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开设和扩展租界
租界的所在地，都是中国在迭次对外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开设各地租界的权益，多数是战胜国通过侵华战争获得的又一项战利品。开设后的租界又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理的“国中之国”，使得中国人民在本国土地上却要受外国人管理，从而蒙受更多的耻辱。因此，不少租界的所在地都曾爆发当地民众反对开辟或扩展租界的斗争。
在九江，当地居民“因被英国设立码头，尚须拆让房屋，心怀不甘”，屡次与英国人冲突。1861年3月28日，英国领事许士与九江地方官员履勘租界地基并竖立界石之际，一些游兵散勇“聚观喧嚷”，拾石掷打许士等人，当地民众便“随声附和”。[1]几天后，当地又发生兵勇击碎英国领事馆大门，冲入领事卧室的事件。为此，英国公使卜鲁斯一再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也只得以“弹压不力”为理由，对相关的文武官员进行惩治。一年后，英国领事佛礼赐在再次测定租界界址时声称租地短少五丈，就擅移界桩。当地居民便“开挖界沟”，与英方争地。佛礼赐等人阻止中国居民开沟，并在冲突时开枪射击，打伤一名居民。[2]接着，这一交涉又闹到北京，使清政府不得不择用让英方对这五丈土地另出租金的折中办法来平息此案。这样，在九江英租界开辟之际，当地就发生了两起引起朝廷关注的纷争。
在镇江，英国人于1861年在租界四周埋设界石后，当地居民旋即将它们一一拔除。英国领事只得要求中国官员予以查处。1862年初，丹徒知县为该租界重立了界石，当地业主赵彦修等350余人又向丹徒知县联名具禀，请求官府另择租界界址。[3]不久，英国人力图将毗邻租界的镇屏山划归租界，镇江官府即断然拒绝。[4]此后，当地居民仍高度警惕租界当局的扩张行动，因而该租界最终也未进行过正式的扩展。
在汉口，为了预防德租界当局侵占界外区域，湖广总督瑞澂等于清末在毗连德租界后马路的地段自开一条灰石路，并在路上设置巡警。1913年，这一区域发生匪徒焚劫案件。德国驻汉口领事就照会湖北地方当局，要求中国将该路的警察权移交德租界工部局，并允许该工部局在当地征收捐税，否则中国须允准该工部局在毗连华界处建筑墙垣，以保障租界安全。北洋政府驻汉口的特派员等认为修筑此类墙垣不便于华民，贸然与德方议订四项条款，同意德国人在这条约长一英里的灰石路上设警站岗。消息传出，汉口民众群起反对。他们组织的公益会迭次举行会议，数百名与会者一致指出，筑墙乃彼自有之权，但只能筑在德租界以内，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警察，乃我权限，万不能让。何况与租界毗连之地，不只德租界有之，如他国效尤，将何以应付。同时，该会屡次向汉口地方官府及督军府、省政府提出呈请，还特派代表前往北京，呈文总统、外交部及参众两院。外交部遂与德国驻华公使交涉，使德方不得不放弃这一要求，同意由德国驻汉口领事与驻汉口的外交特派员“就近妥商了结”。于是，汉口民众争回了这一地段的警察权。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领事下旗回国，因而也未重提在后马路筑墙之议。[5]
在天津，位于海河东北岸的天津比租界位置较为偏僻，也不繁荣。自1915年起的七年间，比租界当局屡次企图扩展，包括将尚有一半土地没有划入该租界的大直沽村并入租界。由于当地民众的一再抵制，他们的图谋才没有得逞。[6]
在诸多反对开辟、拓展租界的抗争中，尤其值得详细记叙的有以下四次。
第一，厦门虎头山事件。
甲午战争后，割占了台湾、澎湖的日本又获得在厦门开设专管租界的侵略权益。未久，日本署理公使内田康哉便照会清政府，要求将火仔垵、沙坡头及生屿、大屿等处共22万坪的土地辟为日租界。[7]总理衙门认识到日本系“肆意婪索，希冀联接台湾声势”，要求福建官府详勘厦门地势，以备辩驳。闽浙总督边宝泉等派员查勘后，在给总理衙门的公文中指出，日本人指索的两处土地，前者“为商民聚集之所”，后者不属于厦门地界，均不能租给日本。他们又指出，“厦门地面逼窄”，人口稠密，“实无可开租界之处”。经再三考量，南岸沙坡头以东、长宽约80丈的沙坡尾，或西岸浮屿外名叫海岸的一片沙滩，尚可租给日本。[8]日方以不便行船、通商为理由，拒绝租借位置僻远的沙坡尾等处，转而要求租借沙坡头一带的海岸及鼓浪屿西岸沙帽山等地。总理衙门也未同意。此后，经与署任公使林权助会商，日方同意只租借其中一处，并同意由兴泉永道与日本驻厦门领事进行具体谈判。
