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晚清使臣研究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虽然研究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晚清使臣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西方议会文化的东渐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方维规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刘宗珍的《议会在中国的兴起———清末民初议会制度的宪政解读》以及张朋园的《议会思想之进入中国》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论文或专著都对这一问题有所阐述。不过，在研究晚清使臣的著述中，研究者虽然对他们的议会观察和认知有所涉及，但是大多比较简略，论述亦不够充分，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和观照。而研究议会东渐的著述虽然亦会提及晚清使臣，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谈，亦未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对晚清使臣的议会记述和认知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比较研究的，更未出现对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具体语境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
本书的研究实际上属于概念史的范畴。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曾批评这样一种观念史的写法：“首先，在这种观念史中，我们无法得知某一特定观念在个体思想家的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也无从得知该特定表达的使用是为了回答何种问题，以及该观念可能具有何种地位，抑或又具有怎样的要义……或使用范围”，同时，他明确指出：“所写的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过该概念的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聚焦于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在使用该观念时的不同处境和意图。”[27]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理论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经典文本上。一类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对“作者”进行编年研究；另一类是对“概念”进行一种非时间性的研究。再加上政治理论家对“融贯性”“一致性”和“整全性”的追求，导致这种研究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的重要缺陷。这就是昆廷·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范式提出的历史文化背景。
西方的概念史研究主要有以昆廷·斯金纳为核心的“剑桥范式”和以瑞因哈特·考斯莱克为核心的“海德堡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在以下两种目标上是相同的：其一是复原历史行为主体，赋予其自身行为的意义。其二是把经典文本置于一种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以便复原“意义的多元历史”。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其不仅展开对有关“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对支撑“概念”的合法性基础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后者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即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兴起和衰亡。就“海德堡范式”而言，概念史寻求建立历时性维度，通过把这些特定的“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抽离出来，然后又依次把这些具体的支脉聚合起来，以便重新创造出一个整体。[28]
基于上述认识，现将本书的意义概述如下：(https://www.daowen.com)
（1）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历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应是那些富含多元意义，以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推进器和指示器作用的基本概念。其目的是通过对这些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概念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诠释，厘清历史事件的结构和语境，辨识概念的社会边界，探讨概念施加于社会群体的聚合力和影响力，并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跨时代变迁。[29]议会术语及其文化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使用、变迁及其地位等正好符合上述条件。晚清使臣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外交官员。他们对议会的记述、认识和传播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等都有较为积极的影响和意义。因此，对他们的议会记述和认知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刻地认识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交流等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若干问题。
（2）晚清使臣及其使西日记等关于异域的记述，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价值，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亦日显重要。朱维铮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评述：“他们的记叙未必可靠，议论或许肤浅，甚至曲学阿世，以挑剔攻讦异域政治文化为能事。但重要的不是他们陈述的客观性。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国使者。帝国外交官员的身份，使他们得以贴近观察欧美诸国的权力运作状况，得以连续俯瞰工业化世界的社会生活概况，得以经常接触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政客、官僚、贵族、财阀以及学者、文士等。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又使他们观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对比度，较诸久客异域者更为强烈，尤其是因为他们总在双方政治冲突的前哨位置上。所以，他们的游历见闻，便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出晚清中外文化学术的互相冲突，在饱受传统熏染的上层士大夫中间，可能激发的种种反应。”[30]显然，朱维铮先生是从晚清使臣的特殊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把握他们在当时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的。本书正是以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薛福成等使臣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他们的使西日记为主要研究文本，因此，对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3）探索不同使臣在接触和认识西方议会文化时的主体性差异及其原因。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其书写议会现象时的具体语境，较为深刻地揭示出其所理解的议会。这一研究，将会较为清晰地揭示晚清使臣作为不同的个体在认识和接受西方议会文化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不同态度的缩影。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西方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以及变异，揭示这种现象在当时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必然性，这将为我们在新时代汲取世界先进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