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卅运动到北伐革命时期
1924年1月，实行“国共合作”政策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将收回外国租界、清除这些“国中之国”作为国民党对外、对内政策之一。收回租界，成为全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呼声。一年多后，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于该租界系由英国人控制，随后在汉口英租界特别在广州沙面租界一带又发生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巡捕等杀害中国民众五十多人的沙基惨案，于是，在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和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大地上出现集中反对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及收回广州英租界和各地英租界的浪潮。
1925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五卅惨案后，镇江、九江等地的民众义愤填膺，都对当地的英租界进行冲击。在厦门，民众为抵制英国人强占英租界前的涨滩——海后滩进行过长期的抗争。至此时，当地反英斗争的风潮再次激荡起来。6月13日，驻厦英国领事许立德获悉厦门民众即将冲击英租界，对租界当局图占海后滩时起过恶劣作用的太古洋行采取激烈的行动。厦门英租界系弹丸之地，界内巡捕屈指可数，许立德深恐当地英国居民遭遇危险，夤夜要求厦门官府切实予以保护。厦门交涉员刘光谦与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密商后，决定因势利导，要求英方即日撤销该租界工部局，嗣后不再设立，并且允许中方遴派得力军警，在界内各处认真保护洋商，担保绝无意外发生。许立德迫于形势，被迫同意，立即命令该租界巡捕停止执勤，而由中国军警“入界保护”。于是，厦门英租界工部局从此撤销，界内治安、交通、卫生等各种事务完全归中国警察管理。[11]由于租界的基本特征是外国人拥有行政管理权特别是设置巡捕之权，因此，在中国政府收回行政管理权并派驻中国警察后，厦门英租界已名存实亡。
照片41 沙基惨案现场
1926年9月初，北伐革命军兵临武汉时，汉口英租界当局就在该租界周围安设电网，堆放沙袋，并由从英国军舰上登陆的英军和租界义勇队加强界内戒备。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屡次要求该租界当局撤去电网、沙袋等，均遭英方拒绝。英方还屡次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等机构交涉，要求北伐军须由官长领带、监督，指定到达地点，并事先通知英国领事，才可以通过该租界，特别是不得再有武装卫兵站立汽车两旁往来租界之事。英方的这些要求更激发了当地军民收回该租界的呼声。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人民为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庆祝活动，并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外国租界的宣传。1月3日下午2时，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长江边华界与英租界交界处的空地上作革命演讲。当时听众甚多，但秩序井然。未久，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前来干预，企图驱散群众和宣传队员，但未能达到目的。在租界濒临的长江江面上有英国军舰驻泊，舰上的大批英国水兵便在租界登陆。他们架起机枪，鸣枪恐吓，随后用武力驱逐徒手民众。很多民众受伤，其中重伤二人。民众被迫自卫，打伤英兵数名，夺下马枪一支。[12]
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代表和中国军警迅速赶往出事地点，与英方交涉，并希望冲入英租界的民众离开租界，以避免危险。但是，事态并未平息，在江汉关等处已形成中国民众与英兵及各租界义勇队对峙的局面。到了晚上，民众越聚越多，形势一度更加紧张。此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已向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提出抗议，要求英方立即撤退水兵和义勇队，由中国军警接防该租界，否则中方不负责任。4日晨，根据英国驻华公使的指令，葛福尽数撤退水兵和义勇队，完全撤除沙袋、电网，仅让工部局的巡捕继续值勤。然而工部局已无法维持秩序，葛福遂请求国民政府速派军警保护租界。当天中午，武汉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了惩凶、赔偿、收回英租界等八条对英办法。这些办法当即被国民政府采纳。下午，英租界巡捕又与中国民众冲突，使葛福不得不将巡捕全部撤回。于是，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的一部奉国民政府命令，进入英租界维持秩序；武汉卫戍司令部也派兵三个连进驻该租界，使该租界实际上已由中国的军队和纠察队管理。[13]
1月5日上午，武汉全市民众罢市、罢工、罢课。下午，二三十万民众参加在英租界附近举行的对英示威大会。会后，民众大游行，大有冲击该租界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居民连同租界巡捕和其他公务人员已于前一天起纷纷登上停泊江边的英国军舰和商船，至此时英商汇丰银行及其他洋行完全停业，行内的现金、货物等也全部运上军舰、商船。整个英租界已极为混乱。当天晚上，国民政府鉴于该租界现状，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由陈友仁任主席，主持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并宣布由国民政府保护界内中外居民全部生命、财产。次日，该租界的秩序开始恢复。[14]