1899年初，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与刚莅任的兴泉永道恽祖祁开始划界谈判。日方食言而肥，又力图使日租界包括厦门岛、鼓浪屿两部分，并派人进行实地测量。其中厦门岛部分为4万坪，鼓浪屿部分为13万坪。当地民众十分愤恨，纷纷呈文恽祖祁，坚决反对日本强索这些地区。恽祖祁也具有爱国热情，谈判一开始，他就指出，根据在北京达成的成议，日租界应酌定相宜的一处，不能设在两处。上野立即向日本公使矢野文雄报告他的意图，矢野又向总理衙门提出在厦门岛和鼓浪屿两处共凑给12万坪为租界的要求。总理衙门也不肯轻易让步，双方便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在鼓浪屿经营已久的英国以及有意在厦门岛开辟海军基地的美国等国就纷纷出面干涉。这些国家不愿让日本在厦门过多地扩张势力，便同时向中、日双方施加压力。恽祖祁深知英国视鼓浪屿为禁脔，为了使日方在交涉中陷入被动地位，就故意向日方表示，厦门岛“无地可拨”“舆情惶遽”，但可在鼓浪屿一处凑出12万坪。日本人在受到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压力后，只能收敛对鼓浪屿的野心，并于1899年3月与英、美等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表明日本仅要求在厦门岛设立租界，其界址为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的4万坪。然而，虎头山脚迤北并没有多少隙地，因此上野等便企图租借虎头山等处土地。[9]
虎头山是座小山，系当地形胜。恽祖祁认为，不能让日本人占据这一要地，就以虎头山上有诸多民居和坟墓，强租该区域会激起民愤，要求上野或是填筑虎头山下的海滩，或是从以前边宝泉开列的地基中租借一处。上野以填筑海滩过于困难，又认为沙坡尾等处都是“无用之地”，坚持要租虎头山。恽祖祁改而建议从日本公使最初索要的地块中划出沙坡头一带的4万坪为日租界，但上野仍以位置偏僻、填筑困难为辞，拒绝这一方案。双方相持不下时，厦门税务司、英国人辛盛表示愿去虎头山查勘，以便进行调解。5月12日，辛盛与恽祖祁一起登上虎头山时，当地聚集男女老幼数千人，纷纷请求“免拨租界”。辛盛目击此情此景，深恐激起事端，影响各国在厦门的商务，即再三婉劝上野另择租界界址。上野固执己见，只是表示可以通过不迁山上的坟墓、照时价收购山上的房屋等措施来“设法安民”。于是，上野坚持要租虎头山，恽祖祁坚决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厦门的谈判迟迟没有结局，日本公使就对总理衙门进一步施加压力，并声称恽祖祁阻挠日本在厦门开设租界，要求清政府予以撤换。至此总理衙门和新任闽浙总督许应骙决意满足日方要求，指令恽祖祁让步。恽祖祁不顾个人荣辱，拒绝服从上司的命令，表示“誓与厦门虎头山同去就”。[10]1899年8月，清政府决定摒弃恽祖祁，改派福建按察使、前任兴泉永道周莲来负责厦门日租界划界事宜。
周莲于8月12日抵达厦门后，直接与上野秘密会商。上野同意将虎头山及坟墓剔出租界范围，周莲则同意将日方要求的山南草仔垵等处划入租界。8月23日早上，周莲派出官员会同上野派出的领事馆官员前往虎头山脚插旗划界。当地居民发现日本官员后，就包围他们，大声斥骂。日本官员命令随从人员驱散民众，就更犯了众怒。民众捡起石头、砖头向他们砸去，有些妇女还投掷沾着大粪的扫帚。日本人惊慌失措，连忙向海边逃窜。民众紧追不舍，打伤了一名日本官员。另一名日本人则未能逃上停泊于海边的渡船，只得跳海逃生。日本人逃跑后，民众乘势包围周莲的行辕，周莲也向民众承诺，“决不将虎头山地割作租界”。同时，厦门全市商店罢市，船工罢海，以示当地民众反对将虎头山划入日租界的决心。
