斌椿笔下的议会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恭亲王奕所言：“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12]也就是说，“剿”“抚”俱不宜，只能以牺牲部分主权和利益之“和”，与敌周旋争取时间，同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加强战备。
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中国官员的世界知识极度贫乏，因此办理外交事务常常束手无策，进退失据。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迟迟未敢渎请。”[13]为消除此种“隔膜”，总理衙门早有派员出国了解“外国情形”之打算，但鉴于刚被英法联军所败，如果此时大张旗鼓地遣使出国，不仅不能远播“天朝上国”的国威，反有向“蛮夷”朝贡称臣之嫌。1866年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正好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但又恐同文馆学生“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特挑选“老成可靠”的斌椿为团长。
斌椿（1804—1871），字友松，监生，属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曾任江西赣县知县。道光三十年（1850年），服满候补，掣得山西平阳府襄陵县知县缺。[14]后因病回旗，咸丰七年（1857年）在捐输助赈案内加捐副护军参领衔（正四品）。同治三年（1864年），应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延请，负责办理文案。同治五年（1866年）初，清政府赏三品顶戴，斌椿以总理衙门副帮办章京的身份，偕子笔贴式广英与同文馆学生德明（张德彝）、凤仪、彦慧三人随行赴欧洲游历，以广见闻。该团于同冶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离京，至十月初七日（11月13日）回到北京，历时8个半月，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普鲁士、比利时等11国。斌椿将所见所闻以日记和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分别撰成《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和《天外归帆草》。
斌椿之行，源于总理衙门的外交尝试。最初之筹划，实出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提议。赫德精明能干，不仅遵循《北京条约》的规定由海关按三月一结交付英国、法国赔款，而且从各海关所收船钞中提取三成，以解决总理衙门的经费开支问题，因此，赫德深受总理衙门恭亲王奕和文祥的信任。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1866年2月20日），赫德在其日记中写道：“总理衙门已上奏，廷谕派斌椿等人随我旅行游历。”[15]此事可在1866年2月20日奕的奏折中得到印证，这份奏折在提及中国对外国情形“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并建议派员前往“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后，如是写道：
兹因总税务司赫德来臣衙门，谈及伊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语。臣等伏思同文馆学生内，有前经臣等考取奏请授为八九品官及留学者，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若令前往该国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且系微员末秩，与奏请特派使臣赴各国通问，体制有间；又与该税务司同去，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惟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以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16]
至于斌椿为何能当选为考察团团长，在此亦应略作探讨。首先，斌椿是旗人。清政府对本国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是怀有戒心的，因此在办理外交事务上必定首选满人和旗人。始办洋务时，上至总理衙门的大臣，下至同文馆招收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旗人。在斌椿的考察团中，凤仪是蒙古正黄旗，德明和彦慧皆是汉军镶黄旗。其次，斌椿是传统的读书人。他从小学习儒家经书，“诵读忘寒暑”，恪守儒家的“三纲五常”，不至于离经叛道、非君无父。再次，斌椿此前是品秩不高的知县。即使这次出使未取得积极成果，也无伤清政府体面，不至于对此后的出使事宜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最后，斌椿好游观，“久游浮海心”。他“少壮宦游，足迹半天下”[17]，而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大都将出使欧洲视作“畏途”“苦差”。正如斌椿诗中所云：“或云风涛险，恐君不堪此，此行古未有，祸福畴能许？或云虎狼秦，待人以刀俎；又如使匈奴，被留等苏武。”[18]对上述劝阻，他慷慨而答：“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可见，斌椿是有相当胆识的。
这次出使，总理衙门对斌椿的要求是，“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9]。也就是说，《乘槎笔记》，是总理衙门指定完成的作品。对此任务，斌椿亦有相当的自觉意识，并力图据实直书，“所经各国山川险塞，与夫建国疆域，治乱兴衰，详加采访，逐日登记……至宫室街衢之壮丽，士卒之整肃，器用之机巧，风俗之异同，亦皆据实书，无敢傅会”[20]。此外，斌椿采取了史地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经常将所见所闻与《瀛寰志略》等汉文西书相印证。(https://www.daowen.com)
从《乘槎笔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斌椿而言，欧洲使其至感震撼者，当首推城市的规模和繁华。如马赛、里昂、巴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等城市的繁华，以及这些城市与中国传统城市所形成的反差都让斌椿惊叹不已。西方的机器亦使斌椿感到新鲜和刺激，如他对自己所乘坐的法国客轮“拉布得内号”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21]，对他在苏伊士首次乘坐的火轮车亦进行了简明而生动的记叙[22]。斌椿还亲自使用了电梯、电报、煤气灯、自来水，参观了造船厂、玻璃厂、印刷厂、制钱厂和兵工厂，对蒸汽动力的惊人功用深深赞佩，“用火轮法，不费人力，精妙异常”。这次考察可谓开阔视野，收获颇丰。
作为传统文人的斌椿，其关注的重心是城市街衢、风景园林等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对欧洲的政治状况则较为淡漠。如对重大的政治活动，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首相、瑞典国王、普鲁士王后、比利时国王与王妃等的接见，在《乘槎笔记》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在《乘槎笔记》中，关于欧洲政治制度的记载甚少，对议会文化只有寥寥几笔，主要涉及议会建筑的雄伟、议员的产生、议会的职责，以及议员与君、相的关系。同治五年四月十八日记曰：“申刻，至公议厅。高峻宏敞，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俟众论佥同然后施行，君与相不能强也。”[23]在这里，所运用的议会对应术语为“公议厅”。斌椿介绍了英国议会议政之情形：六百名议员聚于“公议厅”，共议政事，议员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辩论，达成共识后再施行其主张，君和相亦不能勉强之。四月二十五日记曰：“英属各乡镇，皆公举一人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24]对英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斌椿未加任何评论。
