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租借地
甲午战争后，德、俄、英、法等四国在中国开辟了胶州湾、旅大、威海卫、香港新界和广州湾等五个租借地。租借地并非像租界那样是位于通商口岸的外国商民居留、贸易之地，大多是作为海军基地来开设的区域。租借地的陆地面积远超过租界，有数百直至数千平方公里，并拥有天然良港和大片海域。租借地由总督或行政长官等开辟国任命的官员来统治，而不是由领事或工部局之类市政机构来进行行政管理。租借地完全由其开辟国进行司法管辖，界内华人直至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都受其管辖。对于租借地的土地，其开辟国不需向中国政府偿付地价，也不需每年缴纳地税。不过，租借地都有租借期限，最多99年，而不像实行土地永租的租界那样似乎可以永久存在。
第一，胶州湾租借地。
胶州湾是不冻良港，位于山东省东部莱州府胶州、即墨等州县境内。胶州湾入口东北，有青岛等村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在青岛设防，以防范垂涎胶州湾的德国。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盗贼杀害。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借此机会，强占胶州湾。11月14日，德军在青岛登陆。清政府电谕山东官府，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1]中国守军遂未发一枪，于四天后撤离。此后，清政府最终屈从于德方的要挟。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订立。该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入口东北、西南两处陆地和附近岛屿租与德国，先以99年为限；德国可在当地修筑炮台等军事设施，以保卫澳口及所租之地；租借期间，中国不得治理，全归德国管辖。[2]同年10月，山东地方官员与德国官员具体划定胶州湾租借地界址，还确定了胶州湾潮平时的水线和潮平时周边100里德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行区域的边界。胶州湾租借地陆地面积551.753平方公里，海面面积576.5平方公里，陆海总面积1 128.253平方公里。当地人口8.3万余人。[3]
照片32 胶州湾的一角
《胶澳租界条约》订立后，德皇威廉二世宣称胶州湾租借地为德国皇帝的“保护领”，即将其视同于德国殖民地。德国皇帝可以帝国名义来对保护领实行武力保护，行使除帝国国会等立法机构保留部分之外的全部主权。德国皇帝又是德国海军最高统帅，还可直接向驻扎该租借地的海军官兵发号施令。[4]德国皇帝在当地最主要的代表是该租借地总督。胶澳总督由海军军官担任，是该租借地军事及民政最高长官，并拥有为该租借地订立法令之权。该租借地又是唯一受德国海军署管辖的殖民地，因而胶澳总督于作出重要决策之前，须征询海军署国务秘书意见；颁布各项命令，须由他副署。该国务秘书对该租借地驻军等有着与总督同样的司法审判和纪律惩戒等权力。[5]
胶州湾租借地的德国驻军由胶澳总督指挥。1910年，其人数达2275人。驻军在青岛严密设防，在当地建有诸多堡垒、炮台、掩体、胸墙、电网以及纵横交错的战壕和秘密地道。1899年，德商山东铁路公司建筑胶济铁路时，与高密县居民发生冲突。胶澳总督声称当地属于德军通行区，非法派兵侵占高密县城，并杀死武装居民20多名。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军再次入侵该区域，并杀死义和团民及平民500人以上。此后，德军在通行区内驻扎5年，直到1905年才陆续撤离。[6]
胶州湾租借地还设有民政专员，在总督领导下该专员主管市政。1904年，德国当局将青岛及其东北之地划分为内界、外界两部分，即城市居民区、农村居民区。此外，还有僻远的黄岛、阴岛、海西等区域。内界又被称作“青岛区”，外界也被称作“李村区”。两个区的区长都由德国人充任。在有欧洲人居住的青岛区，一直严格地分隔欧洲人居住区与华人居住区，华人居住区域被限定在大鲍岛、台东镇等小区。这些小区都设有中国人事务专员，当时称作“专办中华事宜辅政司”。警察署设在青岛区，在大鲍岛、塔埠头、阴岛等处都设有警察支署或派出所。警察署长和警官均由德国人出任，警察由华人充任。拟从德国移居该租借地的平民都须先向胶澳总督申请，只有身怀重要技能或拥有丰富从业经验者才能获准。1910年，整个租借地共有华人161 140人，其中内界34 180人；除德国驻军外，当地共有外国平民1 804人，其中德国人1 531人。[7]
在该租借地，华人不受中国司法管辖，“有约国人”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而是都受德国司法管辖。德国在当地所设法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家法庭。其中德国皇家法庭是初审法庭，审判纯粹外国人案件、华洋混合案件，以及较为重大的纯粹华人案件；德国皇家高级法庭是二审法庭。另一类是设在青岛、李村两区官署内的法庭，以区长等人为法官，审判大多数纯粹华人案件。[8]当地华人违反租借地的法令、德国法律和中国法律，都可能受到惩罚。惩罚方式包括笞责、罚款、监禁、死刑及驱逐出境，其中幼童、妇女不受笞责，死刑须经胶澳总督核准。[9]被判处监禁的犯人即在租借地内的监狱服刑。