此时，开设厦门日租界的约章虽已核定，但周莲等因“民心浮动，谣言甫息”，特别是划入租界的草仔垵地区的居民也群起反对将该地并入租界，只得与上野商定，暂不签约、划界。过了一个月，风潮稍平，他们才订立开辟厦门日租界的约章。该约规定，双方在“立定此约之后，即时合同派员勘丈”，并竖立界石。但是，因慑于厦门民众的反对，以及租界位置颇不理想等，日本官员迟迟未去勘丈定界。1900年夏，日方曾通知厦门官府，日本海军官兵即将前来丈量租界，但也就此没有下文。[11]这样，经厦门民众和恽祖祁等官员的抗争，日本人未能在厦门岛、鼓浪屿两处设立租界，使厦门日租界的面积从22万坪减至4万坪，还使当地的形胜虎头山未被划入租界，并使该租界最终成了只在纸上存在的租界。
第二，上海公共租界再次扩展案。
19世纪末，英、美等国人士于拓展上海公共租界时，力图将宝山县南部的部分土地并入界内。由于清政府坚决反对，他们决定先行取得中国方面允让的区域，日后再设法向宝山扩展。尽管在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允准该租界扩展两万余亩时曾切实声明，此后不准该租界再行推广，但他们已在蓄谋进行新的扩展。
20世纪初，中国官府允准外国商人在宝山县境租赁土地。此后，该租界工部局加紧在当地越界筑路，从而导致中、外双方的一再冲突。至1908年5月，工部局遂以租界北部的界线参差不齐，闸北的中国巡警与租界巡捕时有冲突，那里的卫生、消防等状况也非常令人不满，要求尽行并入该租界与沪宁铁路之间的地段。同年7月，驻沪领事团与两江总督端方交涉，立即遭到端方的拒绝。1909年1月，英国公使又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外务部也加以拒绝，并指出，宝山并非约开的通商口岸，“洋商在彼租地本属不合”，他们应迁回上海租界，以符合原来的定约、章程。至于当地的警察、卫生等事项，系中国内政，“地方官逐渐整理，当可底于完全，以保公安”。[12]
这番交涉失败后，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于1909年3月通过决议，授权工部局对拓界一事着力坚持到底，扩展的范围则进一步北推至虹口公园等处。工部局便呈函领事团，转请公使团与清政府重开谈判。这一消息披露后，上海民众舆论大哗。4月11日，上海、宝山两县绅商及寓沪各省绅商齐集文庙明伦堂开会。他们指出，外国人推广租界的理由，无非是与租界毗连的华界卫生、警察等事办理不善。其言之不足信，已由上海官府进行过辩驳。即便他们所言属实，那么无论租界推广到哪一地步，必有与华界衔接之处。上海除东距大海外，在南、西、北三面均是人烟稠密之地，将来外国人“处处可以借口，推广二字，有何底止”？特别是所议的推广之地适当沪宁铁路的起点，是冲要之地，其得失与江苏全省的主权有关，也与全国的利害有关。因此，朝廷应“始终力争，以保主权，而慰众望”。[13]此后，虽然英、美等国继续施加压力，但两江总督端方等都不为所动。
相持到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闸北地区成了讨袁军的大本营。当地的有些业主为了保全自己的私产，竟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予以保护。该工部局即以此为借口之一，派遣巡捕和万国商团进驻闸北。众多中国居民以“洋兵保护华界有碍中国主权”，群起反对，迫使工部局旋即撤退巡捕和商团。不过，工部局趁机宣称，将这些地区并入租界是急不可缓之事。驻沪领事团则认为，在此时此际，“殊不合以此事电迫北京”，没有同意工部局的要求。工部局就派代表径往北京，呈请公使团与中国政府交涉。不久，社会上出现政府拟略作让步的传闻，致使闸北公民王文典等条陈理由，要求政府勿稍迁就。于是，该租界工部局的活动又告失败。[14]
1914年初，北洋政府为了使法国当局协助镇压在上海法租界内活动的革命党人，允准该租界再次扩展。同时，北洋政府也准备以同样条件来与公共租界当局拍板成交。由于闸北市政厅厅长钱允利等人呈文反对，领事团的要求也越出袁世凯政府准备让步的范围，双方磋商多时，尚未达成协议。此后，上海法租界正式扩展，公共租界即将扩展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形势已更为急迫。闸北民众万分焦急，就一再集会，筹议阻止租界扩展的办法。他们还上书上海地方官府，致函闸北市政厅工巡捐局，请求他们整顿路政，并组织保卫团来弥补警力的不足，以免外国人有所借口。11月17日，他们又通过呈北京参政院文，并公推代表，赴京递呈。这一呈文要求当局者们反对将这一“国防所系、地利所在”的区域划归租界，但因“国弱邻强，万不得已”，故提议将推广租界“改为修正界线，以保国土而顺舆情”。