不过，也不难发现，当不需要在中、西制度之间进行明确选择时，斌椿有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对西方的政俗表示赞许的。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问及访英印象时，斌椿甚至坦率承认：“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25]。在当时，承认欧洲的物质技术文明“甚于中国”，欧洲的民主制度也自有“好处”，对于一个传统文人而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同治年间的中国，并未形成学习西方的社会共识，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传统文人眼里，更是被视为“獉狉之佐”。
我们也看到：斌椿对欧洲的考察采取了一种诗意化的认知方式和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是直接诉诸当下感官感受的一种非功利、审美的方式。譬如，斌椿描述火轮车时，只是抓住并欣赏其“飞快”的特点，而对其工作原理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等，则不置一词。这种诗意化的方式还表现在他较多地借助中国古典诗文中特有的词汇、意象和典故来附会西方事物，也就是说，他不自觉地将其所见所闻的西方现象加以“中国化”。因此，这种描述在读者脑海中所唤起的，不是欧洲的城市风情和世俗百态，而是中国文化中程式化、类型化的场景。如斌椿第一次看到自行车，即认为是“木牛流马之遗意”；听到英国女郎唱歌，便“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26]等。
《乘槎笔记》这种诗意化的认知和叙述方式，实际上根源于斌椿对西方文化的隔膜以及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自信。虽然斌椿在出使之前，通过卫廉士（曾以《联邦志略》相赠）和丁韪良（曾以《地球说略》等书见惠）等“西儒”开始接触过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识，明白了“地形如球，自转不息”的科学道理，但是总体而言他对西方文化和社会不甚了了。斌椿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世俗娱乐的认同是建立在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立场之上的，其诗作《天外归帆草》中写道：“询问大中华，何如外邦侈？答以我圣教，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悌；义利辨最严；贪残众所鄙；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27]可见，他对中华文化是积极认同的，这种认同又是根深蒂固的，由此而生的文化优越感洋溢于字里行间。西方物质文明不过是“奇巧技”，远不能与儒家文化相提并论。显然，斌椿是从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裁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并以诗意化的叙事方式将其描述出来。正如学者所言：当他们仍处于一种“本土文化优越论”的窠臼之中时，总是以自我的优越性眼光透视陌生的世界，看到的只是器物等表层现象，对制度和观念等深层问题尚缺乏自觉的思索。[28]
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识实际上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不断建构的活动和过程。主体在认识中每遇到新的客体，总是先试图用原有图式去“同化”该客体，如获成功，便得到暂时的机能平衡；如“同化”不成功，便调整原有图式或创建新图式以“顺应”该客体，直至它能被纳入新图式之中，方能达到新的暂时平衡。所谓“同化”和“顺应”，用皮亚杰的话来说，就是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叫做同化；通过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叫做顺应。[29]。由此可知，当斌椿认识和判断鲜活的西方文化时，心理上已有一个既成的图式，海德格尔把这种图式称作“前结构”，用姚斯的术语则谓之“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这种“前结构”或“期待视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视野、人生阅历、审美情趣以及思维方式等。这种“期待视界”包括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两个层次。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它们的交替运动贯穿认识的整个过程。就斌椿这样的个体而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和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等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对西方文化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文化心理，因此，他实际上是用长期以来形成的认知心理图式来同化所见所闻的西方文化。这显然是定向期待在发挥主要作用，它选择、定向并过滤异己，以求得与自身心理结构的统一。正如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0]这种定向期待实际上是主体的一种自我显示，一种主体本质的对象化。费尔巴哈指出，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31]因此，斌椿努力观察西方，看到的却是自己；在记叙西方的同时，却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景观。通过这种方式，斌椿将对西方文化的叙述，不自觉地变成对中华文化的自我欣赏。故曾有清人评曰：“昔阅斌友松《乘槎笔记》，喜其可以供人玩赏，而究未能释然于西事也。”[32]
因此，《乘槎笔记》中关于西方议会的描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向国人传递了欧洲政治制度的相关信息，但是这种描述又受到作者斌椿的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和诗意化的认知方式的干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认知水平的局限，斌椿尚未突破原有的认知心理图式，也没有能力深入到西方议会文化的本质之中。议会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主要标志。议会是西方国家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等职能。对西方政治文化不甚了了的斌椿自然不能理解议员是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民意的代表，更遑论“国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以及“三权分立”等观念。他描述出来的议会只是数百名议员聚集议政，议员可自由发表见解的场所和机构，没有揭示出议会的本质是国民的法定代表。因此，其描述的西方议会文化，在中国读者脑海中唤起的是原始民主和贤人政治的景象，以及“民为邦本”等民本主义的观念。正如巴赫金所言：“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33]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描述中，西方议会文化被不自觉地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加以叙述，其异质性和独特价值则不知不觉地被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