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刚的议会记述
同治七年（1868年），“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为钦差出使大臣，以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率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组成外交使团前赴欧美各国。该团于同治七年二月初三（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于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四日（1870年10月18日）返回上海，历时两年多，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志刚使团是清政府首次派往西方的正式外交使团，其国外居留时间之长，为历次专使之最。[34]
关于此次出使背景和动机，亦有必要作一简要的概述。19世纪60年代，驻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们日益喧嚣地要求执行一项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开放中国全境以与中国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兴办矿业和其他现代企业来促进中国“进步”。他们的言行以及赫德、威妥玛的备忘录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恐慌，清政府以为英国人在定于1868年修约的过程中就要提出新的侵略要求。[35]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动向一无所知，只能依旧采用“以夷制夷”的老办法。而蒲安臣曾经表示过在有需要时愿意充任中国的使节。实际上，蒲安臣对自己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大臣是乐于承担并颇为自豪的，“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36]。
此次出使有三部文字记录：一为出使大臣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二为出使大臣孙家谷的《使西书略》；三为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的《再述奇》。
志刚（1818—？），字克庵，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三年（1864年），掣得石阡府知府缺，以礼部员外郎候选知府身份在总理衙门任事。[37]从《初使泰西记》中，可知他是“由礼部员外郎考取总理衙门章京”[38]，后保举为知府，再由知府保举为记名海关道（直隶津海关道员）。志刚在出国之前，已是总办章京[39]，为诸章京之首。志刚其人性格，从《恭亲王等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折》（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二）和《恭亲王等奏请派志刚、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出使各国折》（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一）中可知：“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40]，“朴实恳挚，器识闳通”[41]；而从其对德州坚壁清野之法的议论，亦可知其乃心思缜密之人[42]；志刚亦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如穿越瀑布“风洞”[43]和由巨链凌空飞渡[44]；志刚对一些汉文西书如《美国志》《瀛寰志略》等亦有所涉猎[45]，对西方科技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46]。
与斌椿的《乘槎笔记》以记述游观宴乐为主不同，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关于西方科技、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记述则占据主要地位。志刚对他所认为的关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技无不认真参详，仔细研究，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国制造的“司班司尔”步枪等，他都细致考察、反复参究，但对“与夫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47]。
志刚的《初使泰西记》记述美、法等国议会之情形，所运用议会对应术语为：公会（3次）、会堂（9次）。其中以“公会”为术语述及法国议会有两处。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记曰：“法人内讧，欲逐那波仑，另立公会。而会堂议官主立君之党尚多，乃另议条例呈递。是日，会堂约各国公使往观之。”[48]所叙之事乃是法人欲驱除拿破仑三世，而另立公会。同治八年五月初四日记曰：“巴里司（笔者注：巴黎）民众因公会选官不公，麇聚扰乱于通衢，拆毁房屋，搅扰商旅。乃派兵队沿街弹压，而未敢公然攻击也。闻其选举不公之故，则由于欲举者，向各行作厂聚工匠至千百人者，或大学馆聚百数十人者，备酒肉以犒之。人各酒一瓶，肉一斤，即嘱托其联名具保。而具保者，但知其名不知其人，只图一朝醉饱，遂干国家大政。……缘西法以保荐设官，惟从其众，而不知弊又从此而生也。其暗室纯修，不求闻达者，反寂寂无闻焉。然则建官惟贤，犹必圣人在上，而后能野无遗贤乎？”[49]这里叙述的是，法国议员选举因贿选而不公，导致巴黎民众骚乱。志刚指出，西方议员选举，因“惟从其众”而导致新的弊端，即“欲举者”以酒肉笼络“具保者”，具保者“只图一朝醉饱，遂干国家大政”，因此并不能达到“野无遗贤”的效果。不难看出，志刚依然是从“衙门”与“官员”的角度来理解议会的设置与议员的选举的，因此他不能认识到议员是“民意代表”。总之，志刚对西方议会选举的弊端是比较留意的，对法国议会的印象是比较负面的。因为志刚来自尚未现代化的传统共同体的生活形态，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来看西方议会的，因此，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弊端和问题。