不久，外交部特派刘荩忱来沪调查。闸北民众不仅公举代表去谒见刘荩忱面陈利害，又恐“一二不知爱国之辈暗中耸听，希图自私自利”，公举调查员数人，四出侦查，预备抵制之策。由于北洋政府蓄意要达成这笔肮脏的政治交易，1915年初，特派交涉员杨晟遂与领事团商定扩大租界的合同草案，规定将下列区域划入公共租界的范围：（甲）北自沪宁铁路，东自公共租界，西与南自苏州河间的区域；（乙）沪宁铁路沙泾江及现时租界界线间的区域；（丙）北自苏州河，东自公共租界，南自徐家汇路及虹桥路，西自计划中连接沪宁、沪杭两铁路叉线间的区域。此外，位于租界之内或作为租界界线的苏州河河道也全归工部局管理。作为给北洋政府的回报是，该租界当局也作出为北洋政府拘捕、驱逐或“引渡”革命党人的承诺。[15]3月23日，该租界纳税人会通过这一草案，并请领事团提请驻华公使团及北洋政府批准。于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又一次大扩展似乎已成定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民众进行了更加坚决的抗争。陆文麓等人具呈特派交涉员，转呈外交部，对该合同逐条提出抗议。应季审等人连日集议抵制办法，又具呈上海官府“万勿轻弃主权”，并电请外交部断然予以拒绝。闸北工巡捐局的俞国桢等也具呈该局局长，转呈上海镇守使等人，其中列出应该拒绝推广租界的16条理由。随后，闸北居民再次在明伦堂集会，公举代表上书大总统，要求“无论如何勿稍退让”，并郑重声明，“倘或稍涉迟疑，众公民绝不承认”。[16]这时，日本政府正在迫使北洋政府进行有关“二十一条”的交涉，全国人民已掀起反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爱国群众运动。北洋政府因而有所顾忌，未敢贸然批准这一扩展上海公共租界的合同。与此同时，因英国已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已把赢得这场大战作为头等大事，不拟因小失大，胁迫中国接受这一对大英帝国无关宏旨的合同，从而损害中英关系。其他国家或是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也都没有积极参与。因此，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使尽浑身解数后就别无他法。这一扩展租界的合同未被中、外双方批准，上海公共租界的又一次大扩展因上海民众的激烈反对而意外搁浅。
1917年，中国对德、奥断交、宣战，并开始了收回外国在华租界的历史进程。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又提出收回全部外国在华租界的希望条件。接着，全国人民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历史进入这一时期后，外国人扩展在华租界的企图已更难实现。虽然在1919年驻华公使团向北洋政府重提过上海公共租界扩展事宜，并于1924年将拓界作为交还该租界会审公堂的条件，但北洋政府已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同时，上海民众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有关的事态，每当有此类消息传出，他们都集会、通电，阐述他们坚定的立场。1924年，他们还成立国土维持会来引导这场斗争。[17]一年后，该租界巡捕在界内开枪打死、重伤抗议民众数十人，引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在这种时势下，上海租界的再次大扩展已成妄想。经过上海民众持久、坚韧的抗争，并因国内及随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上海公共租界最终未能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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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9 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的惨案引发了席卷全中国的五卅运动
