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异变视角下的议会观照（二）

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遭遇新的民族危机。日本正在为侵略朝鲜做准备；中俄伊犁问题尖锐化；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同时，以挽救清政府统治危亡为目标的自强运动仍在进行。中国思想界自19世纪60年代形成“变局”的共识观念后，传统的“夷夏观”日益走向瓦解，对西学的吸收进一步增强，“变法”“维新”的要求日渐强烈。不过，大多数清政府官员依然把“出使外都”视为畏途苦差，如原本受命充任使英大臣的按察使陈钦铭竭力寻找借口，百般推诿使职便是明证。薛福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走上仕途并走出国门的。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早年攻阳明学，后又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早年怀“匡时济世”之志，于同治四年（1865年）入曾国藩幕府，以文章和见识崭露头角，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后又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数年，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闻名朝野。薛福成娴熟洋务，关注国际大事，他经常就外交问题上书言事，这一点早已引起许多洋务官僚的注意。早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在遴选出洋使节时，丁宝桢、郭嵩焘就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认为他博学多才，识略闳深，精习西洋地势制度，可胜任公使。^[1]光绪五年（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光绪十年（1884年），授浙江宁绍台道，从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幕僚生涯。翌年，因筹防浙东军务有功，晋升为布政使。光绪十四年（1888年）擢湖南按察使。未及上任，旋即于次年四月十六日（1889年5月15日），因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任期届满，清政府对薛福成赏二品顶戴，让他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钦差大臣。自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抵达驻法国使馆，至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1894年5月27日）奉调归国，薛福成在欧洲度过了长达四年的使臣生涯。(https://www.daowen.com)

在任使职期间，薛福成“逐事考求，于各国形势，政事风俗，观其大略”^[2]，排日纂记，并于光绪十七年（1892年）年底，将光绪十六年正月至光绪十七年二月的日记编录成帙，厘为六卷，呈送总理衙门，此即《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病逝后，其子薛莹中将其自光绪十七年三月至光绪二十年五月的日记遗稿躬自校录，厘为十卷，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付梓，是为《出使日记续刻》。这两部使西日记，内容丰赡，见解独到，在中国外交史、近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