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皆有善政美俗”
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1866年2月20日），在总理衙门关于斌椿、张德彝等游历欧洲的奏折中，明文规定：拟令臣衙门札令该员及伊子笔贴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91]这次游历欧洲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一览外邦的风土人情。张德彝由此找到记述西方的独特方式，从《航海述奇》至《八述奇》都以西方民情风俗为记述的重点，“不厌繁难，不辞琐屑”，以“尽得其国政民风”[92]。要较为深入地把握张德彝对西方议会的记述和认识，必须从其书写的侧重点、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等方面着手。
（一）于民俗觇政教之通塞
张德彝作为外交使节，本应对欧美各国的政治、外交格外关注，但他却有意避开这些问题，而专意于民俗。正如其在《四述奇》的《凡例》中所言，“海邦政俗，近年诸星使著作如林，久已脍炙人口，余则不过窃其绪余而已”，“是书本纪泰西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至于各国政事得失，自有西土译书可考”，“是书原系逐日登记，借驱睡魔”[93]，“历次出洋，虽辱承译事，而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亦金人缄口之意也”[94]。至于包括议会文化在内的西方政俗，因“星使著作如林”“自有西土译书可考”而较为简略。对张德彝来说，从一个国家的民风民俗，最能看出其政教的好坏。记述西方的日常风俗，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西方社会本身，从而为中国统治者提供借鉴和参考，正如《六述奇》的《自序》所言：
政莫大于礼，礼始饮食，诗咏干糇，日用起居之间，里巷琐屑之事，其于政教也，譬诸江河之有尾闾也，疏通浚瀹，莫要于此者，政教将于是乎觇通塞焉。[95]
可见，张德彝以欧美民俗为记述重点，是自有其考虑和选择的。其记述在于“借驱睡魔”，故功利性较为淡薄，没有受到“用夷变夏”或“用夏变夷”等主观愿望的干扰。在后期“述奇”中，他依然声称“余自乙丑冬随使外洋，于今五次矣。所知者，惟一国之风俗民情，所有两国交涉事件，茫然不知，二十年来虚受国恩，每一思之，惭愧无地”[96]。
（二）“西国之富强日盛，良有以也”
张德彝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不仅不排斥，反而赞赏有加。如他当认识到火车、铁路对商务、政治、军事等具有重要意义时，感慨道：
此举洵乃一劳永逸，不但无害于商农，且裨益于家国。西国之富强日盛，良有以也。[97]
张德彝详细记载了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等西方重要城市的繁荣情况，街道之整洁、高楼之巍峨、教堂之庄重、雕塑之别致、园林之优美，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别称赞西方城市的良好公共卫生，如“伦敦往来行人，无一任意便溺房后墙边者。园囿设有妇女净房。街衢闾巷，设有男子屏蔽”[98]。对一些体现西方科技的器物，如“铁裁缝”“印度擦物宝”“洋琴”“燃气灯”“传声筒”“自行屋”“显微镜”“救火器”等也一一予以记载。此外，他还详细地记述了西方的戏剧、歌舞会、儿歌和儿童游戏等。总之，他对所见到的林林总总的西方事物，不仅有闻必录，而且尽可能地曲尽其详。他的文化心态是相对开放的，正如孟华所言，他比别人更年轻，更少传统塑型，因此更加好奇，更加开放，期待视野中更少偏见和定见。[99]他懂得英文，能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与西方人相处堪称欢洽。第一次乘船出洋，他与同船的法国人一起鼓琴吹箫，“彼此唱和畅甚”[100]。可见，他对西方人不存芥蒂，乐于与之相处。
此外，他还注意到西方国家历史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人对当世的自信。“泰西于千年前，人多羡古，如华人之慕三代。因当时心多朴实，俗尚敦庞，名曰‘金世’；继而人心不古，名曰‘银世’；后因渐疏浇薄，远不如古，名曰‘铜世’；至今千载，世风日降，暗而不明，则曰‘铁世’。今西人谓今胜于古，遂无慕古之心；仍袭用‘铁世’二字，其意以为铁之为用甚广，如车有铁道，船有铁轮，制器有铁机，医病有铁水，无一而非铁世界矣。”[101]
（三）西方人“一切以诚实为本”
西方人文明举止和纯朴的民风也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伦敦闾巷之间，终日往来男女，既无佝偻提携，亦无前呼后应，更无提雀笼，虽值盛暑，鲜有露胸袒背赤脚科头者”[102]。他在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前三次在伦敦，不及半年，一切多未详考，此次随使八九月以来，细察英国风土，人颇诚实，不尚虚文。有职役则终其身而不惰，有约令则守其法而不渝。是非论之甚确，利害辨之甚明。辞受取与，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为谦让。有约届时必赴，一切以诚实为本，而以妄言负约等于隳节败名。可谓严以处己矣。[103]
张德彝在光绪四年十月初八日记曰：“自同治乙丑，迄今四次往来英国，随时考其心意，十数年来亦有变更者。按今观之，通国宫绅以行善为念，而意在息兵安民者，十居六七焉。其俗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仗势者。”[104]“西国男女因有聪明愚鲁之分，然咸以耻辱为重，终朝街市无有口角斗殴及俏骂情事……总之，师之于弟，不施夏楚；主之于仆，不加唾骂；男女拥挤，不喧哗，不出恶言；朋友往还，更无殴辱诮垢之情事焉。”[105]对于西方人忠于国家的精神，张德彝极为赞赏，“通国皆以忠为心，然尊敬君，仰慕君，而不讲报答君，惟以守护邦正为念，故不以家为家，而以国为家也”，无论何人，或居本土，或在属地，“体壮操练者，遇事投营，为其本分，拒敌守护吾人世代生育之国。”[106]
虽然张德彝认为西方人不能一概而论[107]，但是多年的游历观察使他意识到西方人诚实守信具有普遍性。以商店自由购物而无丢物为例，“德京铺店之大如客栈……各物分置任人挑选，且铺夥无多，不过一二人，遇买卖忙时则不能处处有，似易于失物，而土人未闻有此等事者”[108]。这种现象的出现，“岂人心尚古欤抑或禁例之严欤”[109]。最终，他归因于“禁例之严”，如他认为人们拾金不昧和路不拾遗是“迫于禁令”，因为“查其官例，凡有拾遗被人查出者以偷盗论，即不收监亦当受罚也”[110]。
（四）西方议会“合众论”“顺众志”
