一概征税的苛政。
在诸多租界内也爆发过反抗外国人暴行的斗争。这类斗争次数尤多，有些比抗捐斗争更为激烈。例如，在1911年1月，汉口的车夫们为同伴吴一狗在英租界内猝死与租界巡捕发生激烈冲突。该租界义勇队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开枪镇压，制造了打死、打伤二十余人的惨案，汉口民众便决心以抵制英货来进行抗争，最终迫使英方赔款抚恤死者家属。[41]1925年11月，厦门鼓浪屿民众为抗议租界警方偏袒无理打人的电灯公司经理、英籍犹太人韦士，先是包围工部局，迫使工部局释放进行自卫的大学生叶清泉，后又发动总罢工，并拒绝向外国侨民出售商品，从而迫使英国领事同意驱逐韦士，并让华商接办鼓浪屿电灯公司。[42]在所有此类抗争中，规模最大的首推爆发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这一运动肇始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开枪杀戮在界内举行反帝示威游行的民众，随后五卅惨案演变成全国规模的反帝革命运动，动摇了盘根错节的上海租界，预告了在德、奥、俄等国租界被中国相继收回之后其他国家的租界也末日将临。由于诸多书籍中都有关于五卅运动的详尽记载，并已有专门的著作和史料汇编出版，因此本书不拟对这一运动作详细的记叙。此外，在当地租界直至在全国有较大直至重大影响的中国民众抗暴斗争还有以下数次。
一是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会馆，其中有殡馆、祠堂、墓地等。1849年法商租地始辟时，公所所在地已被划入界内。经多次交涉，法国驻华公使等人作出过不侵犯四明公所墓地的承诺。随着法租界的逐步繁荣，该租界公董局以公所内存放的灵柩是传染病之源，遂于1874年试图通过开辟穿越该公所的道路，来迫其迁移。宁波同乡会屡次请求该租界当局稍稍变更道路的路线，或停止开辟此路，并表示愿意承担改筑道路的一切费用，均遭公董局拒绝。5月3日下午，一群宁波同乡在公所门外与租界巡捕冲突。随后，他们包围租界路政管理所工程师佩斯布瓦的住宅，要求取消有关筑路计划。该工程师竟向民众开枪，打死一人。这一暴行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他们痛殴其家人，焚毁当地法国人的房屋四十余间，进而包围公董局，向局内投掷石块。法国驻沪领事葛笃出动租界巡捕，并命令法国军舰上的水兵登陆，公共租界当局也调派水兵、巡捕，共同进行镇压，共打死华人六人，打伤数十人。血案发生后，葛笃唯恐事态进一步扩大，遂令公董局取消筑路计划。此时，法国政府正忙于入侵越南，不拟在中国挑起重大事端，故也未支持公董局坚持筑路的立场。事件的善后交涉延续至1878年，以清政府同意赔偿白银三万余两，法方同意放弃在四明公所筑路计划，并永免四明公所及其全部土地的捐税而告结束。[43]
二是镇江“火烧洋楼”事件。1888年，镇江英租界工部局开始雇用印度巡捕。这些印捕常常欺辱因不熟悉租界章程而有所违犯的华人，致使当地华人积愤已久。1889年2月5日，有个来自七濠口的小贩违章在界内设摊卖蛋。一名印捕前去干涉，但语言不通，因而发生冲突。印捕就用手执的警棍乱打，还踢中小贩的要害。围观的民众一再劝阻，印捕仍不罢手，遂激起众怒。印捕见群情激愤，急忙躲进工部局。民众便要租界当局者出来答话。他们却闭门不出，英国领事还鸣枪示威。民众更加愤恨，便动手捣毁工部局。面对这种局面，界内外国侨民惊慌失措，全部逃上停泊于长江旁的外国商船。接着，民众先是纵火焚烧位于银山下的工部局、洋行、洋房，后又烧毁位于银山上的英国领事馆等建筑。[44]这一“火烧洋楼”事件发生后，英方迫使清政府赔偿全部损失。不过，为了缓解与中国民众的冲突，该租界当局调走印捕，改用华人充当巡捕，并且规定，华捕于巡逻时不得持棍在手，而是应将警棍放入裤子口袋；未久又在新订立的《华捕章程》中特别强调要善待入界的中国挑水工人与小商小贩，即便对被拘捕者，也万不能肆行殴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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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1 重建于1890年的原英国驻镇江领事馆
（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1898年4月，上海法租界当局再次扩展租界的要求被中国官府拒绝，便食言而肥，企图以建造学校、医院、屠宰场之名，强征四明公所地产。宁波同乡会断然拒绝这一背信弃义的要求，署上海道蔡钧则拟另赠地基、补助千金，恳商法租界当局在别处建造医院等。相持到7月16日，法国总领事白藻泰派出武装水兵和巡捕，强行拆毁公所围墙。当夜，大批愤怒的民众聚集起来，他们袭击法国侨民，拆毁附近巡捕房的围墙，打碎界内路灯，使得夜间灯火通明的法租界入夜后变得漆黑一团，并使不少外国人逃离该租界。次日早晨，法国水兵先后在十六铺及四明公所一带用枪炮轰击示威群众。被杀华人达17人，伤20人，另有10余人被捕。[46]血案发生当天，该租界内宁波籍的商人罢市、洋行员工辞职、外轮水手罢工。同时，维新派人士又在他们所办的《时务报》上刊登揭露四明公所事件真相的文章，并印发大量的传单，又使白藻泰只得禁止该报在法租界内发行。此后，在中法交涉过程中，中方同意法租界再次扩展，但也要求保留四明公所。最后，法方同意，在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地段用于开辟道路后，不再强征公所土地。
