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
晚清使臣之研究，早在19世纪末已初见端倪。1892年，王先谦等学者将郭嵩焘的奏疏、文集和诗集辑为《养知书屋遗集》刊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郭嵩焘有所评述。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对郭嵩焘的出使及遭诟骂等也多有论述，指出他对西洋的理解远在李鸿章之上。
民国期间，关于晚清使臣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多，但论述周详，切中肯綮。如柳定生的《郭嵩焘传》（1937年）举其生平概略，论述其“针砭时俗之论”。彭泽益的《郭嵩焘之出使欧西及其贡献》（1944年）则对郭嵩焘出使后关于西洋政治经济的研究、中西文化的比较介绍及其外交成就等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台湾尹仲容、郭廷以的《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年）引征档案、文集、方志、报刊等中西文献近2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应用价值，是研究郭嵩焘的必备书目。陆宝千在他的《清代思想史》中还辟有专章，不仅详细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还较为客观地指出其洋务思想之不足。弗罗德沙姆的《中国首次到西方的使臣》对郭嵩焘使团及其成员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倾向均有评述。
迨至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组织人力对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郭嵩焘日记手稿进行了认真整理、点校，将咸丰朝日记、同治朝日记各编成一卷，光绪朝日记则编成二卷，总共四卷，分别于1981年5月、1981年11月、1982年10月、1983年10月由该社依次出版，是为郭嵩焘日记首次面世。此外，学者熊月之发表了《郭嵩焘出使述略》（1983年）、《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1983年），分析了郭嵩焘和刘锡鸿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指出他们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两人新旧两种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关于晚清使臣的研究，最具分量者则非出版家钟叔河莫属。钟叔河广泛搜求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列国的各种亲历记述，辑为“走向世界丛书”。此外，他还先后出版了《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年）和《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1989年）两部专著，这两部专著对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晚清使臣的生平事迹、出使背景、著述内容以及思想倾向等多有论述，传播很广，影响颇大。但是，钟叔河思想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较为明显。由于其论述多取“近代化”视角，因此对学习西方的赞成者往往赞美有加甚至曲意维护，而对反对者则多有贬斥，对反对者的一些主张的现实合理性缺乏客观分析。此外，还有费成康的《薛福成》（1983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1989年）。前者较为细致地对薛福成出使前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变迁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剖析，同时对其保护海外侨胞的努力以及订立《中英继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的贡献亦作了相应的阐述。后者则对郭嵩焘出使前的背景、《使西纪程》的风波、使馆内的争斗以及他对西方政治、科技、民心、风俗等的考察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述。20世纪80年代的使臣研究，除郭嵩焘外，对薛福成、张德彝和刘锡鸿的研究亦日渐增多。
20世纪90年代，晚清使臣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1998年）、丁凤麟的《薛福成评传》（1998年）以及台湾学者雷俊玲的《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1999年）。王著对郭嵩焘生平事迹、洋务思想及其出使前后的思想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注重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丁著则以较大的篇幅对薛福成晚年出使西欧的历史实践及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对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考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如何改造中国、探索使国家由贫弱走向富强的途径，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雷著则是研究晚清第一个驻英使团的重要论文，主要对使团的四位重要成员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和张德彝的生平事略及其在出使期间的思想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则有彭南生的《晚清外交官制及其俸薪制度的形成与变革》（1997年）、祖金玉的《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1999年）。前者着重论述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晚清外交官制度及其俸薪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指出这种变迁反映了清政府从传统外交迈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亦为外交官的职业化奠定了基础。后者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探讨了早期晚清使节在修造铁路、开采矿藏、改革税则以及企业商办等振兴商务问题上的特殊贡献，为晚清使臣的群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1世纪初以来，晚清使臣研究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从主题内容来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晚清使臣铨选研究。主要涉及晚清使臣铨选的历史背景、使臣群体的整体知识结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使臣铨选标准变化之原因分析、使臣地域分布的差异原因分析以及使臣铨选与政治派系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有戴东阳的《晚清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2004年）、任云仙的《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2005年）、任天豪的《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2006年）以及周海生的《清季使臣制度研究》（2007年）等。
（2）晚清使臣的思想研究。主要涉及使臣们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近代海军建设思想、图书馆思想、人才观念等。研究者不仅考察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时代意义，而且指出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原因。相关论文有祖金玉的《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2000年）、夏泉的《晚清早期驻外公使变革思想述评》（2001年）以及贾英娜的《崔国因经济思想研究》（2007年）、李文杰的《晚清驻英使臣对外观念研究》（2016年）、康英的《初探薛福成的外交思想》（2018年）、郭茹星的《论薛福成的中西文化观与改革方略》（2019年）、黄世俐的《张德彝〈航海述奇〉研究》（2019年）、杨汤琛的《晚清使臣游记的西方想象与书写策略》（2021年）、方炯升的《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2021年）以及达赛日的《郭嵩焘外交思想及其影响研究》（2021年）等。
（3）使臣的外交实践研究。主要涉及保护华工与华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督察游历人员和留学生、完善外交制度等。相关论文有张生的《晚清使臣与近代外交（1875—1911）：话语转型与外交实践》（2004年）、方慧的《许景澄外交思想和实践》（2006年）、王婷的《晚清斌椿欧洲之行及其思想态度探析》（2017年）、陈梁芊的《张德彝与晚清外交改革》（2018年）以及刘洋的《向西方遣使的首次尝试：晚清斌椿使团评析》（2019年）以及王美平的《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2019年）等。(https://www.daowen.com)