对于法律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张德彝亦给予充分肯定：“西国之人心，姑无论其如何，而一经律法相绳，竟使上不勒索，下不讹诈，上有所言，下亦敬听，未始非治人之善道也”[111]。对西方议会政治，张德彝亦是有所认同，他由衷感慨道：
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因其处事力据上游，不使稍有偏曲，故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12]
张德彝还记载道，英国经公举产生的议员“富者居多”，议员乃是有产者的“扬名成业之具”，不是寻常百姓弄权干政的地方。不但如此，即使选举者也为殷富之民。对此，张德彝的态度是肯定的，因为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为富人，可以防止贪污受贿，并且政府不参与选举之事，“以民治民，事归公议。有不获，则合绅耆之众以图之；有不当，则绅耆商诸美尔而改之”[113]。虽然张德彝对西方民主政治时有赞誉之词，但是他认为：“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因西方诸国多以战争为心，其他各国为了自卫，不得不仿行其火器车船，至于其他方面如政教等，似乎不必如此。张德彝写道：“毕君（法人毕路安）极赞日本前进之速。言：‘十余年来，不惟国政多所更张，即民间风俗亦多改从西法。如轮船、火车、电线等，皆已通行国中。衣饰房屋，亦渐次改式矣。’彝言：‘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至火器车船等，因西国多以战争为心，在他国自不得已而仿行之。其他似不必然，因无事更改也。’”[114]
（五）古圣先贤“嘉言懿行，不可胜数”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六日，张德彝详细地记载其怒斥华人传教士之事，其对中国政教的基本看法是：
夫各国皆有善政美俗，以彼移此，尚有宜与不宜，况中国历来数千年，古圣先贤，所遗嘉言懿行，不可胜数，何必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乎？[115]
在提及“真实善道”时，张德彝认为：孔子生于耶稣五百五十余年之前，在周之世，所遗嘉言懿行，传流教化亚细亚各国及附近岛屿，如日本、琉球、安南各国人民咸被其泽，世尊其教。[116]在此，张德彝对中国政教的推崇和坚守昭然可见，其论述亦有合理成分，如“各国皆有善政美俗，以彼移此，尚有宜与不宜”。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伦理道德体系，他一直毫不动摇地坚守着。他说：“外国虽有尊卑之分而无长幼之序，祖孙父子兄弟之友，概以友视之，且族人除近支外，无堂叔侄兄弟之称。而九族五服更不论矣。相隔几辈之友，通以某先生称之，所别者仅在名字之减笔。”[117]更有甚者，无子嗣之富人，其遗产未闻有赈济族党亲朋者。张德彝对此不能认同，“既失敦宗睦族之义，更无亲疏厚薄之分，故曰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风俗日漓矣”[118]。张德彝认为西方人情关系是先财物而后伦常，“亲族戚友既祈及锚侏，而夫妻父子亦如之。故诸事必彼此先将财物交清，始谕戚友人情”[119]。西方人结婚后，大多都与父母分居，亲人死后，也不进行祭祀追怀，但张德彝受传统观念制约，对此不能理解。对于女权，张德彝亦颇为反感：“世人咸谓风俗宜变，若婚姻自由之风一开，则凡关于婚姻礼节制度，均需更改。甚恐变本加厉，远不如欧，而我国之九烈三贞、三从四德、守节清贞、孝顺贤明等字，都可涂去矣”[120]。对于海外华人的西方化，如“留其发而短之，改服西国之服”的现象，张德彝批评道：“服饰既变，不知改隶他籍否。一时从而和之者，均少年喜事之辈，大约未经阅历，不免见异思迁耳”[121]。
（六）传统的认识范式和中庸保守的性格
同文馆在初创阶段，只教授语言文字，而没有其他西学科目，因此，张德彝与西方文化真正接触是在出国之后。他面对陌生的西方事物时，不免像斌椿一样，不自觉地运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比附，甚至将其中国化，如他看到西方监狱管理文明时，说是“饶有唐虞三代之风”[122]；见了小儿骑的自行车，认为是“武乡侯木牛流马之法，贻传西土”[123]。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识出现较大的偏差，如“至美国乃公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124]。显然，美国的选举制度与中国上古的“传贤不传子”的禅让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张德彝的个性特征：正如其友人贵荣在《航海述奇》序言中所言，他“为人沉毅寡言，持躬恂谨”[125]。他信奉“为人一生，所谓养心修己，谨言慎行，器量涵养，学问见识各节，不能尽善尽美，行动无一错处也”[126]。他对于晚清以来出现的吸洋烟、娶洋妻、穿洋服等的“西洋风”甚为不满，认为那些人都崇洋媚外、忘本忘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德彝中庸保守的性格。[127]
此外，张德彝一向认为会英文是不齿之事，并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128]。虽然多年的西方游历，使张德彝在接触、了解西方世界的广度、深度和及时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前辈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但是其内心的自卑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亦昭然可见。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正途”和“异路”分野的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判断。
张德彝通过对西方民情风俗的认真考察，意识到西方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这种文明观的形成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在出使的早期，他像志刚等使臣一样，将西方国家等同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各诸侯国，其文明程度仅止于“以甲兵而谋土地”，互相争雄逐鹿的地步，“以大局观之，泰西各国无非合纵连横，时合时离，互相吞并，其势比之战国无殊。其中或王或伯，各国争雄，大抵以甲兵而谋土地也”[129]。