第三，天津老西开事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法国人趁机将天津法租界扩展到墙子河畔，使其面积激增了五倍。法国人仍未满足，随即觊觎位于墙子河西南的老西开地区。1902年，法国驻天津领事罗图阁照会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清政府给予法国在这三四千亩土地上推广租界之权。对于这一无理要求，唐绍仪等人以不予答复的方式来加以拒绝。
1912年，罗马教廷将天津划为独立的教区。法国领事便唆使首任主教等人在老西开地区建造主教府等建筑，作为侵吞该地区的第一步。天津教会当局就在当地收购大片土地，并从1913年8月起兴建包括主教府、大教堂、修道院、修女院、教会医院以及多所学校在内的教会建筑群。这一工程破土动工后，法租界当局以保护该工程为名，立即派遣租界巡捕进驻这一地区。对于法方的侵略行径，天津民众纷纷抗议，并要求政府干预。天津地方官府却未采取有力措施，仅仅派出警察数名，驻守距教会工地不远的张庄大桥，以示对法方行动的抵制。于是老西开地区便形成中法“共管”的局面。经过近一年的对峙，法国领事宝如华于1914年7月致函直隶交涉署，要求中方撤走警察。其主要理由为中国官员在1902年并未答复法国领事的照会，此后中国官员对租界当局在当地办理警政及市政工程也从无异议，自应视为“默认”老西开地区“为法国推广租界”。对于这些牵强附会之词，中国官府据理进行了反驳。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遂同意交涉从缓，并在交涉中止期间双方不得在争议区域内有所举动。然而，法国人仍想方设法收购当地的土地。[18]到1915年9月，法租界当局就在当地散发传单，企图强迫当地居民向租界捐务处纳税。11月，法国公使又照会北洋政府，要求北洋政府饬令天津地方官府撤退驻守张庄的警察。这些新的侵略行径激起天津民众强烈的公愤，天津商务总会发起“维持国权国土会”，以便凭借全市民众的力量来开展反抗法国人侵略的斗争。北洋政府也不敢贸然答应法方的要求，遂于1916年1月提出妥协方案，即是在老西开“开辟商场”，允许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在那里经商和租赁土地，为期50年。法方拒绝北洋政府的提议，并于同年6月教堂等建筑竣工后公然在老西开地区插立租界的界桩。维持国权国土会便一再敦促政府据理交涉，而北洋政府唯恐当地民众的抗争会触怒法国，反而一再劝谕他们“静候中央解决，勿得暴动，以滋口实”。法国人见北洋政府软弱可欺，就步步紧逼。10月17日，法国领事向直隶省长提交立即从老西开撤出中国警察的通牒，限定在48小时内答复。10月20日晚，由法租界当局派出的武装士兵和巡捕将驻守张庄大桥的9名中国警察强行缴械、拘禁，悍然用武力占领了这一地区。[19]
法国人的暴行使天津民众忍无可忍。10月21日晨，维持国权国土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数千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先后赴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接着，全市各界民众连日集会、游行，使抗议法国人侵占老西开的怒潮席卷了天津。10月23日，天津商务总会又作出抵制法国银行纸币、抵制法货、请政府要求法国政府撤换驻华公使等三项决议。10月25日，由8000余名各界人士举行的公民大会又作出通电全国人民与法国断绝贸易、不使用法国银行纸币、中国货不售与法国等六项决议。当地的中法银行便很快因挤兑其纸币而倒闭。[20]一些正直的天主教徒和神父也坚定地与同胞站在一起。教会所办的法汉学校全体学生毅然罢课，随后与该校断绝关系，宣布拒“受敌人教育”。[21]身为天津教区副主教的比利时人雷鸣远也主持公道，在他创办的《益世报》上反对法国人的侵略行径，使《益世报》成了天津民众的代言人。