四是大闹会审公堂案。该案源起于“黎王氏案”，又称“黎黄氏案”。1905年12月8日，粤籍官眷黎王氏带着15名女孩途经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拐卖人口”罪拘捕了黎王氏。会审公堂中国委员关炯、金绍成认为证据不足，拟按惯例将黎王氏等判押公堂女押所听候处断。陪审的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则坚持要将她们改押于建成未久的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女监。在此之前，中国委员与外国陪审官就女犯的收押已多次进行交涉。关炯遂指出，会审公堂章程中并无女犯押于西牢的规定，且未经上海道允准，拒绝让西捕带回被告。德为门就蛮横地说：“本人不知道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关炯也愤然答道：“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德为门恼羞成怒，竟喝令巡捕抢夺被告。捕头木突生即指挥西捕大打出手，打伤两名中国差役，上前拦阻的公堂委员金绍成也险遭棍击。此时，公堂差役已锁闭公堂大门，抢到被告的西捕又径向关炯索要钥匙。关炯拒交钥匙，并厉声答道：“毁门可，打公堂可，即杀本官亦无不可。”在他拂袖而去后，木突生等才打开了大门。第二天，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上海官府也下令该公堂停止会审，并要求立即释放黎王氏，撤换德为门，斥革、惩治行凶打人的木突生等巡捕。领事团一直未予理会，直到公使团根据清政府的抗议下令将黎王氏押回会审公堂的女押所释放时，该租界巡捕房故意在他处释放被告，以示对会审公堂的轻侮。于是，上海民众积愤难平，于12月18日开始大规模的罢市，并围攻老闸捕房和工部局等处。他们用砖石击退巡捕的多次驱赶，冲入该捕房，纵火焚烧。领事团出动商团和水兵，进行血腥镇压，共打死民众18人、打伤数十人。此后，虽然华商继续罢市，但中国官府已决意妥协，同意该会审公堂恢复开庭。后来，上海道袁树勋还以个人名义赔偿外国人的损失达5万两白银。同时，该租界工部局总董等也被迫同意该公堂审判的女犯由公堂女押所收押。德为门也在不久后被调往其他通商口岸。[47]
五是九江余发程案。1909年4月26日，初次来到九江英租界的湖口人余发程出于新奇，随意观望，充当租界巡捕的英国人马仕竟用警棍猛击他的腹部，结果正中要害。余发程被英国巡捕毒打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工商各界人士异常愤怒，纷纷罢工、集会，抗议英国人的暴行。中国官府也与英方反复交涉，迫使英方将已经逃到芜湖的马仕押回九江。此时，中国官府力图对该案“按律拟罪，从优抚恤”[48]，并力图平息民众的抗争，以免酿成重大交涉。由于英国领事包庇凶手，将马仕无罪开释，九江绅商学工各界人士忍无可忍，便一面电请北京与英方力争，并公举代表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高等法院具控，一面发动不给英国轮船装运货物的抵制英货运动。英国人多方设法，诱迫当地工人照旧装货，均未能成功。英商的怡和、太古洋行还摆下筵席，延请各界代表，结果也无一人赴宴。[49]在各地人民的支持下，这场震惊英国的抗暴斗争坚持了两个月之久。最后，九江民众虽未达到惩凶的目标，但也给了英国人深刻的教训。
六是龙头街抗暴事件。1914年2月中旬，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的一名印捕以界内龙头街福恒发茶馆的门板阻碍交通，勒令店伙立即将门板搬入店内。店伙以门板放在店口两侧是当地习惯，未予理会。该印捕便滥发淫威，用警棍殴打店伙，捣毁店具。店伙被迫反抗，街上的民众也一起反击。印捕跑回工部局报告，工部局警务处处长立即派出二十余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前往龙头街镇压民众。他们在途中开枪示威，流弹击中一名中药店店伙的胸部。接着，他们又在龙头街拘捕五名中国居民。当地会审公堂的中国委员曹友兰路过龙头街，就上前劝阻，也遭到巡捕殴辱。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民众越聚越多，并与武装巡捕发生冲突。接着，他们纷纷罢市、罢工、罢课，以示最强烈的抗议。当地的法国领事遂以领袖领事名义急电北京公使团，转告北洋政府国务院，诬称鼓浪屿民众发动第二次“革命暴动”。听说“二次革命”，北洋政府神经过敏，立即通知公使团，可指示驻厦门领事团“便宜行事”。公地工部局即于2月21日标封会审公堂，来向当地民众示威。中国居民更加愤恨，使当地中外居民的关系更趋恶化。随后，厦门商会也详电北洋政府，报告事件的真相。北洋政府这才急忙命令厦门交涉员委派李瑞年为处理这一事件的专员，并暂充会审公堂的委员。由于交涉并无结果，北洋政府又改派原上海高等审判厅厅长朱兆莘来办理该案。到5月15日，领事团以必须惩办殴伤印捕的华人为条件，命令工部局启封会审公堂，恢复该公堂的职权，这才缓和了当地延续三个月的紧张局势。[50]