在汉口英租界开始恢复秩序的1927年1月6日，距汉口不远的九江英租界受到中国民众的冲击。上一年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后，留守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以军情紧急，“诚恐发生意外外交，致使军事受其影响”，派遣宪兵在九江英租界周围日夜巡逻，“以资防范”。[15]九江英租界当局与汉口英租界当局一样，也如临大敌，在界内设置沙包、铁丝网，并将驻泊九江的英国军舰上的武装水兵调入界内。北伐军便与英国领事鄂克登交涉，要求他撤去沙包、铁丝网，撤退水兵。鄂克登则以多种借口来加以拒绝。12月27日，当地受雇于英商太古、怡和航运公司及日商日清航运公司的中国工人集体罢工。经调解，日清公司于数日后接受工人的条件。1月4日，英国水兵撤离汉口英租界及中国军警接管该租界的消息传到九江后，北伐军两次与鄂克登函商，先是要求英方援照汉口之例，速令英国水兵撤离九江英租界，以免“激成事端”，后又提议援照汉口办法，一律撤去水兵、巡捕，由北伐军维持界内秩序。鄂克登仍以九江英租界内“巡捕过少，不能不以水兵为补助”，以及界内“现尚安谧”等为理由，拒绝北伐军的建议。[16](https://www.daowen.com)
北伐军与英国领事往返磋商之际，入居九江、庐山等处的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因时局紧张，纷纷自九江英租界搭乘轮船前往上海。1月6日下午3时，一名撤离的外国人雇一名中国工人将行李挑上轮船。因这名工人破坏了罢工纪律，在码头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员就上前阻挡。这名外国人用手杖乱打纠察队员，并叫来英国水兵等，用枪托、警棍继续殴打。一名纠察队员“当即昏去，受伤甚重”。租界内发生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九江城乡。九江民众本来就有仿效汉口民众、一举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意向。有了这一导火线，他们当即聚集起来，向该租界冲去。停泊江边的英国军舰急忙鸣炮两响，其目的既是向民众示威，也是向租界当局报警。该租界当局立即调派全部水兵、巡捕，紧闭租界各入口处的铁门，并架起机枪。民众更加愤怒，他们高呼“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口号，将该租界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与此同时，贺耀祖也派出部队，进抵英租界附近的长江边，声援九江民众，并亲自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英方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北伐军入界维持秩序。鄂克登仍以种种理由，拒绝这些建议。在这种形势下，九江民众冲击九江英租界。他们搬开租界路口的沙袋，拔除木桩和铁丝网，撞开铁门，涌入租界。在入界人群中，鱼龙混杂，有些社会渣滓甚至是北伐军士兵，趁机劫掠界内民居，造成恶劣的影响和后果。因无法控制界内治安，鄂克登于1月7日上午11时正式请求北伐军进驻该租界，以维持秩序。他和当地英国侨民则全部登上停泊江边的英国军舰。当天下午4时半，北伐军独立第二师正式接收九江英租界。[17]
次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在九江举行各界联席会议，一致决定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处理九江英租界的一切事务。1月10日，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命令，当地成立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此后，该租界的秩序完全恢复。[18]
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由国民政府接收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特派参赞欧玛利为代表，从北京赶往汉口，要求国民政府退回这两个租界，恢复它们的原来状态。1月12日谈判开始后，外交部部长陈友仁指出，如此办理，“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19]。英方迫于时势，只得同意。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人民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支持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英国、苏联和很多国家的人民都抨击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法、美、日等国政府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也未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英方被迫让步。1月27日，英国政府向国民政府送交备忘录等，其中表示，如国民政府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在华英租界问题，英国政府将承认国民政府的大部分要求，其中包括交还各地的英租界。此后又经过一些周折，陈友仁与欧玛利于2月19日、20日分别订立《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并互换了一批文件。