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租界
日本是唯一在中国开辟租界的亚洲国家。日租界开辟较迟，大多位置偏僻，商务不振，但其数量超过法租界，仅少于英租界，在专管租界中位居第二。
甲午战争结束后的20年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公立文凭》《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等不平等条约，陆续取得在中国13个通商口岸开辟专管租界的侵略权益。如果这些租界全被开设，其数量将远远超过英租界。在事实上，日本的贪欲与其经济实力尚有差距。就在订立《马关条约》后不久，日本拟在中国8个通商口岸开辟租界时，清朝君臣就认为，“我虽全许，谅彼力亦尚不能全开”[14]。后来，日本人真正开设成功的，仅有苏州、杭州、天津、汉口、重庆等5个租界。在沙市、福州、厦门三地，中、日双方虽已订立开辟租界的中日约章，确定租界界址，但因界址不理想、当地民众抵制、鲜有日商前来租地等，最终未能建成。在上海，日本人垂涎的地段正是苏州河以北公共租界即将扩充的区域。在此时他们尚无与英、美抗争的力量，因而只能放弃在当地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改而采取打入公共租界、在界内扩展其势力的策略，并获得了成功。在营口、安东、奉天等地，起初是因为其内部钩心斗角的争斗，后来又唯恐英、美等国也在东北开辟租界，日本政府未将所占据的土地辟为租界，而是最终将它们并入南满铁路附属地。此后，因中国人民发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来反抗日本对山东的侵略，美、英、法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都对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先是表示可以仅在青岛设置国际公共租界，后来又不得不宣告，不再谋求在胶州湾开辟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15]于是，日本索得在中国诸多通商口岸开辟专管租界的特权后，真正建成的日租界只有一小部分。此种状况，是日租界的特点之一。因为中日订立过开辟沙市、福州、厦门日租界的约章，日本对这些划为租界的地区拥有“纸上的权利”，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有些日本人宣称日本在中国辟有8个专管租界。
在已设的5个日租界中，除天津日租界外，都位置偏僻，远离当地中国居民聚居的繁华街区。这一方面是因为日租界开辟较晚，以致在已经辟有租界的通商口岸较好的地段已被他国租界占去。在汉口，英、德、俄、法租界开设在先，日本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日租界开设于这四国租界的东北，此处距汉口镇市已有六里之遥。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在甲午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采取了尽力争回既失权利的外交策略。这样，在日本拟辟租界的通商口岸，中国官员除了曾力争将日租界改为通商场外，还尽量不让日租界界址靠近繁盛区域。在苏州、杭州和重庆，日本人曾希望在繁华的苏州阊门外、距杭州城区稍近的大关以及距重庆府城较近的江北厅开辟日租界，但都未能交涉成功，最后只能将日租界分别设在僻远的青旸地、拱宸桥以及王家沱。到沪宁、沪杭铁路建成后，苏州、杭州两地的经济地理发生变化，这两地的日租界就更加远离当地的商业中心。只有在天津，情况较为特殊。天津城东南有片沼泽，英、法两国便选择位于沼泽东南的紫竹林为租界所在地，此后德国也宁愿选择较远的地段为租界。后至的日本人只能划这一沼泽及其邻近区域为租界，但在大规模填筑沼泽和洼地后，天津日租界脱胎换骨，成了紧靠天津城区的黄金地段。大多不得地利，是日租界的又一特点。
照片18 天津日租界的繁华地段
由于位置偏僻，日商又财力有限，除天津日租界外，其余4个日租界都不繁荣。就连在当时善于虚饰的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所有日租界中只有天津、汉口日租界“发达”，其余都“未发达”。其实，被称为“发达”的汉口日租界，在汉口五国租界中是最不发达又声名狼藉的租界，就连日商也多不愿意将洋行、商店设在这一本国租界之内。在“未发达”租界中，经日本人的多年努力，苏州日租界曾稍有兴盛气象。但是在开设20多年后，界内仍有大片土地没有租出，建成的工厂、商店、洋行等为数有限。重庆日租界从未出现过繁盛的迹象，界内建成的房屋十分有限，直至20世纪30年代，当地只租出103亩土地，仅占租界总面积的七分之一。[16]杭州日租界也是如此，至1934年办完租赁手续的土地仅167亩，不足租界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界内只有警察局、10间茧行、一些两层的集体住宅等少量建筑，大部分土地尚未被开发。[17]不繁荣、不发达，是日租界的普遍情况。(https://www.daowen.com)