在该租借地中，青岛很快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1899年，清政府经德国同意在青岛设立胶海关，并代征常关关税。[10]胶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出任，胶海关所征进口正税的两成交付德国当局，作为对该租借地的补贴。[11]青岛本是良港，经大规模建设，各国商民纷纷前来开设贸易公司。1904年，以青岛为起点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铁路直达港口，促进了当地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911年，胶海关征收关税125万关平两，居全国各海关第七位。[12]同时，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青岛这一原来只有数百户居民的村庄很快发展成设施先进、具有德国风情的城区，并建起不少工厂、商店和学校。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阵营，于8月对德国宣战。随后，日本海军封锁胶州湾。从9月初起，日军、英军在龙口、崂山等地登陆。10月31日，日军发动对胶州湾租借地的总攻。11月7日，德军投降。随后，日军宣布在青岛区和李村区施行军政，设立军政署，任命日军军官为委员长。日军旋又设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任命一名陆军中将为司令官。胶海关税务司也改由日本人充任。至1917年，日本进一步确定了由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管理当地军政、民政的体制。[13]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第一条，即是日后德国政府将德国在山东省享有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中国政府须“概行承认”。经中方坚持，最后中日“民四条约”所附的“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声明，在中国同意日本在指定地区设置日本专管租界、列国可另行开设公共租界等条件后，日本将把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要求德国将胶州湾租借地及在山东的其他侵略权益直接交还中国。[14]日本坚持其侵略要求，引发席卷全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此后，中日继续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美、英等国为了本国利益，也对日本施加压力。1922年，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订立《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收回胶州湾，辟为商埠。1929年，中国政府在当地设置青岛特别市。
第二，旅大租借地。
旅顺口、大连湾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北京海上门户。因旅顺口系不冻港湾，自1879年起便成为北洋水师基地。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占旅大。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趁机强占觊觎已久的旅大，旋派俄国军舰入泊旅顺口、大连湾。经俄国胁迫，1898年3月27日，中俄订立《会订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随后，经进一步谈判，双方又订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这些约章规定，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及陆地周围各岛租与俄国，租期25年，到期可展限。租借地北界从辽东半岛西岸亚当湾之北起，向东至半岛东岸貔子窝湾北尽处止。租借地及附近海面，由俄国派官治理，驻军设防。其中旅顺口为军港，只准中、俄船舶入口。大连湾内除一港照旅顺口之例，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金州城仍由中国管治，但中国军队须退出金州，而由俄军入驻。租借地以北设置一片“隙地”，即军事缓冲地带，其南至租借地北界，北从辽东半岛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再沿大洋河北岸至河口。隙地归中国官员治理，但非与俄国商明，中国军队不得进入；非经俄国应允，中国不能将隙地土地让与别国人使用，在当地不能与别国通商，也不能将造路、开矿等工商利益让与别国。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以旅顺口、大连湾为终点的东省铁路支线。[15]1899年2月，租借地及隙地界线划定。此时，该租借地界址几乎覆盖金州厅全境，还包含复州部分区域，陆地面积约32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未久，俄国违反中俄条约，禁止中国船只进入旅顺口，蚕食租借地北界外土地，并于1900年俄军入侵中国东北之际，发兵侵占金州城。此后，金州城成为旅大租借地组成部分。[16]
