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动机、方法和内容
毋庸置疑，目前晚清使臣研究日趋深入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使臣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亦有涉及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但是，大多比较简略，论述亦不够充分，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和观照。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对晚清使臣的议会记述和认知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比较的研究，更未出现对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具体语境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因此，也就留下了晚清使臣研究进一步深化发掘的空间。本书写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换言之，本书的研究目标是试图厘清晚清使臣在何种语境之下对议会进行何种记述，有何种认知。当然，议会术语的使用，使臣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对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影响等问题亦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历史文化语义学方法。这是本书运用的最主要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之要义，不仅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而且要求研究者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这种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晚清汉文西书中议会术语和议会文化内容变迁之梳理和分析；二是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及其具体语境的分析，力图揭示使臣们各自在何种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语境下认识和记述西方议会现象的。
（2）文献法。本书涉及晚清汉文西书和使西日记等大量材料，这些材料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版本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甄别、校勘和整理。在此基础上，选取可信的有充分论据支撑的材料，形成关于晚清使臣议会认知的基本认识。
（3）比较法。本书运用比较法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晚清汉文西书和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文化内容和记述特点的比较；二是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与历史实况之比较；三是同一使臣在不同时间段关于议会认知的纵向比较；四是不同使臣关于议会记述的横向比较。
笔者选择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9人的使西日记为主要研究文本，试图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出国前后思想认识的演变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其所书写的议会。对于使臣和文本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考虑。一是从晚清外交制度变迁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的外交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61—1875年的尝试阶段；1876—1894年的创建阶段；1895—1911年的发展阶段。[31]斌椿、志刚、张德彝三位旗人使臣可作为第一阶段的代表；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可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可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当然，斌椿代表清政府遣使的最早尝试，志刚代表中国遣专使之始，郭嵩焘等代表中国遣驻使之始，此三者的使西日记理应在考察范围之内。二是从文本所涉及议会的内容以及可能形成比照关系的角度考虑。上述9位使臣关于议会的记述相对而言较为丰富。其中张德彝特别具有代表性，其一生几乎与同治、光绪两朝外交事务相终始，有清一代仅此一人而已。同时，他留下了70卷200余万言的日记体闻见录，其中关于议会的记载亦较为翔实具体。刘锡鸿在英国所见所闻与郭嵩焘大致相同，分析其使西日记中的议会问题，可与后者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反映出政见不同的使臣对议会的不同认知。薛福成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其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理应受到关注。载振作为皇室成员，其使西日记亦曲折地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色。戴鸿慈和载泽作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代表，其使西日记中关于议会或政体的记述亦能较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统治核心集团对时局的研判与对政体的认知和选择。
本书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从术语的视角，分类整理晚清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文化内容，并结合各国历史实际进行比较。其次，从使臣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现实环境、个性品质、精神诉求以及出国前后思想态度的变迁等方面来探讨其所记述和认知的议会。最后，分析其中议会术语运用的情况，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其使用频率及变迁，探索其变迁之规律及原因，从而反映当时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使臣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认识。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的基本构架如下：绪论主要涉及晚清外交制度、外交思想以及使臣概况，晚清使臣研究的学术回顾以及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等。第一章主要涉及自19世纪初至清政府覆灭期间西方政治思想学说尤其是议会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变迁。其中对晚清主要汉文西书、使臣的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术语及其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第二章主要是对斌椿、志刚、张德彝等旗人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加以整理分析。他们对西方议会的记述要么较为简略，要么失之于肤浅，反映了初出国门的使臣对议会的态度和认知。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是对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晚清驻使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加以整理分析。他们对西方议会的考察较斌椿等人更为细致，记述亦较翔实、具体。第五章主要是对载振、戴鸿慈以及载泽等朝廷重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加以整理分析，他们的使西日记又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结语部分主要从“夷夏观”的演变和西学东渐的角度，分析晚清使臣对议会的认知及其局限性。
总体而言，同治年间，中外隔膜较深，早期使臣如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对西方议会的认识大都失之于肤浅。1875年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晚清使臣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等人都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依然较为强烈，他们都不否定“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都站在传统的民本主义立场，强调议会的“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企图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以“民本”制约“君权”或者说两者互相制约。这一时期的使臣对西方文化和议会现象的认识较前一阶段要全面、深刻得多。甲午战争至清政府覆亡期间，历经戊戌变法、列国瓜分中国狂潮、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风行其间，“自由”“平等”“民权”术语以及“进化论”和“民权说”等社会政治学说逐渐广泛传播。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使臣感受到时代潮流之趋向，虽然他们对上述观念和理论有所认识，但是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用固有的观念来消解“自由”“平等”“民权”等术语的底蕴。同时由于他们受现实功利目的影响，也导致他们虽然认同或主张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认识到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
【注释】
[1]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5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41页。
[3]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4]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陈鹏仁等译，台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3-154页。
[5]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6]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8]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9]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0]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11]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10页。(https://www.daowen.com)
[12]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29页。
[13]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1页。
[14]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4），上海图书集成局1888年版，第3-4页。
[15]祖金玉：《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16]王亮：《清季外交史料》（一），文海出版社1931年版，第14页。
[17]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8]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89页。
[19]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48页。
[2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吴汝纶编，金陵书局1905年版，第10页。
[2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传忠书局1876年版，第10页。
[23]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2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吴汝纶编，金陵书局1905年版，第44-45页。
[25]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2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27]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28]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9]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3页。
[30]朱维铮：《晚清的六种使西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1]李丽杰等：《论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