（4）使臣的历史地位研究。研究者多以个人为分析单位，以个人的出使经历和对时事的态度来解释归国使臣政治命运不幸的原因，进而解读中国近代社会转轨的艰难和曲折。相关论文有胡代聪的《曾纪泽———有爱国热忱和外交才干的晚清使节》（2001年）、楼秀丽的《张德彝———一个晚清外交官西方认识的成长史》（2008年），以及陈丹的《清末五大臣出洋与美国人的中国观：以美国报刊中戴鸿慈、端方使团为中心》（2013年）等。
从研究对象而言，晚清使臣研究则可分为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群体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吴宝晓的《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和美国的经历》（2000年）、闵锐武的《蒲安臣使团研究》（2002年）和梁碧莹的《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2004年）。吴著通过分析1876—1890年间中国驻英美使臣对西方近代工业、伦理道德、民主政治等方面的考察，追踪其出国前后对近代化认识的差异，由此探索晚清中国近代化成败的因素以及中国传统对近代化过程的作用。闵著则提及晚清使臣志刚、张德彝对美国的认知，肯定了其思想的灵活和开放。梁著是研究晚清驻美公使的专著，对郑藻如、陈兰彬、张荫桓、崔国因、杨儒等使臣的生平事迹、外交实践和思想倾向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晚清使臣的个体研究值得关注的著作有张静的《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2001年）、张宇权的《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2004年）以及王熙的《一个走向世界的八旗子弟：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研究》（2004年）。张静选择了文化的视角，对郭嵩焘的主要思想、思想渊源、文化载体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开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张宇权则以洋务运动的著名反对者、使臣刘锡鸿为研究对象，讨论其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却以保守姿态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思想与行为。王著则以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为主要依据，从国别（英、法、德、俄）和层次（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上分析张德彝西洋观的时代特征。
上述这些研究，探讨了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晚清使臣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等的演变，肯定了他们在对外交涉中所作出的努力和促进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所作的贡献。当然，目前学界对晚清使臣的研究具有明显倾向性，如对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刘锡鸿、张德彝等的研究较多，而对其他使臣如斌椿、志刚、戴鸿慈、载振、载泽等的研究则较为薄弱。
具体到对晚清使臣的议会记述和认识的研究，多散见于上述研究论文和专著之中。费成康在《薛福成》（1983年）中指出，薛福成在考察西方议会制度后，思想认识有了较大的转变，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君主立宪制度，使他从洋务派演变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钟叔河在《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1989年）中，站在近代化的立场上对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载泽和戴鸿慈等的议会文化记载进行了评论，肯定了他们对议会制度的认同或赞美。曾永玲在《郭嵩焘大传———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1989年）中独具慧眼地指出，郭嵩焘注意把议会民主放在西方政教的整体中去考察，这使他对西方的认识具有纵观全局的气势。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1998年）认为，郭嵩焘一方面赞扬议会制的美善，另一方面又觉得“民气过嚣”，他企图从西方处理居民关系的经验之中，探寻中国政治改革的出路和模式。丁凤麟则在《薛福成评传》（1998年）中指出，薛福成考察和揭示了欧美诸国的议会制度的由来、作用和利弊，体现了其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取向。祖金玉在《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2000年）中认为，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等赞美或推崇西方议院制度，主要是从其可通上下之情的角度立论的，他们所要仿效的议院，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机构，而是供皇帝咨询的“通下情”的机构，并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
吴宝晓在《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和美国的经历》（2000年）中指出，郭嵩焘等使臣主要是从民本主义、“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把握西方议会的，他们实际上反对以议会掌握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梁碧莹的《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2004年）认为，出国后的崔国因对议会的运作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考察得较为深刻，并能准确地把握西方议会的组织原则和民主精神。熊娉婷的《中国驻西方公使的海外考察（1876—1894）》（2004年）注意到，郭嵩焘、薛福成、李凤苞等使臣不是从民主、人民主权的角度来理解西方议会制度的，他们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误解者，但不应否定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性。张宇权在《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2004年）中，将刘锡鸿对西方议会的认知归结为“合众论，顺众志”“宰相进退，视乎百姓”等四点。易红英在《戴鸿慈研究》（2005年）中论述，戴鸿慈已经意识到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并对此加以推崇。此外，胡红卫的《我国早期改良派的议院观》（1991年）指出，早期改良派虽然盛赞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他们所倡导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而只是建立在古代重民思想上的开明政治制度，他们关于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设想与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思想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林建华的《论西方议会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解读与认知》（2008年）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和认知大体分为关于议会的宏观介绍和比较、关于议院作用和功能的探讨以及关于实施议院制度的具体设计这三个方面，对议院上情下达、君民一心的独特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其宪政的本质却被忽略了，至多只是被认作皇权统治下的一个民意咨询机构而已。
虽然近年来晚清使臣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改善。虽然出现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但需要进一步地整合。相关评述亦多取“近代化”视角，这往往会因忽视文化互动交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有失公允。第二，研究设计类型和分析单位的选择方面，描述性研究较多，解释性研究较少；群体性研究比较少，个体性研究较多。第三，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方面，定量分析较少，定性分析较多。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研究方法交叉运用，在研究内容上深入到具体的细部研究将是晚清使臣研究的必然趋势。如何做到研究方法和文本内容、现代研究理论与传统治学路径相得益彰，则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实践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