俄国租借旅大后，就在旅顺设立军政部，任命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为部长。同时，俄国在当地设立临时的民政管理局。1899年，俄国擅自将该租借地更名为“关东省”，并违反不得设“总督”“巡抚”之类官员的中俄条约约定，任命俄国驻军的最高长官兼任“关东省”总督。“关东省”被划分为达里尼[17]、旅顺、金州和貔子窝四个市，旅顺、岛屿、金州、亮甲店和貔子窝五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又划分为乡、村、屯，由俄国当局任命当地有声望者出任乡约、村长、屯长。1903年，俄国变更当地政治体制，在旅顺派设远东总督。该总督辖区包括“关东省”、东省铁路沿线全部俄占铁路用地，还包括俄国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堪察加、库页岛等处土地。该总督统管这一广阔地区的内政、外交，并统帅当地俄国陆军以及在太平洋的俄国海军。此种设置表明，俄国拟将旅大租借地作为在东北亚的统治中心和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基地。[18]
旅大租借地刚开辟时，俄国派设法官负责审判，上诉案件由民政长官处置。1900年，俄国在“关东省”设立旅顺地方法院、劝解法院和中国人法院。旅顺地方法院审判“关东省”内俄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以及俄国人和他国人之间的案件。劝解法院审判涉及地方治安及有关财产的案件。不服这两个法院判决者，可向设在俄国境内伊尔库茨克的上诉法院上诉。华人之间的案件，由中国人法院依据当地习惯等来审判，由仲裁人一审，所属区的区长或民政长官二审，总督三审。仲裁人从熟知当地习惯的华人中任用。重大的华人刑事案件则移送中国官府审判。被判监禁者即关押于俄国建在旅顺的监狱之中。这些法院对华人的审判，违反了中俄约章中有关当地华人犯案，应就近送交中国官府按律治罪的规定。[19]
出于永久侵占旅大的谋划，俄国在达里尼、旅顺等地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并将达里尼市设为自由港。1903年，东省铁路全线通车，达里尼成为东北海陆交通枢纽，贸易发展迅速。在旅顺，俄国当局除兴建新街区外，依山傍水，全力建造碉堡、炮台、壕堑，设置电网、雷区、探照灯等，建成环形防御工程体系，使旅顺成为坚固的海军要塞、俄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
1904年2月，日本海军袭击停泊旅顺口外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陆军从旅大租借地北部登陆，连陷金州、达里尼市，随后从陆路包抄旅顺。1905年初，日军在伤亡6万余人后攻占旅顺。日、俄两军火并之际，当地中国平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俄国战败后，日、俄两国于同年9月订立《朴次茅斯和约》，其中规定，俄国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12月22日，清政府被迫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承认日、俄两国的私相授受。
日本占据旅大租借地后，将其作为入侵东北的桥头堡。日本称该租借地为“关东州”，改称达里尼市为大连市。未久，在日本人蚕食隙地的大批村屯后，该租借地陆地面积增至3400平方公里左右。[20]
在统治旅大之初，日本在当地实行军事管制，陆续设置金州、大连、旅顺等军政署。这些军政署先后隶属于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辽东守备军司令部。1905年，日本改称该司令部为满洲军总兵站监部，撤销军政署，在大连改设“关东州”民政署。民政署负责地方行政，下设旅顺、金州两个支署。半年后日本在辽阳设置关东总督府，由陆军将领任总督，未久总督府迁至旅顺。该总督负责监督“关东州”内外的政务，并守备该租借地和南满铁路。1906年，日本在旅顺改设关东都督府。该都督由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出任，除管辖“关东州”外，还统辖驻屯南满的日军，守护南满铁路，并一度管理南满铁路附属地。同时，设“关东州”民政部，负责当地行政，并在大连、旅顺、金州设民政署或支署。其后当地分为旅顺、大连两个行政区，分别设立民政署，其中大连民政署还下辖金州民政支署。日本经营旅大租借地的经费，主要来自当地税收。日本向当地征收所得税、盐税等国税，还征收营业税、杂种税等地方税。[21]
日本占据旅大之初，当地司法也由军政署军政委员掌管。1905年夏，除军法审判的案件外，其他案件改由设在民政署的司法委员来审判。这些案件均实行一审制，只有发现误判的刑事案件，民政长官才可下令重审。1906年，关东总督府在大连设置审理所。该所实行复审制，一审由一名审理官独自审判或调解，复审由三名审理官合议。未久，在关东都督取代关东总督后，“关东州”的法院直属关东都督。在地方法院，由一名法官初审。在高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作出终审判决。1908年，日本当局再次变更司法制度，当地的简易案件等重新划归民政署长、支署长处理。在这些法庭，华人可被判处惩役、罚金或拘留，还可视情节加判笞刑，以致在中国政府已废除笞、杖等刑后，当地华人仍可能被日本人处以此类刑罚。[22]被判处惩役者后来全部被关押于经大规模扩建的旅顺监狱。
