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西为古”心态下的议会认识

薛福成对西方及其文化的认识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政府派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携幼童赴美，薛福成撰《赠陈主事序》一文，其中云：“先生所携皆童子，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之俱化”^[16]。可见，在薛福成的心目中，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中华文化要比“饕利朋淫腥膻”的西方文化优越，他甚至担心中华童子受到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虽然如此，他对西方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如对西方的科技和工商业，他一开始就是认同的，并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这一点在其光绪五年（1879年）所作的《筹洋刍议》中可以得到印证。其思想逻辑是，科技是宇宙间的公理，“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17]。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此时的薛福成主张效法西人，只是为了“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