北洋政府起初拟作妥协，准备让法国人占据老西开地区。天津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怒潮后，北洋政府乱了手脚。10月29日，代理外交总长夏诒霆在天津接见各界代表和民众时，竟然称民众反对法国人侵占老西开的行动是“胡闹”。交涉署委员王元恺也在旁帮腔，非难民众的爱国行动。在场的代表和民众义愤填膺，高声喊打，吓得夏诒霆等匆忙溜走。随后，经天津民众一再通电，声讨媚外卖国的外交官，北洋政府才稍稍改变对老西开事件的态度，并先后撤换夏、王等人。[22]
相持到11月12日，在天津法租界内法商企业做工的中国工人开始罢工，使天津民众的抗争进入新阶段，率先罢工的是仪品公司、义善实业工厂的工人。经他们倡议，在工厂、洋行、饭店、球房等各个法商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工相继罢工。随后，在该租界公议局、巡捕房及法军兵营任职的中国职员、侦探、巡捕、工役等也陆续响应。最后，受雇于法国人的厨师、马夫、女仆以至清道夫、粪夫全都一致行动。罢工的总人数达到1 400余人。在罢工工人的影响下，一些在法租界居住、开店的中国商人、居民宣布要“迁出法租界”，一时形成中国商店、住户纷纷迁往华界的局面。为了坚持斗争，罢工工人等于11月20日成立罢工团，下设文牍、调查、演说等各部，分头开展工作。天津各界民众和全国人民积极支持失去工薪收入的罢工工人等，并踊跃捐钱、捐物，以维持他们及其眷属的日常生活。其中维持国权国土会会长卞月庭更是慷慨激昂地表示，为支持罢工，“情愿倾家败产，亦绝不辞其责任”[23]。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天津法租界的罢工斗争坚持了四个月。在此期间，该租界内各行各业陷于瘫痪，垃圾、粪便无人清扫，入夜无灯照明，致使这个风姿绰约的东方“小巴黎”成了脏、臭、黑的“鬼市”。
陷入如此的困境后，法国商人损失惨重，法国居民怨声载道。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根本没有在中国挑起更大事端的力量。1916年底，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尽快了结老西开事件，以免在华法商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已经焦头烂额的法国公使只得向北洋政府提出“暂时维持原状”的要求，并请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朱尔典提出的调停方案是：第一，老西开恢复原状；第二，该地区由中、法两国共同管理；第三，两国共同派驻警察；第四，尊重当地两国人民的既得利益。根据这一方案，老西开地区并非恢复1913年前由中国管理的原状，而是1913年后法国侵入后的状况；该地区虽未成为法租界的一部分，但已成了两国共管之地。这一偏袒法国的调停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便是北洋政府也慑于民众的反对，不拟贸然接受。这样，中、法双方并未就这一问题达成任何协约。[24]老西开问题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悬案。
照片30 天津老西开法国教堂
法国人的计划受阻后，就暂停了对老西开地区的进一步公开侵吞。1931年，因日本侵略者屡次策动便衣队暴动，天津的华界一直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中，法国人才得以迅速地在这一地区内扩展其势力。即便如此，他们侵占的区域仅有近五百亩，即是他们企图吞占两三千亩土地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区域最终仍是个受法租界当局非法管理的界外占据区，而未正式并入该租界。
第四，厦门海后滩交涉案。