日本一直在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附属地驻扎军队。这些部队至民国年间被称为“关东军”。1929年，关东军包括一个步兵师团和一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为一万余人。此时在该租借地内驻扎的有关东军司令部和一个旅团的司令部，官兵二千余名。[23]此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关东军充当了罪恶的急先锋。
日本地窄人众，侵占旅大后，其移民蜂拥而来。面对人口大增的局面，日本当局鼓励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24]同时，凭借该租借地漫长的海岸线，日本人又在当地大力发展盐业。日本人还在大连等地陆续兴办工厂，其中包括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得颇具规模的造船厂及相关工厂，为南满铁路配套的制造客车、钢轨等大型工厂。[25]出于操控贸易、掠夺资源等考虑，日本政府还将大连经营成东北地区的贸易中心。依托着东三省的广袤腹地，在设关征税后的第四年即1910年，大连就成为东北第一大港。[26]
日本夺取旅大后，便处心积虑地企图永远侵占这一区域。1915年，在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日本要求将旅大租借地的租借时间延长至99年。北洋政府被迫签订的“民四条约”承认了日本的侵略要求。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随后，中、苏两国订立条约，规定大连为自由港，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两国共同使用，大连地区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旅大租借地不复存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订立。1951年，苏联将大连地区的行政管理权移交中国。1955年，驻旅大地区的苏联军队撤离回国。至此，中国完全恢复了在当地的主权。
第三，威海卫租借地。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濒临黄海，为渤海锁钥。1886年成为北洋水师的基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攻占，北洋水师在威海湾内覆灭。1898年，在德国强租胶澳、俄国强租旅大之后，为抵制俄国在中国北部的影响，并在瓜分中国时攫取相应的份额，英国政府决定强租威海卫。清政府被迫一再让步，最后同意在确定租借区域及订立条约之前即由英国接收威海卫。5月24日，威海卫升起英国米字旗。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订立。该专条规定，中国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相同。租借地包括刘公岛和威海湾内各岛，以及威海湾沿岸十英里地段。租借地由英国专管，但威海城仍归中国管理，中国兵船仍可使用英国所租海面。此外，在东经121°40′以东沿海暨附近沿海地方，英军可以设防。这一英军设防区域仍由中国管理，除中、英军队外，他国士兵不得擅入。[27]
照片33 日本“租借”时期的大连街景
从1899年起，英国开始在威海卫行使管辖权，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至1900年初，当地居民还组织团练，置办武器，决心武装抗英。此后，在中、英双方实地会勘租借地界址时，数以千计的武装民众两次袭击英方勘界人员，并遭受很大伤亡。[28]6月，山东巡抚袁世凯承认英方划分的租借地界线。这条勘定的界线与中英约章的规定有所不同，西起马山嘴附近海滩，大体上向东画一半圆，南经草庙子，东至大岚头海滩。除威海卫城外，威海卫租借地陆地面积738.15平方公里，界内有315个村落，约12万中国人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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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4 从刘公岛眺望威海市区
自1898年5月接收威海卫后，英国设置威海卫临时行政公署，起初隶属于驻华海军司令部；未久，转隶陆军部；划定租借地界址后，由殖民部正式接管。1901年，英国枢密院颁布法令，确定了该租借地的基本政治制度。威海卫行政长官由英国国王任命，在当地高度集权，可行使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权力。他有权制定地方法规，它们一经颁布即刻生效，除非在一年内被英王否决才能作废。他有权依法处理当地政府所有政务，任免当地各级政府以及法院和监狱的官员。在英王任命当地高级法院法官以前，他掌控该法院事务，此后，他与该法官可独自或共同审理相关案件，并有权赦免当地法院判决有罪的罪犯或改判缓刑。[30]
