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意识的嬗变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民族”一词并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日源词，而是已成词千余年的汉字词。[2]“民族”作为整词首见于《南齐书》的“民族弗格”。这里的“民族”，不是从体质人类学而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的，如“内华夏、外夷狄”亦是如此，已逼近后世通用的“民族”之基旨。近代意义的“民族”则较早出现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的《约书亚降迦南国》中。[3]伴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中国自创的“民族”渐被启用，日制“民族”一词也于清末传入中国，后经由孙中山的阐发（如1905年的《〈民报〉发刊词》等），在辛亥革命后广泛使用。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4]正是在这一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
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家国天下连续体”。这种传统社会的自我，“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本真性或自主性，其意义不是自明的，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家国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5]。远东各民族，除印度自成一文化体系之外，大都被吸纳进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之中，即所谓的“东亚文化圈”[6]。“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从体质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故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儒学（故有‘儒学文化圈’之称）、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等。”[7]
古代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世界概念，只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而未曾受到天朝风教熏陶的夷狄分布四周的天下观念。[8]换言之，中国之外，不是朝贡的藩属，就是化外的蛮夷。鸦片战争前，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与地域上的中心主义，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的自我优越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朝野的视野，使其陶醉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9]。
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一种天下主义。[10]中国人民是在与各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11]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何谓民族意识？梁启超曾说：“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之一员也。”[12]有学者解释说：“民族意识，乃人民能巍然雄立于宇宙之要素，亦曰民族自觉。”[13]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包括：“第一，它是人们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的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4]民族意识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可以这样说，所有与民族有关的观念形态，诸如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文化等，都建立在相应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上。[15]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次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和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
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在“汉字文化圈”中一直扮演着文化的主要输出者的角色，它以强大的能量同化着、影响着一切外来的文化，从未遭遇过真正的危机，如两汉时期从容吸收落后于本土的西域草原文化，魏晋唐宋时期以兼容并包的心态借鉴与本土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正是这一独领风骚的地位铸就了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感。“华夏中心论”是其民族意识的自然基础和核心，而大一统、族类观念、夷夏观则是其基本内容。[16]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是在“西力东侵”态势下席卷而来更高势位的异质的欧美文化，这种异质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速度和广度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17]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开眼看世界”，民族意识逐渐萌发，“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随之而动摇。其一表现为地域中心主义的消解。林则徐奉旨禁烟初至广州，编辑《四洲志》，迈出了近代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步。此后相继问世的《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康輶纪行》《瀛寰志略》等一批著作，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地理气候、风俗习惯、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逐渐从地理学的角度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论。于是，处于封闭和混沌状态中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这一认识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近代地理—时空概念被引入中国，也标志着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民族认同符号已经呈现危机。[18]
其二是认识到中国的不足和西方国家先进的“长技”。鸦片战争以无可争辩的结局凸显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面临的对手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于是传统的夷狄观念开始动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成为凝聚民众、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有力武器。相对于普通民众的义愤，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思想家更具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智慧，主张把忧愤作为使民族从“虚”“寐”中醒悟过来的动力。[19]在此背景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认为西方国家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0]。经世派意欲挽救颓势的功利主张不自觉地触及了极富优越感的民族心理，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用理性、实际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探索强国之路，从而使民族主义情绪跨上了理性化发展的台阶。[21]但是，这个时期对西方的认识，大多仍以天朝大国自居为出发点。那些开明的先行者，在书写西方国家名字时，一般加上口字（意可食之）或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他们对西方的称呼，大多仍然用“夷”这个轻蔑性的字眼。也就是说，他们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内华夏外夷狄”的思想束缚。[22](https://www.daowen.com)
此后的冯桂芬提出中国“四不如夷”的观点[23]，看到了西方国家在人才使用、发展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长处，进而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中体西用”的理念逐渐形成，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业已从实践层面上否定了自身物质文化的先进性。“中体西用”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民族意识的思维定式，开始站在世界的角度以更理性、成熟的心态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表征为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夷务逐渐改称为洋务等。这也反映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深刻变化。[24]
19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国人绝对的文化优越感被打破，基于绝对优越感而产生的排外主义逐渐衰败，民族意识开始萌芽。大致而言，由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平均每二十到二十五年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一次，这些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权力的剥削。可以说，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很强烈而明晰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25]质言之，甲午战争以前民族意识的萌发仅限于少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洋务人士，社会覆盖面和影响程度都较为有限；民族意识的转化主要体现为对夷夏关系的体认，而对引进“西学”的认识又多局限于器物层面。[26]
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初步觉醒。“‘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含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27]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以巨大的刺激。“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28]在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下，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29]甲午战败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动。梁启超把这一震动视为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开端，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0]，这种觉醒不是出于反侵略的自卫本能，也不局限于少数先知先觉者，而是根源于群体性的主体自觉意识。“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31]
这种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下层民众的义和团运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可以视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孙中山起草的《香港兴中会章程》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32]由此可见，孙中山等革命者的思想已经大体具备了近代民族观念的基本要素。
1895年初，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维新运动。挽救民族危亡始终是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了“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之严重性。面临“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芽”的严峻危局，他们认为：“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33]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气势磅礴发展，标志性的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广州起义。前者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抵制列强侵略，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民族危机的自觉使义和团运动成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后者则要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重建民族国家。二者思路截然不同，但目的都是谋求民族独立与人民的解放。
在深入探讨欧美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梁启超于1902年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34]。他热切讴歌民族主义：“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35]这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次较为系统的自我剖析和重构，是强烈民族危机意识刺激而催生出的对民族命运的较为深刻的体认。[36]
20世纪初，国人头脑中的近代民族观念、民族意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性认识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就思潮和理念而言，随着“民族”“民族主义”等新词汇的出现，近代民族思想在国人中传播日益广泛并逐步深入人心。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人的民族意识更为鲜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倡导民族主义为职志。这一时期，先进中国人摆脱了狭隘的“夷夏之辨”，民族观念逐步走向近代化。在关于民族主义的阐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派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重要纲领。“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37]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随着高势位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华农耕文明的压倒性胜利，被动置身于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华民族不得不回应来自其他文明体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回应逐渐从器物、制度深入到心态，从改良到革命，步履艰难曲折向前。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回应和反思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逐渐丧失，民族文化认同也在日益消退。
如果说在19世纪60年代传统的地理中心主义、统治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38]，此后文化中心主义也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那么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也在90年代发生了动摇。[39]也就是说，此前因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日益激荡的道德优越、文化优越的意识日渐失落，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儒家道统和“夷夏之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变得惨白无力。近代以来的道—器、体—用的二元分割乃至对立，使得中华民族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