《初使泰西记》还以“会堂”为术语述及美国的国会。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日记曰：“华都有议事之上下会堂。会堂者，取公论之地也。择年老谙练者主之。美国三十三邦联为一大国。每遇大政，则各邦首领，皆有派在都邑会议之人。惟赋税出于民者，下堂议之。条约法令出于上者，上堂议之。亦必上下询谋佥同，或议从其数之多，而后上其议于伯理喜顿（笔者注：总统），听其照准施行。故民情达而公道存。其日值议事之期，会堂首领寇法司约往一观。堂前列坐绅耆数十人。中间有坛。坛上会首高座宣讲。如堂上所言，堂下然之则诺，不然则否，不相强也。否者任其倡言驳议。公同听之，归于从众。”[50]这里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美国国会两院的职能范围、议事规则及其与总统的关系。由上可知：华盛顿设有上会堂（参议院）和下会堂（众议院）。国家条约法令一般由上堂议之，而向民众征收赋税，则由下堂议之，必“询谋佥同”，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后将决议提交给总统，由其批准施行。志刚还注意到，美国国会议政，允许各抒己见、不相勉强。志刚认为，美国国会可以达到“民情达而公道存”之效。这种评价显然是积极的。
要正确把握志刚对美、法等国议会文化的认识，亦必对其思维方式和特有的文化心态作一必要的考察。志刚面对西方先进科技时，一方面认真研究探求，另一方面又斥其为“奇技淫巧”，如他考察波士顿一家纺织厂后，认为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51]在志刚看来，这些“奇技淫巧”是源于“利心”的，是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的。由于受传统价值观的干扰，志刚不能正确认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合理性和物质文明的积极意义。志刚曾在“斋纳”号上对轮船上的蒸汽机进行了认真考察，然后写道：“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52]在这里，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思路出发，用中国传统的中医学的理论来解释蒸汽机的发动原理。这种解释显然是似是而非、不值一驳的。他在考察西方修筑火车隧道的方法后叹息道：“乃以此心思才力，而止求形下之器也，惜哉！”[53]由此可见，他认为泰西文化过于注重追求“形下之器”，而忽视了“形上之道”。
通观《初使泰西记》，我们不难发现：志刚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热忱、严肃、认真的。其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记述远比斌椿、张德彝等使臣详细，但是又不自觉地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作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其原因在于，志刚缺乏一个接受西方科学的合适的认识框架，因此他把所见到的各种科学现象析解变形，以使其与自己已有的知识框架兼容。[54]他认为，中国人重理而轻情，泰西人重情而轻理。如在法国皇宫中观“聚跳”后，他评论道：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故不可同日而语。[55]志刚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礼义和价值观念怀有一种自豪感：言中国礼节，虽远方亦不敢怠忽，甚合道理云云；是西国之晓道理者，未尝不慕中国之礼义也。[56]当有客人问及“中国”之含义，志刚不无自豪地说：“‘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57]。因此，在他看来，“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其君初以公举，四年为期。其间剥民养兵，广置私人”，这些显然是不符合“中道”的。由上可知，志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包括科技在内的西方物质文化，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实用主义态度之上的，但同时又不免从传统思想文化出发去解读并从传统价值观念出发斥其为“奇技淫巧”，其心态之矛盾昭然可见。在他看来，西方人重情而轻理，一味追求“形下之器”。此外，中国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教有着高下精粗之别，如“西教言灵魂，为中国圣人所未及言。殊不知灵魂者，明德之粗者也。既究其精，岂屑再言其粗”[58]。可见，他对中国儒家传统礼义教化之坚守自不待言。
志刚曾在《初使泰西记》中较为明晰地表露出对西方政治的看法，同治八年七月初十日记曰：“泰西立君，不拘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向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59]。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术语“君道”并可窥见“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孔子论政的影子。而西国君主“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让读者容易联想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政治理念。
在志刚所处的时代，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威胁，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需要，不得不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另一方面，若大张旗鼓地采纳“西学”，又势必导致传统信仰的失坠和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这样，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一方面感应时势之变，“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另一方面又努力寻找自身内部的精神资源与之抗衡，从而实行文化保守主义，更加坚定地走儒家道德和社会理想之路[60]，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和“器”、“体”和“用”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并得到新的运用，“中体西用”的产生具备了合适的时代土壤，“道”和“器”亦被用来观照西方的文化现象。因此，志刚对泰西文化作出过于注重追求“形下之器”而忽视“形上之道”的价值判断亦在情理之中。志刚在出于维护清政府统治需要的考虑下，有限地认同西方科技（器），同时又积极阐扬“圣人之道”（道）。面对高势能的西方文化，志刚通过秉持对中国“圣人之道”的自信，从而避免因中西文化的反差所引起的失落感、撕裂感、幻灭感。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志刚考察法国议会时，对法国议会持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要解决法国社会动荡问题，必须学习中国贤人政治的经验：“然则建官惟贤，犹必圣人在上，而后能野无遗贤乎？”