1902年，英王任命了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职行政长官。在此之前，该长官由英国海、陆军军官兼任，当地只有华人称为“华务司”的政府秘书等少数行政官员。未久，租借地行政公署从威海湾中的刘公岛迁至对岸的港口区，该港口区被更名为爱德华港。1906年，该租借地被划分为两个行政区。其中南区下辖17个小区，设专职的地区行政长官；北区下辖9个小区，外加刘公岛和爱德华港，其地区行政长官由华务司兼任。
在此期间，行政长官订立、颁布了诸多在租借地内实行的法令。它们涉及警察、武器、监狱、鸦片、博彩、建筑、卫生、人口、婚姻、妇女、遗嘱、广告、捐税、检疫、陪审团、退休金等多方多面。这些法令的不少规定不同于当时中国法律或为中国法律所无。
在威海卫租借地，英国设置一个高等法院及两个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法官由英王任命，须是英格兰或苏格兰、爱尔兰律师公会会员。高等法院可审判租借地内所有案件，唯死刑须经行政长官批准。不服该法院判决者，可上诉香港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可审判各种民事案件和罚金不超过400银圆、监禁不超过1年的刑事案件，法官由英国国务大臣委任。财政原因使英国很少在威海卫派驻法官。除少数重大疑难案件外，大多数案件都由华务司审判。这些法院适用英国法律、英国为该租借地所订法律、当地行政长官所订法律以及变通后的香港法律。当地华人之间的民事诉讼，也可依据中国法律和风俗习惯来审判。[31]
威海卫租借地的大部分区域是农村。为了有效而又低成本地统治这广阔的区域，英国当局尽可能保留与英国统治不相冲突的原有制度，实行乡村“自治”。1902年，英国当局对各村原有的村董登记造册，颁发委任状。村董的职责是在本村维持治安，征收捐税，传达政令，登录土地交易，仲裁民间冲突及民事案件。[32]1906年，英国当局又实行总董制，将该租借地划分成26个小区，每个小区起初通过行政长官委任，后通过村董选举产生一名总董。总董的职责包括传达政令、维持治安、监督税收、调解纠纷，以及就当地治理向当局者建言。在推行这些制度之后，当地农村长期维持着原有秩序。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变化巨大，该租借地则在几十年间如同止水一潭，一直保持着清末时的社会风貌。
租借威海卫之时，英国已深陷在南非的战争，不能在威海卫派驻大批军队。1899年，英国政府雇募华人，组建“中国军团”，当时也称作“华勇营”。该军团军官全部来自英国正规军，共有官兵500多名。该军团装备精良，配有重机枪、火炮等重武器。次年，该军团作为英军加入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与清军及义和团民激战。因在战斗中十分凶悍，该军团扩编至1 300余人。此后，英国政府决策将威海卫改作不设防军港，并始终没在东经121°40′以东的区域内设防。1906年，中国军团被解散，部分士兵被雇用为当地和多地租界的警察或巡捕。[33]
租借威海卫之初，英国殖民部希望当地发展商务，实现财政自给自足，以免为英国政府增添负担。一些英国商人还进而期待该租借地能发展成华北商业中心。界内很快出现由英国、德国等多国商人经营的店铺、商行、货栈直至金矿开采公司等。因英国租借威海卫的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的租期相同，1905年日本夺取旅大后，英国失去继续租借威海卫的依据。外商忧虑威海卫政治前景，中止向威海卫投资，甚至抽回资金。不少工厂企业相继停业，当地商务逐步衰落。[34]
在此期间，经激烈争论，英国政府最终认为威海卫租借地是有军事价值的飞地，还可借以抵制德国扩展在华北的势力，决定拒绝归还，并拟将威海卫附属于香港，以防清政府索回该区域。1906年，清政府依照条约提出收回威海卫的要求，英国公使即蛮横地宣称，旅大虽已易主，仍由外国控制，无论条约如何规定，英国不拟放弃威海卫。为避免横生枝节，英国政府又决定维持当地原状。[35]民国肇建后，中国政府屡次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宣布愿意归还。此后，经过历时八年的谈判，《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于1930年4月订立，其中确认中国收回威海卫租借地，同时认可英国租借刘公岛房屋、设施等权利。10月1日中国政府接收威海卫，当地作为英国租借地的历史遂告终结。[36]
第四，广州湾租借地。
在清代后期，广州湾系指位于广东省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有数个村落的村坊及其附近海面。吴川县西南是雷州府遂溪县，吴川、遂溪一带海面绵亘，其中包括宽阔的麻斜海。南三都所在海岛系麻斜海屏障，东临南海，距香港约400公里。
