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己”视角下的议会认识
关于此次出使之概况，《英轺日记》之《序》云：“光绪二十有八年夏五，英国君主爱惠将加冕于伦敦。先期外务部闻于朝，天子发玺书，简专使，福事庆贺。于是某遂奉出使英国之命；兼应比、法、美、日诸国之请，周爰彼邦。张旃以出，封轺而返，经途万里，为时十七旬。滂滂地圆，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丹穴空桐，仁智信武，礼俗教治，殊尚异向，恢越视听。”[24]《英轺日记》写作宗旨如其所言：“是书宗旨，务在考求各国政治、学术、律令、典章，旁逮商务、工艺，冀以立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之基础，故于洋报译录甚鲜。盖觇国之要，故当识之大也。”[25]因此，载振等对西方各国之工商时务、文化教育、政治律令等都力求博采详举。但对于诸国亦有侧重点之不同。“大抵英详于商务及学校诸事，比详于制造工艺，法详于议院、各衙门制度，而于教务必持之龂龂，美详于各部章程及其地方之法，日本与我地处同洲，其则不远，故于宪法等事并加研究，而于教育之法尤三致意焉。”[26]
（一）“平等”源于佛氏，推阐则谓“自由”
从《英轺日记》中，不难推知出国之前的载振对西学及其相关书籍亦有所涉猎。如“《瀛环志略》作柴棍，属嘉定道”[27]，“出洋日记，近人所著，首推郭嵩焘之《使西纪程》、薛福成之《四国日记》。第郭书简略，未经完备；薛书则多系紬绎报章，无关宏谊。”[28]但是，他仍以传统思想为旨归。他认为基督教源出墨子，教义无可称道，惟“保守灵魂之说”与释氏和庄子相近，然“我中国圣贤久已辞而辟之”。[29]其对平等的认识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余因思平等之说，始于佛氏。而欧西之民或变其名曰平权。又从而推阐之，谓之自由。迄于今，自由之说几遍寰宇，结党援立会社以与其国家为敌，吾观西人之治事，则事权归一，条如秩如，无有越俎代谋以纷争而偾事者，其与平权之说，何若是相反也。[30]
由上可知，载振认为，平等源于佛教，于西欧则谓之“平权”，推阐之则称“自由”，显然将平等与自由混为一谈。
（二）君主专制“于国家大有裨益”
载振援引霍布士之理论，力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载振认为，君主专制对国家大有裨益，平等是谬论，宪法则是裁判等差之根源。
昔有理学家霍布士之说曰：‘有生之人，各系平等，故古之人皆互相宰治以全其天，迨后人数日增习俗渐移。于是，互相宰治之道废，遂至人人皆欲扩张其权利。因扩张而相争，因相争而强者胜弱者败。驯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举天下之弱者悉听命于一强，此必然之势也。故尽一国之政而一人专之，以控众弱，于国家大有裨益。盖主权之关系如此其重，据此可见，平等之说原系衅闻罕漫之词。宪法者，乃执一御万之要道，实裁判等差之根源。故必先辟平等之说而后可与言宪法。[31]
（三）“必辟自由之说而后可与言宪法”
载振认为自由是与宪法相矛盾的，他阐述道：
然则宪法自由之说，盖所谓尽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实则权利义务皆有制度判决。浅言之，可谓之自由。深言之，则断无自由之一时与自由之一事。若夫横决恣肆，则适与宪法相悖，岂所谓自由者。故必辟自由之说而后可与言宪法。[32]
而世儒必乐为平等之说，借以自便其私，辄谓西人讲平权贵自由，不知欧洲之人颇以尊亲爱戴为心。即议院之中，各抒所见，而一人主持于上，从无敢以私臆窥测而阻挠之者，斯固不得谓有平权之说。至于出入有节，作息有时，游惰有罚，身家财产皆有税，偶有作为，必闻于官，循蹈矩镬，更不得有自由之时。[33]