照片19 日本人在杭州日租界内建造的少量房屋之一
为了繁荣租界，日本人不择手段，因而使日租界大多成了罪恶的渊薮。在汉口日租界，日本人除了私贩枪支弹药，还经营鸦片、白面、红丸等各种毒品，被当地人士视为走私、贩毒的大本营，以致汉口土话“下东洋租界去呵”，成了与从事肮脏勾当同义的字句。[18]重庆日租界中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巴县地方自治促进会曾对它作过一番描绘：日本人在租界内“包庇烟赌，借此余（渔）利；诱良为贱，遂其兽欲；藏匿盗匪，分润贪赃；漏偷关税，私运货物；贩卖枪弹，助长内讧；嗜酒乘疯，侮辱华人；安置外警，胆敢擅捕；作殃作福，无恶不为”[19]。正因为如此，重庆民众对该租界有切齿之恨，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20]在天津日租界中，有诸多日本、朝鲜和中国妓院。据1936年的统计，界内领有执照的妓院达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达千人以上。界内制毒、贩毒的毒窟为数更多。公开制造或贩卖毒品的日本商店以及中国的土庄、烟馆曾达数百家。[21]1933年，日本政府在受到国际舆论抨击后，曾故作姿态，特派官员到天津来“肃毒”。结果，日本驻军和租界警方与毒枭表里为奸的黑幕被揭开，日本政府和日租界当局都被弄得狼狈不堪。在杭州，日本人在对日租界的经营失败后，就转而入居该租界以南的公共通商场，致使该通商场被误认作杭州日租界。为了吸引杭州城内的游人，该通商场内出现一批戏馆、茶馆、烟馆、菜馆、妓馆。[22]其中妓馆尤其兴盛，除不计其数的暗娼外，在妓馆全盛时期已过的1929年，当地尚有公开登记的妓馆233家，妓女434人。[23]在过去，杭州最著名的妓寮是钱塘江中的江山船，此时的拱宸桥妓馆成了杭州最大的淫窟。
从20世纪初期起，日本军阀图谋进一步侵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揳入中国内地的日租界，又对中国国防构成严重威胁。潜入杭州、汉口等地的日本特务都以日租界或靠近日租界的地区为据点，假扮成商人或其他人士，在暗中收买汉奸，搜集情报，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在天津日租界，日本特务的活动尤为猖獗。在20世纪初期，界内的樫村洋行、野崎商店等洋行、商店都是日本特务的秘密联络点，常盘旅馆、扇家料理店等旅店、餐厅都是日本高级特务的活动场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多的日本特务麇集天津，并先后在该租界内成立青木公馆、茂川公馆等多个特务机关。这些日本特务策动了一系列的便衣队暴动，实施将末代皇帝溥仪从该租界转移到东北的计划，并策划了所谓冀东独立运动，使该租界成为华北的乱源。[24]同时，日本政府派遣军舰，深入长江，直至川江，去“保护”汉口和重庆的日租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政府趁机非法在汉口日租界附近建造兵营，长期派驻陆军，兵力曾达2000人左右，并屡次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等在日租界登陆布防。九一八事变后，汉口日租界更是戒备森严，日本陆海军频频在当地举行军事演习，使该租界如同一把插在中国腹地的尖刀。天津日租界内外更是大批日军的驻扎地，其中毗连日租界的海光寺兵营即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在1931年11月便衣队暴动时日本驻军就配合便衣队，动用大炮、机枪、坦克，向中国警卫部队扫射、轰击，直接介入这场暴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海光寺等处的日军又与自北平南下的日军里应外合，致使天津沦陷得异常迅速。这些事实表明，日租界对中国的危害十分严重，其中天津日租界可说是对中国危害最烈的租界。
从1925年起的数年间，4个英租界被中国陆续收回，日租界便在数量方面超过英国，成为为数最多的专管租界。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曾力图收回汉口等地的日租界，日本政府就以集结军队、制造血案的暴行来维护这些侵略据点，使得中国政府未能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收回任何日租界。这样，对日租界的收回，只能有待于彻底荡涤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又一次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