1898年初，在德、俄、英等国强租胶州湾、旅大、威海卫等地之际，法国也以武力胁迫，要求租借广州湾为停船趸煤之所。4月10日，清政府被迫同意。4月22日，在未勘定界址，也未告知中国官员的情况下，法军即在遂溪县海头登陆，抢占当地无人防守的炮台。此后，因法方代表姗姗来迟，勘界谈判未能举行。法军则擅自在当地兴建栈桥、营房，挖掘壕沟，并逐步扩大占据范围。当地民众为了保卫家园，进行激烈的武装抗争，遭到法军残酷镇压。次年初，在两广总督谭锺麟的支持下，遂溪知县李锺珏组织团练，抵抗法军入侵。此时，在勘界谈判中法国人要求将东西约长120里、南北约宽100里的宽广区域划为租借地。因遂溪民众坚决抵抗，法国人同意放弃尚未占据的东西80余里、南北30余里地段。未久，当地练勇杀死两名深入遂溪县平石的法国军官，法军便猛攻黄略村等处，杀死、杀伤很多守村练勇。清政府唯恐进一步扩大冲突，决定继续让步。1899年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订立。其中规定，该租借地包括硇洲、东海两岛，遂溪县内地的赤坎、志满、新墟等处，吴川县部分内地，南三都等岛屿，以及遂溪县、吴川县之间的麻斜海等处海面，租期99年。[37]据后来测算，该租借地海、陆面积共约2 10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850平方公里。[38]在法国统治的第五年，当地共有华人181 703人。[39]清政府于1900年初批准该约，准备互换。法国则因为庚子事变爆发，没有立即批准条约，后来则忽略此事，所以自始至终并未批准该约。[40]
照片35 原广州湾法国公使署
（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就背弃其租借理由，并未将当地用作停船趸煤的军事基地，而是作为殖民地。1900年1月，法国政府确定，由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负责广州湾租借地的行政。[41]随后，该总督发布政令，确定法国管治该租借地的制度。此后，该政令屡次被修订。根据这些政令，任命广州湾行政长官为该租借地最高行政官员，未久又设置一名副行政长官为其助手。当地华人称他们为“总公使”“副总公使”。行政长官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代表，有权在当地采取各项行政及治安措施，监管公共秩序，指挥武装部队，并与附近的中国官员保持联系。该租借地的行政首府曾设在小镇麻斜，该地后也被称作“东营”。1910年，行政首府迁至新建的“白雅特城”，该地又被称作“西营”。副行政长官起初负责管理麻斜等城镇，行政首府迁至西营后主要负责管理这一城区。[42]整个租借地被划分为麻斜、西营等城镇和分别以赤坎、坡头等处为中心的三个区。这三个区每区设置一名民政官员，当时也称作“帮办公使”，负责区内行政、治安、税收等事务。因不通语言、不谙民情，法国当局难以直接治理租借地广阔的农村地区，当地农村原有行政体制得以存留。于是，在各区之下依旧设乡，乡以下各村村民聚族而居，依旧由各宗族尊长分别治理，法国人称其管理机构为“名人会议”，其成员由行政长官任命。在乡里，设立公局。公局长由当地华人自行选举，再经行政长官任命。他们是本乡警察负责人，并负责征收税款。各乡也设置名人会议，成员从村级名人会议中挑选。1911年，该租借地的行政、司法得到简化，最大变化是取消区级行政机构。此后，法国当局向淡水、坡头、铺仔等处各派一名法国人为代表，对当地进行治理。在广州湾，法国还派驻军队。其中被华人俗称“红带兵”的法国国防军，隶属法属印度支那驻军，主要守卫西营等城区。俗称“蓝带兵”的地方保安团，法国人为指挥官，越南人为次级军官，华人充任下级军官和士兵。此外，另有兼管社会治安和清洁卫生的武装警察，俗称“绿衣兵”，只有主要负责人是法国人，其余都是华人。[43]
在广州湾租借地内，设有一所法国法院，审理的案件包括以法国人及其他欧洲人等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及治安案件。该法院由副行政长官为法官，不服法院判决者，可上诉于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上诉法院。法国人及欧洲各国人等触犯刑律，也由设在河内的刑事法院审判。界内华人之间的纠纷，首先由各乡名人组成的初级法庭根据中国法律和本地习俗来审判。初级法庭可终审判决较小的民事案件，并可初审其他案件，其所能给予的惩罚限于罚金等。不服此类法庭判决者可上诉中外会审公堂。起初，每个区各设一所会审公堂，1911年改为只在西营设立一所。会审公堂庭长是法国人，两名陪审员是华人。该公堂除审判上述上诉案件外，还可判决华人监禁直至死刑的所有案件。这些判决还须经评议委员会核准。该委员会由正、副行政长官等四人组成，作出的是终审判决。其中死刑判决，尚须经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核准才能执行。[44]在1930年、1935年，当地又两次进行司法改组。此后，该租借地设有初级审判庭、中级审判庭和高等评议会，中级审判庭及高等评议会都设在西营，可判处当地的各种案件。[45]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生一些变化。除了在东营、西营进行城市建设外，法国当局还建造灯塔、道路等，特别在民国初期曾较大规模地修筑港口、码头，使当地的贸易有所发展。不过，租借广州湾未久，法国国内就出现租借该地区有害无益、主张将该地区归还中国的舆论。不明朗的前景一直影响着当地建设，界内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面貌未有多大变化。由于有关条约并无在该租借地设立海关的条款，中国政府没能设立海关，当地成了不征收关税的自由港。