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夏变夷”的破产与议会印象
刘锡鸿素有经世之志。他在出国之前的咸丰二年（1852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约15年的时间内从事治理盗匪和镇压叛乱等工作。咸丰七年（1857年），刘锡鸿随同张敬修率军前往广州抵抗英国侵略军。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被抽调到天津负责具体审讯工作，其才干得到张敬修、毛昶熙、郭嵩焘等的肯定和赏识。在此期间，郭、刘关系甚为融洽，郭嵩焘将其视作心腹，保举过刘锡鸿，评价他“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74]，“于洋务颇有见地，而于世事多未谙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也”[75]。郭嵩焘曾在暮年所作的《玉池老人自叙》中称：“吾谓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76]这里“于洋务太无考究”，是郭嵩焘与刘锡鸿早已积怨成仇的情况下所言的，故不足征信。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郭嵩焘上书《条议海防事宜》。上书之前，他曾让刘锡鸿“评陟其得失”，刘氏就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在这篇文章中，刘锡鸿较为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治国思想，在吏治、养民、商贾、财政、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刘锡鸿在当时已经突破了将西方人视作“蛮夷”的认识水平。他认为“洋人固犹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77]，在人性上将洋人与国人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他还指出，对洋人不要“异视之，惊畏之”，“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坦怀相示”。[78]这说明刘锡鸿与一般的守旧者不同，他对西方人有着自己的认识。事实上，他并不是全盘反对洋务派，也主张“筹海方略所宜讲”，但前提是“内治未修而远略则万万不可”[79]。但他认为西方人并没有吞噬中国的意图，“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若竟弃幽迁乔，则窟穴非旧，人心难知，又虞一得之贪转致两失”，“是彼之无意吞噬，不待深测而知”。[80]
鸦片战争后，面对涌入国门的西方文明，士大夫们茫然不知所措。不同的感受主体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状态，总体看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坚守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文化与文明；二是有限的承认西方的长处，有选择的接受和采纳，处于守旧与趋新之间，而守旧略占上风；三是思想相对开放，对于西方深层的文明亦有接受，略显激进，但这种人寥寥无几。结合相关的史实来看，刘锡鸿大体上属于第二种类型，但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同时承受了历史给他的“特殊”定位———驻外使节。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造成了他保守思想的特殊性，他既不同于未出国门的倭仁、徐桐、方睿颐等，也不同于一起走出国门的郭嵩焘，以及后来的薛福成、曾纪泽等。刘锡鸿与倭仁等相比带有一定的开放性，与郭嵩焘等人相比又显得保守。[81]
（一）“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出国前的刘锡鸿亦有一定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是模糊不清、正误杂糅的。他说：“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公举公废，本族无堪举荐，则求诸他族；本国无堪举者，则求诸他国，均集众议明办理），以一定分禄（国主不能全有其国土地，人各垦之而各有之）。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议事院即乡约公所之类，国主亦亲就其地以听众议）。议既成，按贫富各出财力同为办理。此则其国主官商之体制，亦即其商贾闻政，合力养兵之由。”[82]这里的“议事院”显然是指西方的议会、议院和国会。可见，他对西方议会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但他将西方国家首脑，拟之于中国农村的头面人物，将西方的议会，拟之于中国农村的乡约公所，表明他对西方政治既不甚了解，又心存藐视。他认为“国主”由民选，这像是美国的政治体制，但美国政体亦不如其所说“本国无堪举者则求诸他国”。他认为公使是由公众所使，非其国主所遣使臣。因此，只能说刘锡鸿朦胧意识到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与清政府的宗法专制政体有所区别，而对这种西方体制的了解非常有限又相当模糊。对于西方商贾闻政，官商互保，商力养兵的政体，刘锡鸿予以坚决反对。这与他一贯抑商的思想有很大关系，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涣汗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鈇钺赐而诸侯始得专征，矧其在市侩之贱何得擅蓄甲兵”[83]。他认为：
至朝廷设官，原以保卫百姓，黜枉伸直，禁暴安良，皆保卫中事，特不如洋人私护其众，不问是非可否，一味徇庇已耳，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84]
尽管如此，出国前的刘锡鸿对洋务有一定的考究，对西人西学亦有一定的了解，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可将其等同于当时一般的顽固排外的传统士大夫。
（二）议会“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
在驻节英国期间，通过访问地方和考察议院，刘锡鸿获得了关于英国议会和官商体制的新认识。抵达英国后不久，刘锡鸿就观看并记述了英国议会“开会堂”之情形。在日记中，他评述道：
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85]
在这里，刘锡鸿赞赏官商体制下官绅士庶的“敬业精神”，认为议员议政通宵达旦，各出所见，力求“适于理、当于事”，而一旦议定，举办一切则上下同心。因其是“合众论以择其长”，“顺众志以行其令”，所以能够收到“斯美无不备”，“斯力无不殚”的良好效果。作为一个保守的清政府官员，刘锡鸿能够这样极力夸赞英国的议会制度，实属不易。英国的财政制度对一直关心财政问题的刘锡鸿亦很有吸引力。英国财政大臣每年须向议会提出年度收支计划，由议会辩论通过，预算与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布。刘锡鸿评论道：“每年度支出入，刊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此不惟见其公也。”“以通国之财，治通国之事，而无所沾润。”[86]同时，他也开始认识到“向谓洋语洋文不必广募人学习者，误耳！”[87]以上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刘锡鸿在接触西方议会文化以后，其心态并不是那么顽固闭塞，而是开始出现了一种松动开放的迹象。
（三）英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刘锡鸿在日记中较为细致地记述了英国的两院制、议员的数额及其来源等。驻节英国两月后，他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亦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88]
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态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89]