这些协定、换文规定，汉口英租界的工部局于3月1日解散后，国民政府根据现有“特别区”行政办法，组织特别市政机关，于3月15日接收该租界的行政事务。对于九江英租界，双方将实行相同的交收办法，但国民政府需赔偿“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于其重大疏忽”而使英国侨民所受的直接损失。由于中国人民正要求彻底铲除租界制度，包括收回汉口全部租界后废除当地现行的外国人仍享有一定特权的市政制度，因此反对在已收回的九江英租界内实行此种制度。于是，陈友仁继续与英方交涉，迫使英方作出进一步让步。3月2日，中、英双方就变更有关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互换了公函，其中规定，中方向英方预付4万银圆作为清偿英国人损失的费用，英方则同意将该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20]
3月15日中国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汉口英租界成为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直辖的汉口第三特别区，成立了第三特别区市政局。九江英租界也被改为特别区，由九江特别区管理局管理。与汉口等地特别区不同的是，在九江特别区内英国人未能保有较多的特权。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际，北伐军已逼近长江下游另一个辟有英租界的城市——镇江。在五卅惨案发生后，3万多名镇江人士参加了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他们要与英国人抗争的意志十分坚决。此时，受到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斗争的鼓舞，镇江人民也发出要求英国立即移交镇江英租界的强烈呼声。3月22日深夜，北伐军的尖兵进入镇江。23日凌晨，北洋军仓皇撤退，镇江城成为“真空”地带。为庆祝北伐革命的胜利，镇江人民预定于24日举行庆祝游行。英国驻镇江领事怀稚特等深恐像汉口、九江那样发生中国民众冲击英租界的事件，即于24日上午11时致函当地交涉署及商会，声明拟于当天中午12时撤退界内全部巡捕，请镇江警方遴派警弁暨商团团丁入界接岗，以维持界内秩序。[21]由于北洋政府委任的不少官员已经逃离，留下的官员、警佐等也顾虑重重，故而接收该租界的重任主要由在当地颇有威望的镇江商会来承担。3月24日中午，镇江的一些地方官员会同勇于任事的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率领商团团丁及商团团员100人进入租界，接收工部局、巡捕房等各种设施，接管租界的一切行政管理权。与此同时，怀稚特宣布撤销租界的巡捕房，并率领全体英国侨民登上英国轮船。[22]随后，镇江市公安局添设第五区署，以取代租界工部局。过了两个月，因区内情况特殊，市公安局又将该署改为特别区署。这样，从3月24日起，镇江英租界在事实上也已被中国收回。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力图收回更多的外国租界。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迅速交涉有关收回汉口法、日租界及广州英、法租界事宜，北洋政府也派遣接收租界委员与英方进行交收天津英租界的谈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在3月下旬占领上海华界后也作过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准备。由于英、美等国集结大批军队全力保护上海租界，共产国际反对“用武力冲入租界”，上海工人旋即放弃收回上海租界的尝试。[23]到4月3日，日军在汉口日租界制造残杀中国民众的血案后，力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政府迅速地将大批陆海军调往武汉；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实行“英、日分离政策”，把英国当作中国革命的头号公敌，全力对付英国，不拟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不久又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宁汉分流”，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因而武汉国民政府旋与日本人妥协，并终止收回外国租界的努力。同时，北洋政府发起的收回天津英租界的谈判也未顺利进行。起初，控制了北京的奉系军阀擅派代表，干涉谈判。到中、英双方订立共同建议案即《紫竹林市政管理章程草案》后，奉系军阀及北洋政府各部的官员认为，英国人在收回后的天津英租界中将比收回后的汉口英租界中拥有更多特权，因而应对该草案加以修订。然而，他们又未派人负责这些事宜，致使该案无形搁浅。[24]至1927年夏，乘着北伐战争的洪流而形成的收回外国租界的高潮已告终结。
从1925年夏到1927年春，中国能收回一批英租界，而且只是收回一批英租界，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当时的革命力量视英国为中国革命的头号公敌，集中力量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包括收回英租界。第二，北伐革命军相继占领长江沿岸辟有英租界的三个通商口岸，使当地民众收回英租界的行动获得国民政府和革命军的有力支持。第三，英国在华势力开始消退，已无法凭借武力来维护这些在华的“国中之国”。在此之后，英租界名义上还有四处，实际上只剩天津、广州两处，其数量不再在专管租界中占首位，而是已少于日租界和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