广州湾的出口货物，主要有生猪、皮革、咸鱼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稻谷、火柴、机械等，特别是鸦片。将鸦片运入该租借地，然后向内地走私，此种非法贸易促成了当地的畸形繁荣，法国当局一直纵容，广州湾很快成为两广地区鸦片走私中心，在西营、赤坎等处还出现许多鸦片烟馆。赌博在当地也已合法化，界内大小圩镇都遍布赌场。此外，当地还出现不少妓院。此时的雷州半岛又是众多海盗、土匪出没之区，法国当局曾自认应付乏术，后来竟默许他们在租借地内活动，以致在民国初期当地一度成了“土匪大本营”。不过，在清末革命党人利用广州湾的特殊环境，也曾在当地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广州湾租借地成为很多难民避难之所，并成为中国抗战后方获得海外物资的重要通道之一。当地人口增长，进出口贸易激增，形成相对繁荣的格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广州湾虽在日军严密的监控之下，但仍是中国政府仅剩的补给抗战物资的沿海港口。1943年2月，日军进驻广州湾，法军并未抵抗。此后，日本与希特勒德国的傀儡、法国维希政府订立共同防守广州湾的协定，广州湾行政长官等法国官员继续任职，事实上日军则已控制该租借地，并在当地肆意妄为，直至屠杀无辜居民。1944年3月，日军为推动所谓“华南一元化”政略，撤废广州湾租借地之军政，将这一区域移交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政府管辖。[46]至维希政府已覆灭的1945年3月，日本人终止法国当局在该租借地的行政权，并解除法军武装，当地遂完全等同于沦陷区。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中法订立《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租借地，将其更名为湛江市。
第五，香港新界。
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订立中英《江宁条约》，同意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后，清政府又被迫于1860年订立中英《北京条约》，同意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割让给英国。此后，英国人认为，九龙半岛北部及周边南丫岛、大屿山等岛屿仍归中国管辖，将危及香港的安全，又图谋占据这些区域。
1898年初，在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英国准备强租威海卫的同时，法国要求租借香港附近的广州湾，并要求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人认为，如果广东等省成为法国势力范围，香港便不可能展拓界址。4月初，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以香港防御需要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等项要求。经多次交涉，清政府屈服，几乎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6月9日，李鸿章等与窦纳乐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该专条和粘附地图的规定，英国在九龙半岛租借的范围，系从原来界址向北推进至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的直线。租借区域还包括附近诸多岛屿，大鹏、深圳两湾水域及附近海域。租借的时间为99年。界内九龙城仍由中国管辖，驻扎的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47]这些被租借的中国领土和领水被称作香港新界。然而，英国人的贪欲仍未满足。1899年3月，中、英双方开始勘划新界北界时，英方又改而宣称应以天然界限为界，要求将界线北推。19日，经中方再次让步，双方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其中确定香港新界的北界，为深圳河及该河河源划至沙头角以西大鹏湾一线。[48]香港新界的陆地连同235个岛屿，面积达970多平方公里，大约为原港英当局管辖面积的11倍，水域面积也扩大40至50倍。
在划定界址后，港英当局就急于接管新界。4月16日，港英当局宣称，自当天下午起新界成为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民众反对英国拓界，他们在元朗成立太平公局，作为武装抗争的指挥中心。数千民众用所能找到的武器装备起来，深圳河以北的很多民众也来会合。从4月初起，武装民众先后在大埔、林村、上村等地与英军激战，虽然最后不敌武器精良的英军，但也使英军遭受了严重伤亡。特别在吉庆围、泰康围等处，英军曾屡攻未下。4月下旬，当地民众的反抗被镇压。此时，英方又违反中英条约的规定，以中国驻军九龙寨城妨碍英国保卫香港之武备等理由，要求中国军队撤离该寨城。在清政府一再拒绝后，英军于5月占领该寨城，封闭九龙海关，并于1900年初单方面宣布，九龙寨城归英国所有。[49]此后，该寨城演化成中、英和港英当局“三不管”地带。