在这里，刘锡鸿较为充分地肯定了西方的先进性，对英国社会政治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出国之前坚信“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国”的刘锡鸿在考察英国政俗两个月后，深切地感受到“（英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这不能不说是其思想上的一个较大的突破。
除对英国议会制进行介绍外，刘锡鸿对英国的地方官制，特别是对英国地方市议员（刘称“看司勒”）和市参议员（刘称“奥得门”）的选举也较为关注。他指出英国地方官皆民选，这种选举还不是普选，而只是富人的选举。他认为富人为官，官场清廉，即“惟所举者富，故无贪黩之忧；惟举之者富，故无贿属之弊”。刘锡鸿又将英国地方官选举制度比作汉之三老制、明之里老制，认为“此制与汉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这种比附显然并不恰当。
对以议会制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刘锡鸿时有赞誉，少有批评之词。但是他认为：此法诚善，然非资本主义之国，则势有所不行。[90]中国宗法专制严厉，等级尊卑森严，没有民主的基础，引进议会制必不可行。刘锡鸿甚至为“祖宗之法”辩护：“祖宗制法皆有深意，历年既久而不能无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91]
在欧洲期间，刘锡鸿不仅考察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还考察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他先后考察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以及各种“义塾”。刘锡鸿对西方科技亦是有所认识和赞赏的。他先后到各地的电报局、报馆、工厂参观，听取当时著名的学者讲解光学、天文学、电学等最新科技成果。他虽然领悟到西方科技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但他却始终反对科技，反对使用机器。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机器夺人之食[92]；二是机器使人生惰[93]；三是机器乃“形而下之事”[94]。刘锡鸿出国后，数次乘坐火车，亲身体验了火车的威力，他感觉火车“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95]，而火车内“坐卧殊觉畅适”，“虽轮如飞，风霆贯耳，终不改书斋闲憩之乐”[96]。此外，史蒂芬森、井上馨、翻译官博郎等都向他介绍过修筑铁路的益处，但是，他仍然坚持反对在中国兴修铁路：“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净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他的理由有二：一是火车行于中国，部分民众将尽废其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修建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建成后必“乘坐寥寥”，不足以偿其本息。[97]
（四）坚守圣人之道和祖宗法制之“本”
刘锡鸿虽然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但是他对西方事物从根本上而言是持排斥态度的。虽然他曾称赞西方议会制，但他认为在中国必不可行；虽然他惊奇于机器的巨大威力和火车的神速畅适，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这种有着悖论意味的现象，是与刘锡鸿所坚守的传统“本末论”密切相关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于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朝野震动，亟待自强。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围绕着“切筹海防”等洋务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刘锡鸿也参加了这场辩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本末观”。在他看来，造成目前时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即纲常伦理、名器礼治等）出现了问题，他写道：
朝廷所以驾驭天下者，名器耳。今名器滥贱太甚……朝廷尚何以所倚以震慑天下哉！更无论其见笑外夷也。[98]
如果不首先解决纲纪问题，而“骛心于凶器之末”是不能挽救目前危机的。因此，他提倡“固本”“务本”之说，也就是说要重修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以此挽救“名器滥贱”的局面，从而巩固统治解决现存的危机。
正是因为秉持这种“本末论”，刘锡鸿对孔孟圣人之道和祖宗法制坚信不疑。他认为：“孔子以尚严为非，何难直斥之，孔子之意，盖谓为政当使民悦，豫而使臣战栗也。缘鲁臣非严不治，……严驭吏，宽驭民，固圣人制治之大法。”[99]此外，他认为“廉耻”亦很重要。他说：“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如果毁弃了廉耻则“筋骨日以柔滑，营私则惟恐不及。”[100]甚至在他置身英国的时候，仍大谈圣人之道：“天下生民，日日相接，不外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101]，“中国自秦、汉以迄元、明，修其教则治，沦其教则乱。其治也，遐荒向德，重洋慕化，仁义之风遂渐及于四裔”[102]。他不无自豪地宣称：“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103]他甚至认为，英国知仁义、致富强是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今英国知仁义为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奈何以为贻害也？”[104]至于目前中国贫弱西方富强的反差，他解释道：“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在当时时局下，应当“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105]。刘锡鸿认为祖宗传下来的“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治殊严”的体制相当完美，其治世之道更不能改，所以应钻研古书，以便“博考帝王御世之方”。因此，他在英国与波斯藩王论国之强弱时，论述道：
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故其教为万古不能易。中国历朝强盛由此，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亦由于此。[106]