七是反抗沙面“新警律”的斗争。1924年6月19日，越南志士范鸿泰在广州英租界最豪华的维多利亚酒店行刺法国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该总督仅受轻伤，范鸿泰则投江殉难。英、法租界当局借口维护沙面租界治安，于7月15日颁布《通行证条例》，宣布从8月1日起实行这一“新警律”，其中规定，华人出入沙面，一律要出示粘贴了相片的通行证接受检查，西方人士以及日本人、印度人则可自由出入。这一侮辱华人的“新警律”，引起在沙面就业的中国职工的公愤。中国职工包括洋行职员和各种体力劳动者共3000多人宣布罢工，就连巡捕房的一些华捕也一起罢岗。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积极支持这场沙面职工的罢工，并组织“各界反对沙面苛例罢工委员会”，发动各界人士捐款资助，并安置在当地无家可归的职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民众也纷纷通电声援。罢工坚持了30多天，至8月17日，英、法租界当局被迫让步，同意取消“新警律”，确定在使用通行证方面对华人和各国人士一视同仁；临时通行证无须粘贴相片；除华捕可自动辞职外，其他职工均可复职，并补发薪金。于是，这场沙面“洋务”职工反抗“苛例”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51]
八是汉口“六一一惨案”。在1925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五卅惨案后，武汉民众积极声援，陆续组织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6月10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职员因琐事殴伤搬运工人，激起该公司码头全体工人罢工。11日，一艘英国军舰又越界停靠至位于华界的苗家码头，使民众认为这是英国人蓄意示威。就在大批民众集结到这一地段时，英国水兵在江汉关附近驱逐民众时戳伤该公司的一名工人。民众愈加愤怒，蜂拥前往出事地点。英租界当局就出动义勇队、陆战队，关闭他们越界设置在前、后花楼的铁栅门，阻断租界南部与华界的交通，并以水龙、马队和机枪迫使民众转往西北方向，绕道至大智门一带。与此同时，来自华界的民众继续在大智门一带集结，使得集结在这一带街道上的民众达5 000人左右。晚上10时许，大批中国军警奉命到英租界维持秩序。后到的民众为了躲避军警，又朝租界方向涌去，致使前面的民众被挤入租界当局的所谓“防线”。英国水兵和义勇队就开枪射击，甚至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十来人，打伤二十余人。[52]惨案发生后，武汉民众异常悲愤，发动了持续数月的斗争，并提出了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年多后武汉民众于北伐战争的高潮中不是通过外交谈判而是以革命的方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在反抗租界当局苛捐和暴行的斗争中，中国民众最初往往采用殴打外侨、烧毁洋楼、围攻巡捕房等激烈的方式。这是因为中国民众十分愤恨有些外国人对他们的长期欺压，所以一旦有了导火的引线，就会触发爆炸性的事件。同时，也是因为参加这些抗争的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群众，他们虽然勇于反抗，但不谙斗争的策略和进退的尺度，结果在发生外国士兵、租界巡捕开枪镇压的血案后，虽然租界当局稍稍承认中国民众的要求，但中国官府常为此支付巨额赔款，中国民众还牺牲了众多的生命。从19世纪末期开始，鉴于以往斗争的经验，并因一些有识之士的加入，中国人民也开始采用罢市、罢工、罢课等合法的斗争形式。特别是于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更是发展成席卷全国的运动。此时，中国人民为了赢得这些斗争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租界当局在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后也不得不作出比以往更多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