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2009年，我非常幸运地进入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殿堂，更为幸运的是，能够亲炙于学界泰斗冯天瑜先生。这份喜悦和仰慕一直以来无以言喻，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司马迁之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阅读冯先生的著作。《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以及《“封建”考论》等文化史经典是那样令人爱不释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惊诧于冯先生闳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辨以及非凡的才识。通过多年的阅读，我渐渐意识到，冯先生的研究方法的确是独具一格，这种研究方法若不具备深厚的学养实是万不能及。

由于禀赋所限，我对冯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往往不能领悟，因此萌生了报考博士、师从冯先生的念头。在武大求学期间，尤其令吾侪动容的是，冯先生虽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辍，手不释卷，“勤勉不敢让人”。冯先生高尚的人格、精深的学问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本书的写作实际上始于2009年。当时，因参与冯先生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做了一些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甄别工作，为本书写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亦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和努力，才基本完成了约21万字的博士论文文稿。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论写作甘苦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此于我心有戚戚焉！同时，奔涌而至的是对导师、友朋、亲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https://www.daowen.com)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冯先生，从确定选题到论文（本书前身）修改定稿，每一步都离不开冯先生的精心指导，每一步都凝聚着冯先生的心血，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建民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秦志希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杨华教授、谢贵安教授、李少军教授以及覃启勋教授，他们为论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感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魏荣华老师、聂长顺老师、余来明老师和李小花老师；感谢张文清博士、谭绍江博士、刘耀博士、杨玉荣博士、夏晶博士、赵春娥博士，以及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真诚帮助的朋友们。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妻子谭海艳，他们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小孩的重任，才使我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写作。同时，还要郑重地对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张馨芳编辑、刘玉美编辑以及其他为此书的出版默默付出的编辑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他们严谨务实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作风使人永志不忘！

以上寥寥数语，实不能表达我对导师、友朋、亲人感激之万一，唯有更加勤奋和努力方能稍解心中的愧疚之情。荀子曰：“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吾谨以此自勉。

余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