应当说，出国以后，刘锡鸿的思想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由反对船械变成主张购买船械；由反对学习外语到主张培养翻译人才；由“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国”到“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刘锡鸿主张购买船炮、培养翻译人才等，主要还是为了达到巩固统治，力图回复到鸦片战争前的农耕文明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目的。虽然刘锡鸿意识到西方诸国“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但是在悠久的农耕文明氛围中所滋生的文化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化有所称赞却并不真正服膺于心。如他对祖宗法制深信不疑，即使目前存在“名教滥贱”“纲常不振”的现象也是执法之人造成的，而传统法制的本身不存在问题，他一直所考虑、所追求的都是如何能“复治”，因此他不会从心理上接受并效仿西法。虽然他目睹的事实使他承认了西方政体的种种好处，但是他的“变”始终离不开他的“原点”。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异质的文明和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体系。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社会风尚等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当两种在各自生成的环境里存在的时候，文化的差异为人鲜知。可是，中西文化进行交流和接触的时候，这种由不同和隔膜而引起的差异感便成为人们首先的感受了”[107]，刘锡鸿便是这样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感受主体。刘锡鸿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深信的是传统文化，而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对包括刘锡鸿在内的那一代传统官僚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强烈而又深刻的。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先进的科技所表现的“坚船利炮”，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对比和思考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他们所熟悉的古圣贤哲的思想理论、价值系统时刻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系统，以及他们所尊奉的经典教养成为他们重新解释世界的思想武器。[108]
作为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刘锡鸿曾游历西洋诸国。一年多的驻外生活中，使他目睹了西洋的坚船利炮、繁荣整洁的城市街衢、庄重肃穆的西方教堂、激烈辩论的议院议员……这些都是许多顽固派人士未曾有过的经历。这种鲜活的西方文化使刘锡鸿所感受到的中西文化反差刺激更强烈、更直接，所以他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就更明显。当他作为驻外公使来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他所亲历、亲闻、亲见的一切事实无不对他原有的思想和认识产生了莫大的冲击。“一个人跨越在新旧两个世界，往往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心理”[109]，刘锡鸿亦不例外，从刘锡鸿保守思想嬗变的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点。当他置身于西方世界时，耳濡目染，他会对西方物质文明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时他也承认了自己思想的“误区”和“偏执”，然而这正是刘锡鸿思想嬗变的极限所至，他抬起的脚再也没向前迈出一步，最终产生了“彼邦虽好，非吾可学或应学”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矛盾心态成为他自身思想变化的最终状态。[110]“一般在文化竞争之中，被侵略各国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回向传统寻找思想资源和昔日的光荣以增强自信心。”[111]倭仁如此、刘锡鸿如此、郭嵩焘亦如此，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尊祖尚古的观念。
相较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刘锡鸿的外交工作有些不尽如人意。作为驻德公使的刘锡鸿，在德国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刘锡鸿“能贬刺洋人”的个性。[112]刘锡鸿出国后，非常重视国体，不像容闳、郭嵩焘那样穿洋衣，在他看来那是大逆不道。二是如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所言：“刘某系司官出身，职任名望俱卑”。刘锡鸿的身份与郭嵩焘相比，相差较大，德国人自然会加以比较。[113]当然，在此期间，他也注意吸收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提倡发展工商业和贸易，并在军事方面提出一些合理建议，承认西方文化有优于中国文化的地方。但是他始终坚信中国的伦理道德、仁义礼制是尽善尽美的，是形而上的，而西方的实学（机器）是形而下的，因此仍旧顽固地反对机器的使用。[114]
综上所述，秉持传统“本末论”的刘锡鸿思想呈现出开明与保守相混合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既不同于未出国门的倭仁、徐桐等，也不同于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薛福成等，相对于前者他带有一定的开放性，相对于后者他又显得保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刘锡鸿无论出国前还是出国后，都始终坚守中国儒教之本，坚信作为中国伦理道德的仁义礼制是尽善尽美的，是形而上之“道”。因此，他虽然赞扬西方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但他不认为西方的政体优于中国，更不主张要在中国实行这种西方政制；他虽然对一些西方事物不得不承认其优越性，但内心又不自觉地加以强烈排斥，如他自始至终反对修筑铁路就是如此。他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另一方面又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不肯后退半步。也就是说，刘锡鸿思想的变与不变，或者说开明和保守，始终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这就是捍卫和维护清政府统治。这一根本点是自命为“儒侠”的刘锡鸿自始至终未曾动摇过的。因此，刘锡鸿虽然考察了英、德两国的议会制度，了解了西方的两院制、议员选举、议政规则、议院与君主的关系，并对这种制度及其成效予以较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坚守“圣人之道”“三纲五常”和“祖宗法制”之“本”，他不能意识到这种制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底蕴，而且这种底蕴与其所尊奉的纲常名教格格不入。由于不能认识到两种体制的本质区别，他将英国的选举制度混同于中国古代“三老制”“里老制”的认识便在意料中。另外，从其所谓的“合众论以择其长……顺众志以行其令”、“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中，我们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到，他实际上是用“得乎民心”“通上下之情”的“圣人之道”来评判西方议会制度的。由此可知，刘锡鸿是不能认识到西方议会的民主本质的，只能对西方议会现象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述，这是坚守传统“本末论”的刘锡鸿在认识西方议会文化时所能得到的必然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刘锡鸿是带着“用夏变夷”的思想出使西方的。他认为，当时要务有二：其一，“遣使各国以通中外之情，亦以探悉洋人底蕴，稗不误于区处，固今日要务也。”[115]其二，“用夏变夷”，推广王化。“令使臣访求其人之通晓正音者与之讲明圣教，稗相传习，亦足推广王化。”[116]他既主张遣使各国以通中外之情的同时，又企图“用夏变夷”，推广王化。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中正确与错误、开明与保守是交相杂糅的。不过，当对西方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认识后，他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正如李鸿章在刘锡鸿将要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担任公使时所评论的“（刘）用夏变夷之见当渐融化”[117]，从力持“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到承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等，这是他“用夏变夷”思想动摇的明证。[118]