在1866—1868年出使西方之际，张德彝通过参观西方诸国的博物馆、博览会以及与西方外交官进行交流，已认识到中国不过是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员，不过，他仍然将中国文明视为唯一的普遍文明。诚然，出身同文馆的张德彝所受传统文化影响并没有刘锡鸿等人那么深厚。他逐渐意识到，在传统文明观的框架内理解西方文明是不现实的，因此，他调整、抑制着来自传统文明观的无形影响，最终渐渐地认同了与中国文明相异的西方文明的存在。在他第三次出使（1870—1872）之际，伴随着行动能力和会话能力的增强，以及对中西方文明日渐深入的了解，他开始认识到：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出使英国期间（1877—1879）的张德彝，不仅进一步肯定了西方文明是与中国文明相异的文明，而且针对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不同，及为何产生此种不同等问题进行了阐发。[130]
随着认识的深入，他不但看到西方国家在器物层面比中国发达，而且精神方面也不逊色于中国；不但看到中西习俗的差异，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其文化心态层面的深刻内涵。他欣羡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并认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赞扬西方民俗民风和议会民主政治，但是他认为“各国皆有善政美俗”，不应“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在张德彝看来，他认为天下各国都有自己固有的、应受尊重的价值观，“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131]。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宜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不宜将西方的近代价值观作为唯一的价值观标准，而应当看到两种文明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132]。
正是秉承这样的文明观，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记述总体而言是较为客观和理性的。在《航海述奇》系列中，他对英、美、法、德等国的议会及其制度，如议员的选举方式和选举条件、议会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以及议会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他察觉到西方国家议院对国君权力的制约作用，意识到西方国家国君不能肆行于民意之上，看到西方议会文化是“诚实为本”之风的政治体现，高度赞扬议会民主政治的作用：“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33]。同时，他对上、下两院的分工及其运作程序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对英、美、法等国的议会制度的区别及其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张德彝囿于识见自然不能体察。
虽然张德彝认识到西方文明亦是一种文明存在，但他毕竟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他到处向西方人宣扬“孔子之道”“三纲五常”“修齐治平”，如他在参观美国小学时，向小学生大谈“忠孝节义”。因此，虽然张德彝的文明观是开明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架依然较为陈旧。以上种种使得他对西方认识的深度是有限的，甚至有些认识并不符合西方的客观实际。如他长期生活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之中，他不能察觉清政府的臣民和西方的国民的本质区别；他虽然意识到西方法治的作用，但既不能接受臣民平等的思想，也不能从根本上接受或认同“三权分立”。他依然是从“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西方议会的。
张德彝不像志刚那样从实用的角度肯定西方“形下之器”否定其“形上之道”，站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判西方文化，亦不像郭嵩焘那样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否定了“圣人之道”和“三代之治”去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及其评判标准。他自始至终坚守“圣人之道”“三代之治”，虽然有时不免用“三纲五常”来评判西方文化现象。总体而言，他用一种较为平等、公允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方文明，用一种较为客观平实的笔触来描述西方文化。由于秉持较为开放的文明观，他对西方议会文化亦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的制约和他本人个性特征的影响，以及他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政教的坚守，导致他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议会政治的本质。也就是说，张德彝只能在传统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中徘徊，只能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去解读西方议会文化。对不从根本上触及“三纲五常”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西方事物，他是能够进行理性认识的，甚至时有赞誉，但是一旦触及传统核心价值观时，他是坚决排斥和摒弃的。换言之，他对西方议会的描述甚至赞扬，是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种制度与其所崇信的中华传统政教是迥异的。因此，张德彝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真正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他所认知的议会依然不是事实上的西方议会。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中国人要接受与其传统核心价值观相抵牾的异质文化是何等艰难！
