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鸦片战争期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播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1835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又译“郭士立”）等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了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并引出“国政公会”及省称“公会”（国会）一词。[40]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5卷（“卷之十三”至“卷之十七”）的篇幅详述了美国的选举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等“国政”。[41]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据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摘译而成），其中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涉及总统制，议会上下院，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等。不过，这一时期的著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刻本为50卷，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再增补为100卷）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制、任期制和多数规则。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介绍了英国君主立宪及上下议院制度，更为详细地评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共和制。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美国的政治制度。19世纪五六十年代，洪仁
在《资政新编》、蒋敦复在《〈英志〉自序》中，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英美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1856年，蒋敦复编译出版的《英志》（8卷），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专著。他第一次将英国政治体制称为“君民共主”。在这种制度下，法律高于人主，由君民共同制定。他将世界各国的政体分为三类：“泰西各国，政有三等：一民为主，西语曰伯勒格斯（总统，President），今南、北美利加等国是也；一君民共为主，西语曰京（国王，King），今之英国是也；惟西语曰恩伯腊者（皇帝，Emperor），即中国帝王之号，政刑大事君自主之，今俄罗斯、法兰西、奥地利诸国是也。”[42]这样的分类法，在近代中国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自19世纪60年代至戊戌变法，参与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外国传教士主要有英国的傅兰雅、李提摩太，美国的丁韪良、林乐知，德国的花之安等。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得以在中国传播：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编译了一批历史、地理、法律书籍，如《万国史记》《万国通鉴》《泰西新史揽要》《大英国志》《米利坚志》《联邦志略》《公法会通》等，其中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提及孟德斯鸠，1879年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也论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学说及其影响。同时，他们还撰写或翻译了一些专门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和民主思想的政治书籍和文章，如《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等。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出使人员如斌椿、志刚等普遍将其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包括议会制度都记载在笔记、日记和著作中。[43]19世纪70年代，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作出较为全面、准确的介绍当属1875年6月12日登载在《万国公报》上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该文介绍西方各国：“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44]各民主国章程虽有不同，“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权（行政），二曰掌律（司法），三曰议法（立法）”[45]。显然，这里论及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https://www.daowen.com)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各种政治理论更为广泛地进入国人的视野。1885年傅兰雅所译由江南制造局首印出版的《佐治刍言》，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的书籍，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政治之学”十分重要的来源。1894年首刊于《万国公报》，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刊行的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详述了19世纪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及其确立过程。这些西方政治思想学说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呼吁设立议院，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则试图以宪法、三权分立来重构中国的政治制度。[46]
鸦片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介的有关政治的汉文西书主要有如下几种（见表1.1）。
表1.1 1840—1898年有关政治的主要汉文西书
续表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林则徐、魏源等虽然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这只是表明了他们在时局的刺激下对西方文化的较为开放的心态，就其实质而言他们并没有接受多少西学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快了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学习和认识西方政治制度的步伐。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1861年）中猛烈抨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对中西社会制度进行了比较。他尖锐地指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47]。
较早在书报上向人们介绍西方议会政治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郑观应。19世纪70年代，他在《易言》中指出，西方国家均在都城设有上、下议院，“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其措施之善也”，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48]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受此刺激，郑观应不断著书立说，宣扬“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的观点，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议，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49]
曾赴法留学并系统学习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马建忠，1877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指出：“各国吏制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50]同时，他还观察到西方议会政治的弊端，如选举时贿赂公行等。
1883年，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政体作了比较，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51]。而在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中，王韬最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52]。王韬宣称，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其原因在于前者为“议会民主制”，而后者为“专制君主制”。如果中国亦推行“君民共主”，必定走向强盛。经王韬阐扬的“君民共主”论影响甚大，此后倡导议会政治者，大多运用这一论点。可以说，王韬对西方政体和议会政治的认识代表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良思想家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的洋务派官员亦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议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渠道。1875年，洋务派首领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分析了西方国家兴废成败与议院之间的关系，“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53]。同时，他指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以礼，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54]。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崔国因因首倡设立议院改革政治制度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的1883年，崔国因上书朝廷，请求发奋图强。他在《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明确指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55]在崔国因看来，议院是沟通上下之情的最好方式。他提出议院设上下两院，上院由王公大臣组成，下院由民间公举的代表组成。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使朝廷和庶民上下一心，连为一体。
淮军重要将领、洋务派官员张树声，在1884年10月的临终《遗折》中，将学习西方议会政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指出：“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然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作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弃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果足恃欤？”[56]在这里，张树声毫不隐讳地强调：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用”，亦应学其“体”。
由上可知，当时先进人士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中，已由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层面深入到政治制度这一核心领域。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所要移植到中国的“议院”，并不是西方国家政权结构中限制君权的立法机关，而只是供清政府皇帝“通下情”的咨询机构，它与强化君权并不相悖。因此，他们在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时，从来不谈立宪，更不谈立法。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入较此前有所起色，但是内容依然较少，且大都夹杂于外国史志类译著，或一些报章杂志如《西国近事汇编》和《万国公报》等刊载的时事政治及介绍西学类的文章中，零星而不系统、片断而不完整，因而影响不大。真正较为系统全面的输入，还是在戊戌维新前后。
维新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接触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最初主要是通过英、美等国传教士的译著。如卢梭天赋人权论，最早是由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过来的。这些理论学说都因受到维新派的推崇而在知识界广为流传。此外，何启和胡礼垣的《新政真诠》、严复的《辟韩》亦对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发。严复指出，君与民的关系，并不是韩愈所说的主仆关系，而是在管理公共事务上的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契约关系。梁启超于1897年3月将《辟韩》一文转载于《时务报》上，从而给戊戌维新运动增添了西方政治学说的色彩，对武装维新派的思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戊戌维新失败后，鉴于十余年来中国守旧者和喜新者均未真正理解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特别是自由学说的真谛，严复于1903年翻译了《群己权界论》（穆勒的《论自由》），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群己权界论》中，严复非常重视和强调自由，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等著名思想主张。严复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个最没有自由的国家，保护个人自由，应是社会的最高准则。他虽然强调自由，但不主张立即废除君主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自治能力。“如果说严复译《天演论》，是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鞭策、激励中华民族奋起直追的话，那么他译《群己权界论》，把西方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引入中国，同样是作为提高社会功效、促进国家富强的工具和手段，为其渐进主义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主张服务。”[57]
对译介西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他抱定“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宗旨，研究和吸收从古希腊到西方近代的各种政治学说，对欧洲近代政治学说如卢梭的主权在民说、孟德斯鸠的政体论和三权分立学说，更是反复宣传介绍，“成为建构其民权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人民进行启蒙宣传的有力武器”[58]。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相继办起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先后发表《立宪法议》《卢梭学案》等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宪政制度的文章，推崇君主立宪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卢梭的生平和思想，强调孟德斯鸠学说的本旨在“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选官吏，无论立法、行法，其主权皆国民自握之而不容或丧也”[59]。同时，他还对“国家”和“自由”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