【注释】
[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0页。
[2]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3]张淑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生成与外来关键性因素》，《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4]李恩涵：《北伐之后的革命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21页。
[5]王立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6]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01-102页。
[7]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9页。
[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29页。
[9]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30页。
[1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7页。
[11]许洁明：《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30-831页。
[1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44页
[1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3页。
[1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04页。
[16]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
[17]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9页。
[1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19]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68页。
[2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83页。
[2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8页。
[2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46-647页。
[2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90页。
[24]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76页。
[2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26]郭嵩焘：《郭嵩焘奏稿》，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347页。
[27]郭嵩焘：《郭嵩焘奏稿》，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页。
[28]郭嵩焘：《郭嵩焘奏稿》，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53页。
[29]郭嵩焘：《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30]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3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01-402页。
[3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07页。
[3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0页。
[3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0页。
[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34页。
[3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8页。
[3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8页。
[38]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39]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8页。
[4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27页。
[41]许峰：《中国最早驻外使节的西方政体观———郭嵩焘与刘锡鸿思想比较的一个侧面》，《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42]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页。
[4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1页。(https://www.daowen.com)
[4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26-627页。
[4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1页。
[46]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4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470页。
[48]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4-535页。
[49]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9页。
[50]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1页。
[51]王晓天：《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9页。
[5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5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54]张晨怡：《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5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56]张晨怡：《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57]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8]汪兆镛：《刘锡鸿传》，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991页。
[59]汪兆镛：《刘锡鸿传》，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991页。