位于厦门岛西侧海滩的厦门英租界是个面积极小的租界。该租界开设未久，界前形成一个新的涨滩——海后滩。英国人力图将这个新涨滩并入英租界。1877年，英商和记洋行就擅自填筑涨滩，数日内砌路十余丈。兴泉永道司徒绪提出严重抗议，迫使英国人停工。但他们拒绝清理工地，致使碎石纵横，阻碍行船。经请示福建省大吏，司徒绪决定自行填筑这一海滩，作为公路和码头。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再度侵占，他与英国领事柏威棣于1878年3月12日就“中国自填英商租界前面海滩”事宜商定章程六条。其要点为：第一，该海滩填筑后作为公路、码头，不得别用；第二，中国如拟出租这些滩地，只能租给已经租得滩地后土地的英国租主；第三，凡要搭盖篷寮等件，须与英国领事商酌，不得损害滩后英商利益；第四，填筑后的滩地“接拢”已经租地，由中国官员委托英租界内的各洋商“代为经理”。这些条款表明，海后滩并未被划入英租界，也未租给英商，界内的外商只是代中国官府经理这片滩地，并获得中国官府不得将滩地租与他人及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一些承诺。不过，该章程英文本中的“接拢”一词用的是incorporated with，可以有“并入”后面租界之意，因而中、英两种文本的内容是有所差异的。[25]此后，外商和中国官府又多次在当地填筑滩地、修筑堤坝和码头。[26]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国势的更加衰落，以及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大肆扩张，厦门英租界当局也力图公然将滩地并入租界。1907年，厦门电话公司要在海后滩架设电线杆，英国领事就横加阻挠，声称须立约纳税，才准许该公司动工。1909年秋，厦门学生携带体操用的木枪取道海后滩到演武场会操，英国领事又大加干涉，妄称学生荷枪实弹，恐扰及治安，以后遇有此等游行，须事先照会。此后，英租界当局还在海后滩派驻巡捕，并禁止武装的中国警察、士兵穿越滩地。
1918年夏，军阀混战的战火波及厦门。7月29日，英国领事窦尔慈以保护英国侨民生命财产为口实，命令英国军舰上的陆战队登陆，并下令在海后滩两端及英租界与华界接界的史巷路头、新路头、番仔街三个巷口一概修筑围墙，装置铁门，挂上“大英租界地，闲杂人等不许乱进”的“界牌”。9月16日，他们又在海后滩竖立旗杆，升起英国国旗。[27]至此，英国人终于用武力强占了海后滩。
对于英国人侵我领土、蔑我国权的行径，厦门学界、教育界、商界等各界人士都奋起抗争。他们强烈要求厦门官府及中央政府与英方严重交涉，要求英方克日将所筑砖墙、铁门及界牌等一律撤除。由于北洋政府和厦门官府软弱无能等，在起初的两年间交涉没有任何进展。
在滩案尚未解决的1921年5月，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海后滩重建毁坏于多年前的码头栈桥。厦门商、学各界人士更加愤慨，再次要求官府就滩案和太古栈桥案与英方交涉。窦尔慈无视厦门民众和当地官府的反对，纵容太古洋行继续兴工。厦门各界人士遂联络旅居上海、福州等地的厦门商人，合力抵制太古。太古洋行唯恐蒙受经济损失，于6月21日表示自愿暂停栈桥工程。此后，厦门民众旋即组织“保全海后滩公民会”，并推派代表赴京请愿。英国公使却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命令太古洋行继续施工。厦门民众怒不可遏，再次作出抵制太古船货的决定。于是，他们不再搭乘太古轮船，不再将货物送交太古轮船运输，不再为太古轮船装卸货物及为乘坐太古轮船的旅客搬运行李，使太古洋行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28]
为了与厦门民众对抗，太古洋行从外地招来一批失业工人，准备利用他们来修建栈桥、装卸货物。厦门工人便一再进行宣传，要求外来的工人顾全大局。同时，他们凿沉载运建筑器材的汽船，使太古洋行无法继续施工。窦尔慈等人恼羞成怒，再次命令英国水兵登陆，还拘禁、殴打两名中国工人。为此，厦门民众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发出通电，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予以声援。海后滩之争便从地方性事件演变成举国瞩目的重大国际交涉。
