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犹今之君民共主之政”
薛福成对民主制和君主制都不满意,实际上他倾向于“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
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28](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他将中国尧舜以前的政治体制,视作西方的“民主”,并从民本主义角度予以解释。其实,这种论述是孟子言论的近代注脚,“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29]。他将夏、商、周三代之治,视作西方的“君民共主”,其理由是当时虽然“君位皆世及”,但君权尚未独尊,孟子的民本说亦流行其间。可见他对“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并不能真正洞察,仅仅只是将其理解为“君权”受到“民本”的限制。从薛福成的使西日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的英国式“君民共主”体制持认同和赞赏的态度;对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则予以贬斥。他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30];他对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更是深恶痛绝:“大抵民主之国,政柄在贫贱之愚民;而为之君若相者,转不能不顺适其意求媚。夫至可凭者,民情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至无定者,亦民情也。彼其人杂言庞,识卑量隘,鼓其一往之气,何所不至,是以不能无待于道之齐之也。美国之政,惟民是主,其法虽公,而其弊亦有不胜枚举者。”[31]由此可见,在薛福成看来,“君权”或“民权”过重,都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只有“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