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最外层是物质层面，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内容；中间层是心物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组织行为、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最里层是心理层面，包括心理定势、价值观念、道德审美等。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互相影响。[134]从《航海述奇》系列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亦经历了从西方的先进器物到政治、经济、运行法则等，再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风尚等，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身处晚清中西文化角力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张德彝，其自我身份认同遭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与清流与洋务之间的冲突相关联，“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135]。当时清流以“攘夷”作抵抗西方文化之盾牌。“攘夷”由儒学传统中延伸而来，是对西方异质文化冲击的直接回应，“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136]。而当“攘夷”成为清流和清议的群体认知，并演化成“持义理以应对新知”[137]时，参与洋务者必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用义理来解决西方异质文化带来的冲击，是以历史经验去比附历史经验外的东西[138]，这种思维过程在如今看来并不合理，但在守旧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晚清中国却有着天然的优势和庞大的受众，并因其依附于儒家文化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晚清中国，科考依然是通往社会上层的主要通道，进入同文馆的人，仍需要通过科举来实现社会价值，而非西学。[139]从译员到出使大臣，张德彝一生的发展以同文馆为起点，几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他避免不了受到清议的排斥，故发出其“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的无奈感慨。对自身身份十分坚持，越是受到挑战，越要证明自己对主流的拥护，这不是张德彝的意气之争，而是出于内心的身份认同需求，可以说，这一来自身份认同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张德彝文化心理的进一步发展。[140]
综上所述，虽然旗人使臣斌椿、志刚、张德彝在文明观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对中华传统政教的坚守等方面并无二致。相较而言，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要比斌椿、志刚深刻一些，他对西方国家议会制度、任官制度、法律制度等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把握。但是，他看到的只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效果，作为“八旗世仆”，他不可能也不敢接受君民平等的思想，所以当真正触及民主制度的本质时，他就会持反对的态度，他竭力维护等级制和传统政治体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随罗丰禄出使英国期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欧美自民主兴立以来，因而人心转易，多以贵贱平等为言，以致民权尊而民气伸，立有均财党，欲令国家将贫富进款一概摊分。其党著书立说，以惑时听”[141]，其中流露出对西方国家民气喧嚣的忧虑。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思潮的影响。“中体西用论”意在防范西学对文化本体的侵蚀，一方面在文化外缘（技术系统）汲纳新质，另一方面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意识等内苑禁地（价值系统），这种两重性显示了洋务运动的双面性格———器物文化层面的开放性和思想观念层面的保守性。[142]总之，斌椿、志刚、张德彝囿于见识，又受到中国传统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中体西用”社会思潮等的影响，往往不自觉地运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解读和评判西方文化现象，导致了他们对西方议会的认识失之于肤浅和片面。
【注释】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2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6页。
[3]高恒天、李艳萍：《晚清民族平等意识之演进》，《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93页。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93页。
[6]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7]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8]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9]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10]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10页。
[11]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29页。
[12]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33-34页。
[13]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1页。
[14]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2页。
[15]陈绛：《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16]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2页。
[17]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7页。
[18]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3-204页。
[19]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1930年版，第3页。
[20]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4页。
[21]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4-95页。
[22]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4页。
[23]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4页。
[24]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8页。
[25]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7-118页。
[26]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4页。
[27]斌椿：《乘槎笔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2页。
[28]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29]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30]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3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7页。
[32]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5页。
[33]钱中文等：《巴赫金文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34]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35]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36]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37]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38]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0页。
[39]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9页。
[40]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6页。
[41]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7页。
[42]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1页。
[43]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82页。
[44]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84页。
[45]志刚：《初使泰西记》（合印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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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索凌云：《张德彝研究》，河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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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1页。
[135]吴汝纶：《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00年版，第70页。
[136]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71页。
[137]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71页。
[138]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72页。
[13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
[140]黄世俐：《张德彝〈航海述奇〉研究》，湖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141]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七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2-723页。
[142]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探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