海内外人士纷纷声援厦门民众的形势，震惊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决定用撤换驻厦门领事，以及同意就有关事宜进行谈判等措施，来缓和激化了的冲突。正式谈判最初在北京举行，但没有进展。北洋政府外交部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提出五条善后办法，遭到厦门民众的强烈反对。英国公使就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并以重新考虑原先已作出的归还威海卫租借地的允诺来作要挟。不过，太古洋行在中国诸多口岸遭到持续的抵制，损失势必越来越严重，因而主张暂停修筑码头栈桥。[29]此时新任英国领事伊斯蒂抵达厦门，谈判实际上改由伊斯蒂与厦门道陈培锟在厦门进行。
1922年初，在香港爆发声势浩大的中国海员大罢工后，英国人逐渐有了尽快了结厦门滩案的意向。从4月1日起，陈培锟及新任交涉员刘光谦等就滩案与伊斯蒂正式进行谈判。此时，辩论的焦点之一在于海后滩是否属于英租界范围。伊斯蒂认为，根据1878年中国自填海滩章程第六条的规定，填筑后的海后滩已经并入英租界。同时，英国政府愿意对该填地加增租银，每年交付中国政府。陈培锟等人在复文中指出，“接拢即接连之意”，只是表明“中国自填之公路与外商租地相接连”。1878年章程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证明海后滩不属于英租界。该章程第一条指明这些公路、码头是中国“自行填筑之地”；第二条声明“要租应先尽英国租赁”，如滩地已并入租界，就不必作此规定；第四、第五条皆对滩后英商的利益作出规定，倘该地为租界界内，“则英商利益何劳吾国官吏代定”。如今英方根据1878年的章程及国际惯例，要求优先租赁这一滩地，更说明目下该地仍未出租，绝不属于英租界范围。[30]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英方被驳得无言可对，而双方的辩驳之词又大多全文见诸报端，致使英方颇为被动。这时，英方继续坚持的，只是拒绝迁移竖立在海后滩的英国国旗。又相持一段时间后，厦门民众准备重新发动抵制英国的风潮。英方最终只得同意移走这面国旗。10月，伊斯蒂与陈培锟、刘光谦订立解决滩案的合同三款，其中指明海后滩不属于英租界范围，太古公司在滩地内重建栈桥，每年须向厦门官府缴纳租费二十银圆；在滩地内竖立的英国国旗应即行移入英租界内，并应即行撤除英方在各公路上设置的三个隘门。[31]
该合同订立后，三个隘门、围墙旋被拆除。不过，英国领事却准备将海后滩上的英国国旗移至义和洋行前的公路上，并雇工挖出深五六尺的坎洞。厦门公民会指出，公路尚属华界，再次提出抗议。厦门码头工人则彻夜值勤，守住坎洞，声称英国人如敢深夜竖杆，誓言武力解决，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于是，英方只得将这面米字旗移至租界内的太古巷内。[32]中国人民胜利地收回了被英国人强占了多年的海后滩。
各通商口岸的众多中国人士之所以抵制租界的开设、扩展，主要出于爱国思想的激励。如果说19世纪中期镇江等地的中国业主拒绝将划入租界的土地出租给外国商人，多少受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等观念的影响，那么到甲午战争后杭州、厦门等地中国官员和中国居民为反对开辟租界、尽量缩小租界面积及将租界设到僻远之处的种种努力，主要目的都是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上海等地居民反对租界的扩展，更是体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外国人扩展这些租界，只是扩展其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不强租扩展区域内的土地。而这些土地一旦并入租界，当地业主不但能坐享地价上涨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摆脱这一时期中国绵延不断的战乱所带来的种种灾祸。此时上海闸北等区域的中国居民应当早已认识到这些事实，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士仍坚决反对将自己居住的地区并入租界，表明了他们为维护国家主权，不惜牺牲个人私利；也说明他们宁可在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区中经受更多劫难，也不愿受外国人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