对于新界，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未将其视为租借的土地，而是视为殖民地。1898年10月，英国的枢密院令规定，将新界看成从来就是香港的一部分，由香港总督会同立法局为新界制定相应的法例，并在合适时候将香港一切原有的法例全部适用于新界。在此后数十年间，港英当局一直在推进这一进程。英国人还宣称，在租借99年期间将把原住新界的居民全部视作英籍的英国子民。[50]不过，新界是广阔的农村地区，与英国已经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香港市区有很大差异，港英当局不能不正视此种情况，因而未久通过法案，规定部分的香港法例可不适用于新界，并制定了一些专门适用于新界的条例。此外，若干中国原来的法律在事实上仍长期在当地实行，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婚姻法、继承法等，因而香港岛等处与新界其实实行着“一港两制”。[51]
为了仅派驻少数英国官员来实施对新界的管理，港英当局决定尽可能沿用原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任用地方长老。1899年，港英当局首先在大埔设置警署，该警署后成为新界警察总部。此后，在屏山、凹头、沙头角、西贡、上水等处也陆续设置了警署。新界的行政事务最初由驻大埔的助理警司管理，他还兼司当地的审判职务。同时，新界被划为8个“全约”即区域，再细分为48个“分约”即分区。各分区最初由港英当局任命乡绅来佐办地方事务，后来各分区均设委员会，委员由村民推选，其职责包括维持地区治安，调解、处理较小的纷争等。不久，新界被划分为南、北两个约，北约的辖境大致为荃湾以北之地，南约的辖境为荃湾以南之地及离岛。南、北约均设立理民府，设置理民官，管理本约地区事务，并兼调解、仲裁纠纷以及处理地政事务等多种工作。
对于新界，港英当局除关注其治安外，关注的重点还有土地问题。1900年，港英当局为新界制定条例，规定在英国租借期间，当地的土地全部属于政府产业，凡是在此后占有界内土地的居民，除非拥有港英当局发出的官批，或经由田土法庭发给的契据，否则一概视为霸占政府公地。于是，新界土地的拥有形态从永业权变成了承租权。[52]同年，港英当局又订立“官地收回”条例，授权政府可因需要征收土地作公用，但应从公给价来补偿村民。
英国租借新界，系以防卫香港为租借的缘由。港英当局确实在当地建筑了防线。但是在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两天内就突破这条防线，不到五天就打到九龙半岛南端，致使香港地区在半个月里全部沦陷。此后，新界与香港岛等处一样，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经历了三年八个月的血雨腥风。在此期间，当地民众并未停止抗争，特别是由新界居民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活跃于新界，在配合盟军作战、营救被俘盟军等战斗中作出了贡献。
日本人占领香港期间，实行分区管治，在新界设立七个地区事务所。抗日战争胜利后，理民府制度被恢复。1948年新界民政署设立，由该民政署长总管新界政务，下辖大埔、元朗、南约三个理民府。此后，经多次演变，到1974年，新界民政署共管辖大埔、元朗、荃湾、西贡及离岛等七个理民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界的面貌逐步发生变化。在英国租借之前，新界是农村地区，居民以农民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到1948年以后，从内地来到香港地区的居民增多，为满足香港市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的需求，新界的稻田变成大片菜地，后又建起诸多果园、鱼塘和畜牧场所。随后，因香港市区人口激增、交通堵塞、房价高涨、工业用地短缺，港英当局加紧开发新界。大批市区居民陆续迁往新界，当地出现大量的房屋建筑，形成一批新的市镇以及工业区，而农业、畜牧业等业则越来越衰落。1996年，在香港630万人口中居住新界的人口为296万，超过46％。[53]经迭年的填海造地，此时新界的面积也有所扩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根据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历史和特殊地位，作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54]在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政府一直贯彻这一政策。在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新界99年的租期行将期满。新界和整个香港地区的前途成为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中、英两国经长时间谈判，于1984年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规定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至此在五个租借地中历时最久的香港新界也结束了作为租借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