[61]由此亦可看出，志刚把法国的议员选举等同于古代“选贤举能”。当他考察美国国会时，他注意到了两院制和两院的分工，以及尊重民意和遵从多数的原则，并予以“民情达而公道存”的积极评价，但他对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西方议会制民主的实质毕竟缺少必要了解。所谓“民情”“公道”等，反映的是中国古代贤人政治的思想，与国民法定代表的议会及其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称许美国国会，不是因为其分权与制衡的内在机制，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古代贤人政治的理想。这种评价与其对华盛顿的评价如出一辙：“然以一废退武职，崛起于人心思奋之时，卒成数千里大业，而乃功成名遂，身退而不为功名富贵所囿，固一世之雄也哉！”[62]在这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奠基者华盛顿，被描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濡化的一代英主。(https://www.daowen.com)
总体而言，《初使泰西记》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核心内容的议会文化的记述严重不足，有时仅仅是寥寥数字，如“观会堂议事”[63]，由此可以窥见他对西方议会文化的隔膜程度，亦由此可知，他笔下的美、法等国议会形象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更遑论对美、法等国议会在国家政权结构的作用和地位区别的体察。按照当代形象学的基本思想，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的表现。[64]显然，志刚将对西方文明的评判，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下。因此，当他观察美、法等国的议会文化时，看到的却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之道”和贤人政治的理想。
清政府建立后，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藩属国，在外交方面沿袭了元、明两朝的朝贡体制。因此，中西最初接触时，清政府依然将遣使要求开埠通商的西方国家，视作向天朝上国输诚纳贡的藩属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清政府传统的朝贡体制及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同治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斌椿使团、蒲安臣使团、崇厚使团以及祁兆熙使团到西方国家进行考察。其中，斌椿使团是中国有史以来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代表团，其名为“游历”，实则兼具外交和考察的双重意义，因此应将其视作以游历为外交的特殊使团。[65]至于蒲安臣（志刚）使团，《清史稿》评述：同治中，志刚、孙家谷之出，是为中国遣专使之始。[66]同治年间的出使使团代表了清政府与西方国家最初的正式接触，所派使臣和随员亦多是旗人，这些使团成员撰写的使西日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同治年间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文化变迁之大势，并借以探索最初一批接触西方文化的清政府使节对议会文化之态度，故将这一时期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术语以及议会文化具体内容变迁之情形，勒成表2.2、表2.3。
表2.2 同治年间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术语变迁一览表
续表
表2.3 同治年间使西日记中的议会相关内容变迁一览表
据表2.2，我们不难看出，在同治年间使西日记中，所使用的议会术语主要有公议厅、议事厅、公会、会堂、公堂5个，它们出现的次数分别为：公议厅1次，议事厅8次，公会3次，会堂36次，公堂1次。显然，在这些议会术语中，使用频率最高者为会堂，次之为议事厅。会堂可用来通称英、美、法等国议会，表现出较强的普适性。
据表2.3，我们不难发现，同治年间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文化主要涉及议员的选举和数量、议会的职能和运作程序、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议会建筑结构及其内部布局等。其中，关于议员选举这一问题关注最多，《初使泰西记》《再述奇》《三述奇》涉及英、美、法三国的议员选举，以较大的篇幅述及英、法议会存在的贿选问题，表现了对西方议会流弊的关注。
总体而言，同治年间主要使西日记的议会术语主要有：会堂和议事厅。而同一时期的主要汉文西书《大美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则已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国会、议会、议院等术语；清政府使节几乎人手一册的《瀛寰志略》中所使用的议会术语“公会”“公会所”，在同治年间的使西日记中亦不多见。可见，此前和同期的汉文西书所记载的议会文化对这一批清政府使节（主要是旗人）影响不大。此外，他们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曾用如“巴厘满”“巴力门”等音译议会术语。从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来看，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运用传统思想文化来解读西方文化，对西方事物如环境、科技等物质文明持有限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其坚守儒家礼义教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又将西方科技斥为“奇技淫巧”，对其学习仿行只是因局势所迫；认为西方政教远不如中华文化优越，故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记述大多较为简略，对其流弊则较为关注。总之，由于斌椿、志刚、张德彝等清政府使节所持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导致他们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认识流于肤浅和表象化，不能深入到其民主之本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