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镜”西方视角下的议会载记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西方宪政思想逐渐传播开来，维新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并积极开展活动。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大举侵华使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1901年，清政府又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01年1月26日，清政府发布新政改革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条举以闻”^[1]。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清政府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以期挽救其岌岌可危的统治。

在民族意识变迁方面，一些外国人也有所察觉。濮兰德在1906年2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以《中国人的中国》为题写道：“日本打败了俄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使全中国清楚地感觉到了。……人民整个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胆小怕事的亚洲人似乎突然间认识到西方列强不再是无敌的，其结果就是立即唤醒了民族的本能和表现她的民族政策———中国人的中国。”^[2]莫理循1905年12月29日致盖德润函说：“目前在中国，民族精神正在兴起，其激昂的程度同1860年以后若干年里在日本出现的一样，看来这是无疑的。……中国的抵制运动就是个例子。”^[3]

甲午战争的惨败将越来越多的国人从沉睡中唤醒，也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将目光转向东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负笈东渡，掀起了“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而康有为、孙中山等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在遭到清政府追捕后也相继赴日，将其作为东山再起的大本营。当时的日本民族主义方兴未艾，高昂的民族情绪使整个国家呈现出上下一心的团结景象，给旅日国人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同时，由于甲午战后滋生的鄙视中国的情绪，国人在日本经常被蔑称为“清国奴”“豚尾奴”，在异国他乡遭受的屈辱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因此当先进中国人在日本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潮之后，便很快产生了“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的迫切愿望。20世纪初的日本由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诞生的摇篮。^[4](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倾向。当华夏中心主义瓦解后，清政府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国家权利问题。据JohnE.Schrecher对《清季外交史料》中的“主权”一词出现的频率进行的统计表明，虽然清廷在1860年就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但在1875到1894年间每100页只出现一次；而在1895至1899年间每100页增加到2.5次；1900至1901年进一步增加到8.8次，1902年到1910年每100页出现多达22次。^[5]虽然晚清政府实际上并未能捍卫国家主权，但是显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惨败，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使“天朝上国”尊严逐渐丧失殆尽。如果说戊戌变法前，大多数社会精英还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自身的改革上，那么戊戌变法、庚子之役后，这种希望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强烈质疑。当旧的意识形态本身已经逐渐失去凝聚力，不能得到社会大众自觉认同时，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往往会对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旧意识形态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新意识形态往往会不遗余力地揭露旧意识形态的虚伪荒谬，并且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和蓝图。^[6]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方意识形态不仅继续遭受到传统“异端”和“邪说”的冲击，而且遭到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猛烈挑战。西方宗教、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权”以及民族主义等思想学说共同摇撼着清政府统治者赖以维持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戴鸿慈和载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踏上出使欧美诸国的征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