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君主”利弊关键在于“得人”

关于“君主”和“民主”的体制问题，薛福成在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地球五大洲各国，或君主，或民主，大要不外此两端。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权不一而志不齐矣。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苟得贤圣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然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如俄国之政俗是也；而况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则诸务有堕坏于冥冥之中者矣。是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然则果孰为便？曰：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25](https://www.daowen.com)

这是薛福成经过整整两年的考察，对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所作出的剖析。虽然薛福成尚立足于传统人治的立场上而不是从法治的视角上看待“君主”和“民主”的利弊，然而，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他对民主制之“利”的肯定和对君主制之“弊”的揭示，更凸现出薛福成的政治取向及其理论勇气。^[26]在这里，薛福成较为辩证地论述了民主制和君主制的利弊。民主制的优点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君权受到限制，君主“不能一人肆于民上”；官吏可上可下，亦不敢恃势凌人，因此可以收到“公而溥”的成效。弊端在于朋党争胜不问国事，君臣不肯负责，因此可能会出现“权不一而志不齐”的情况。君主制的优点在于“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如遇明君更是利国利民。弊端在于“上重下轻”，民众或“无安乐自得之趣”；“舆情不通，公论不伸”，可能导致诸务堕坏。他能较为客观公正地评述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并赋予“公而溥”的价值判断，这对于一个大清帝国使臣而言确乎难能可贵。同时，他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君主之国”的不公和弊端，这在当时亦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的。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薛福成对中国君主制弊端的不满和改革现实的迫切愿望。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薛福成是从孟子的民本论角度来诠释西方民主制的，认为其“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所以才“公而溥”。二是薛福成认为，无论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其关键在于“得人”，即所谓“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这显然依然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德治”的认识水平上，“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27]，可见，薛福成在对民主制和君主制进行比较后，又不知不觉地滑进古代“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政在得人”的“德治”“人治”的理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