由上可知，载振主要从礼教等差之观念来把握自由。他认为宪法实际上是“中国春秋之书，尊王之旨”，“盖日本迩来励精图治，学术日新。至其讲求宪法，尤为精要。宪法者，实即中国春秋之书，尊王之旨：卑高以陈，贵贱以位，明此义，则名位秩然，横议邪说不禁自绝”。[34]经过这样一番诠释，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在上者要以“忠恕”为心，在下者要各尽其职分所当为（即其所谓“自由”）。可见，载振虽然用相当的篇幅来论及“自由”“平等”和“宪法”等近代政治术语，但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儒家文化的理念替换了其内在之意蕴。因此，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是具有合理性的，当今衰颓局势之根源在于未能很好地遵循儒家之道。质言之，他巧妙地运用更换了内涵的“自由”“平等”以及“宪法”等术语来论证君主专制和儒家思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他将西方哲学与中儒之性理混同为一亦在意料之中。“汪、唐谓：西人之哲学即中儒之性理，人必养心而后能治事，是以经济根于学术。余深韪其言。盖西人论学辄谓念者事之基，萌一念而事即随之，故治念然后可治事，治事亦即所以治念。此即戴《记》所谓‘虑而后能得’，而王文成所谓‘知行合一’亦此旨也。”[35](https://www.daowen.com)
（四）西学之根基在于“求己”
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的支配下，载振在对西方文化的考察中悟出了“求己”二字。
世界之变迁，到今日而极。凡中国从前所谓训故词章各种旧学，皆无所用于世。然诸生要知我中国旧学原不是无用，所以见得无用者，只为从前世界未曾繁赜到今日地位。我此次新从欧洲，略考其政治、法律、工艺、商务、格致各种学问大概，始知西洋各种学问宗旨，总不出‘知己知人，殚精求胜’八字。然要立此八字之根基，实不外我中国圣人‘求己’两字。然此“求己”两字，不独我中国圣经贤传曾经详言，即就现今世界上各教门宗旨而论，佛氏所谓治心去净尘垢即是求己，耶稣谓起一念即作事之基即是求己，回教所谓坚忍果毅亦即是求己。[36]
由此可知，载振认为，虽然中国旧学因世界之变迁而无所用于世，但是西学的基本精神“求己”，则为中国圣经贤传所详言。
（五）“开化”“进步”是大势所趋
在考察英国的过程中，载振形成这样的总体认识：“伦敦在西海之壖，孤悬三绝岛，而管辖五洲，吸收宙合之精华。都市殷赈，鸿纷瑰玮，举天下之财政家、制造家、工艺家、商家、农家、外交内治家，靡不集听瞩于斯，权低昂于斯。彼都人士乘坚而策肥，高步而远视。崔构闳九天，陶复洞九渊；飚轨电邮，呼吸万里，诚上帝骄子，倮属之幸民哉。其政策和而坚，善动而能静，屈群策不殚厥力。其民朴属勤于事，綦溪浩宕，而尊上亲长，服从于法律。其风俗外希骛，内善葆光，重学而轻教。起十七世纪以迄今兹，三纪有胜，非幸也，数也。”[37]同时，载振在考察英国议会文化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一切用人行政”皆决于议院；政党争胜“为公而不为私”；英国议院下院之权重于下院；议院拥有财政大权，亦可稽察政府官吏和弹劾首相；国事由内阁负责；民权甚重，但因明定宪法，不致导向犯上。
对法国，载振则这样综论之：“巴黎恢恢，冠绝西欧。林麓翳荫，万物棣通，士女遨嬉；谈辞掞张，议堂扩千步，民政所宗。其气骄，其学说日新；其民英踌自熹，而心志发扬。方时国社，阑逐教徒，汎渊殴鱼，邻国为壑。夫彰善瘅恶，品物恒情，曷兹壮佼，标宗树异？欧人惩昔祸，有戒心焉。自西徂东，所不能不三致意也。”[38]同时，载振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法国议员的选举、数额和任期，议院的议事规则以及议院、总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关于美国的总体认识，载振如此论述道：“美利坚洲于欧视为西，于亚视为东。名城大都，星缀岳峙；天产轧茁，地宝涌盈；艺学引镊，利主考工，舟车亘亥步；朱圭猗顿，比户可封，合众国以之。越坎拿大山而西，其间堂密美枞，田畴卦画；黄冠草服，毡帐穹庐，极目窈窕，熙熙然有邃古初风焉。天留奥壤，厌饫白民，乃不免有形茹神蹴，椎结供墨者，杂处其中。种族之蔽，人权之畸，不已酷乎。”[39]与此同时，载振亦较为细致地考察了美国的议员选举和议事规则等。
