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租界

法国在上海开辟法商租地的时间稍迟于英国，但第一个法租界则几乎与第一个英租界同时在上海形成。法租界共有四个，在数量上少于英、日租界，但论其地位，在专管租界中仅次于英租界。

法租界与英租界一样，全都开辟较早。上海法商租地开辟于1849年，至1854年发展为中国最早形成的租界之一。天津、广州法租界的界址也都划定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汉口法租界的界址也在不久后被确定。此时，这些通商口岸都只有英租界。于是，所有的法租界也都占有较好的地理位置。其中广州法租界的位置与英租界相当，汉口法租界的位置稍逊于英租界，天津法租界面临的海河河岸弯曲，但更靠近天津城，较之英租界各有利弊。因法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如英国那么兴盛，19世纪70年代，法国又在普法战争中大伤元气，对华贸易一度十分衰落。至19世纪中后期，仅有上海法租界得到迅速发展。天津、广州两地的法租界虽也开辟较早，但最初较少有法商前去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因而发展迟缓。在1865年确定汉口法租界界址后，法国人还迟迟未在当地开辟租界。在80年代中期中法战争爆发时，法国政府只是担心清政府会乘机收回已臻繁荣的上海法租界，一会儿宣布该租界“中立”，一会儿又请俄国领事代管当地事务，但对天津、广州法租界并未多加关注。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80年代末期，中法贸易开始恢复，入居天津、广州法租界的法国和别国商民逐渐增多，这两个法租界才有了兴盛的征兆。到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汉口法租界终于开辟。至此，四个法租界全部登场，而此时中国的土地上尚无日、比、意、奥等国租界。

在行政制度方面，法租界不同于英租界的侨民“自治”制度，实行着所谓的领事“独裁”体制。上海法租界独自为政之初，法国代理领事爱棠等人仿照在上海英租界实行的制度，因而租界租地人会有制定租界规章等职能，租界公董局董事会议可对租界日常行政事务进行决策，领事则不干预租界的日常行政事务。这种英国式的制度与当时法国国内行政长官拥有颇大威权的制度并不吻合。这种差异导致了1865年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来尼与公董局董事为争夺租界行政权特别是巡捕房的指挥权发生一系列冲突。白来尼便解散公董局，任命临时的行政委员会，并因原任的董事拒绝交出公文档案，在领事法庭上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接着，法国外交部的特别委员会在处理这一事件后制定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此后，上海法租界的一切行政实权归法国驻沪领事，巡捕房也绝对服从领事指挥；领事为公董局总董，可停止召开公董局会议，公董局董事会议的决议均须经领事批准。租界选举人会除选举公董局董事外，别无其他职权。定型后的上海法租界制度成为各地法租界的蓝本。所有法租界都成为领事集权的租界，故而在当时它们又被称为有浓厚“专制”色彩的租界。

经过数十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各地法租界都进入全盛时期。除面积较小的广州法租界外，上海、天津、汉口法租界中都出现繁华的商业区，并形成高档的住宅区。由于中、法之间的贸易仍比不上中、英之间的贸易，法租界内更有特色的是向中外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零售商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名店林立、名品荟萃，是最能显示上海时尚的商业大街，其在海内外的名声可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南京路相匹敌。在天津法租界，劝业场一带日趋繁荣，发展成天津的商业中心，其中七层楼高的劝业场，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并成为当地的地标。在汉口法租界，商店之多、市面之热闹，也几与英租界相埒。作为繁华的市区，这些法租界又是饭馆、酒店、戏院、电影院十分密集的区域。在天津法租界，大小饭馆有好几十家，戏院、电影院约有二十家，为整个天津影、剧院半数以上。^[7]在汉口，饭店、戏院、电影院也多半集中在法租界。在上海，法租界内建有曾被称为“远东第一游乐场”的“大世界”游乐场，并有多家高档的西餐馆、西点馆和影剧院。与英租界不同的是，这些法租界都曾公开允准妓院的开设，对鸦片烟馆和赌场也都采取纵容态度，以便增加税收收入，从而使界内形成畸形繁荣的格局。这些租界内还建成大片住宅区以及高级住宅。在上海法租界，1914年扩展的区域成为花园别墅和高级公寓的集中所在地，其中很多建筑体现了西方精湛的建筑艺术。在天津法租界，同样出现大批华丽的别墅。特别是在相互连接的水师营路、巴斯德路和丰领事路两旁，各式洋楼鳞次栉比，其中不少是下野军阀的豪宅，后人因而称之为“督军街”。在汉口法租界，界内除建成一批军阀、富商的洋楼外，特别是在其扩展区和界外占据区还建成连片的石库门房屋，从而为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流入的中国难民提供了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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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7　天津法租界内的圣女贞德铜像

除了受地理环境制约的广州法租界外，上海等3个法租界都不断地扩展界址，扩展的次数和规模在所有专管租界中都首屈一指。上海法租界先后扩展3次，面积从最初的不足1000亩增至1.5万余亩，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专管租界。天津法租界虽然只扩展1次，但扩展面积达2000亩，因而其面积仅小于上海法租界和天津英、俄、德租界，在所有专管租界中名列第五。在扩展时，法租界当局多采取以越界筑路或蚕食界外土地为先导的方式。上海法租界的第二、第三次扩展，大体上就是将已经开辟的越界筑路区并入租界。天津法租界扩展区域的一部分也是多年间逐步占据的区域。天津、汉口法租界当局在正式扩展后继续蚕食界外土地，又分别开辟了界外占据区。其中天津法租界当局对界外老西开地区的侵占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此时，英租界早已停止扩展，全国半数租界已被收回。该租界是外国在华租界即将寿终正寝时仍在继续扩展的极少数租界之一。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清政府握有收回全部法租界的时机。但清政府昧于国际法，又一直在为和议预留地步，并未采取这一行动。1925年后，国共两党为了实行“单独对英”政策，也未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间发动过对法租界的冲击。此后，国民政府虽几次有过收回广州、汉口法租界的表示，但均未采取切实的措施。只是在1928年3月国民党湖北省当局因“引渡”共产党员向警予的要求遭到汉口法租界当局拒绝，曾摆出过要以武力收回该租界的阵势，但在法国人让步后，这一轩然大波立即平息。这样，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时，还没有任何法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厦门两地的公共租界及残剩的天津、广州英租界均被日军占领。几个月后，这两个英租界被“交还”给汪伪政府。此时法国的维希政府已是纳粹德国的傀儡，各地法租界因而仍未被日军占领。直到1943年日本侵略者导演“交还”租界的闹剧时，四个法租界才几乎同时被汪伪政府“收回”。于是，所有的法租界都有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上海法租界从其雏形上海法商租地初辟时算起，其存在的时间也有近百年之久。

与英租界一样，法租界也都是典型的、得到充分发展的租界。在它们之中，还有最大、最繁荣的专管租界——上海法租界，这就使法租界在所有租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英租界已被中国政府陆续收回。此时，虽然法租界数量少于日租界，但因为日租界多不发达，所以毫无疑问其在专管租界中的地位已上升至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