[60]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9页。
[61]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9页。
[62]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2页。
[63]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
[64]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0页。
[65]刘成：《民主的悖论———英国议会选举制度改革》，《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66]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
[67]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7-158页。
[68]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69]美浓部达吉：《议会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70]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71]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72]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4页。
[73]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3页。
[7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7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76]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7页。
[77]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8页。
[7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8页。
[7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8页。
[8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277页。
[81]王雅娟：《晚清保守思想的一个特殊典型———刘锡鸿保守思想剖析与阐释》，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8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6页。
[8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6页。
[8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6页。
[85]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86]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87]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88]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9页。
[89]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0页。
[90]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91]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5页。
[92]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9页。
[93]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
[94]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4页。
[95]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页。
[96]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7页。
[97]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页。
[98]刘锡鸿：《刘光禄遗稿》，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8页。
[99]刘锡鸿：《刘光禄遗稿》，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100]刘锡鸿：《刘光禄遗稿》，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页。
[101]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8页。
[102]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9页。
[103]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9页。
[104]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1页。
[105]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0页。
[106]刘锡鸿：《英轺私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1页。
[107]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08]王雅娟：《晚清保守思想的一个特殊典型———刘锡鸿保守思想剖析与阐释》，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109]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110]王雅娟：《晚清保守思想的一个特殊典型———刘锡鸿保守思想剖析与阐释》，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1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12]钟叔河：《“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载《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页。
[113]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14]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115]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遗稿》，《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8页。
[116]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遗稿》，《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8页。
[117]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7），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号，文海出版社，第18页。
[118]陈金龙、赵立彬主编：《学术传承与拓新林家有教授治史5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