对于邻邦日本，载振这样比较论述道：“日本兄英师德，自奋东方。行观其庠序，则子衿青青，徽志易别，行察其主藏，经制出入，准平靡失。其心竞于学界也，其作新而不破糅其国粹也。旋观我齐州英俊，案饰灌谨，玩心罗骚，齐以苦言之药，不至挟策而亡其羊已。”[40]对于比利时，载振注意到其“持弱之道”，“先至比利时国之博闾赛都城。厥民殷析，殚精工艺。比主黄发髟髿。手持一编，研研讲议，若无预于欧洲战国策者。荷兰遗俗，谧康若兹，其持弱之道乎？其将伺人之不见有所得乎？”[41]对于日本和比利时，载振对其议员的来源、选举条件、任期、数额等亦有一定的考察。
载振在考察了英、法、美、日、比各国的政、教、经、贸等情况后，认识到在当前局势下，“开化”“进步”已是大势所趋。而我国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力谋“自强”“竞胜”，要学习西方的“更师迭长”，“镜前车而修来轸”的精神。要有“否者泰之来”的信心和“卧薪尝胆”的决心。
夫民生而有血气则争，争而不已则困，困而犹不能不争，而别求所以善其争者，而开化之术出焉！进步之种伟焉！欧美两洲自十七世纪之末，磅礴扶舆，更师迭长，与时王相要，靡不履繁霜而凛坚冰，镜前车而修来轸。诸国之迹灿然已。系惟中国，力谋自强，方今官守其度，士劝其学，工农商师讲于野，兵技巧家兴于军，百废举厂，作事谋始，日积而月累。固将月异而岁不同。自兹以往，欧亚学界之中，我庠士其且竞胜于礼义乎！我政家其竞胜于经济乎！我兵家其竞胜于武力乎！我农工商其竞胜于产殖乎！夫倾者易之复，否者泰之来。某诚不敢奋言，而泰西智士之言，其期于我国，乃有过我自期者，辄以卧薪尝胆之心，为拜手扬言之颂，当世君子，其或不鄙乎斯言。[42]
综上可知，载振对英、法、美、日、比等国的政治法律、典章制度、文化教育、工商时务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其中，对上述五国的议会文化亦作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记述，对其民情风俗亦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载振的身份和立场以及其思维方式和对西学了解的程度等，导致了他在考察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诠释甚至消解西方文化，如“然思我中国先王教人之法，其本在于端伦纪、修道德。而其操存持守之大要不越乎言行之间。盖所以制品诣而淑性情者，实为士大夫之本务。今观日人所论学校管理之目的与我古人教法抑何其相近也”[43]。更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对西方文化有所考察和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引导他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具有鲜明近代民主政治色彩的“自由”“平等”和“宪法”等术语，他不仅在诠释的过程中抽掉了其真实的底蕴，而且用经其“误读”的这些术语或理论来为君主专制辩护并论证其合理性。因此，载振虽然考察了英、法、美、日、比五国的议会文化，但是他仍然坚守君主专制和儒家之道的立场，并曲解了与议会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由”“平等”和“宪法”等术语。而从其悟出西方文化基本精神为“求己”来看，他又不知不觉落入了儒家文化的窠臼。换言之，就表面来看，他是在谈西方文化议会文化，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用君主专制和儒家之道来否定消解之。这样，虽然载振似乎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上述五国议会的运作程序、议员的选举和任期等情况，认识到议院、君主（总统）和政府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干扰，他并未能真正把握议会文化的实质。他在考察西方文化时，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西方文化。因此，载振对西方议会文化并无实质认识亦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