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体的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历史也就是欲望的历史，是身体的二元性互相制衡的历史。奠定了身体二元对立理论基础的是柏拉图。柏拉图作为唯灵论和唯心论的先驱，极力贬低肉体的地位，认为肉体激起情欲，追求快乐，追求感官享受，因而是邪恶的。相反，灵魂是不朽的、先在的、自动的，是理式。身体是灵魂的障碍，总是给灵魂蒙上了一层阴霾，灵魂只有摆脱身体的羁绊，才会变得澄澈透明。“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52]柏拉图的二元对立的身体观是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身体进行规训与惩戒的理论源泉。在此基础上，灵魂与肉体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柏拉图以后的理论家如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人大力批判、挞伐肉体的快感，认为肉体是罪恶的，普罗提诺甚至认为物质是最低级的，是罪恶之源，人应当摆脱物质的束缚，通过直觉，最后与“太一”或“神”契合为一。奥古斯丁对肉体的感官欲望更是深恶痛绝，认为人生而是罪恶的，从吃奶的婴儿开始就是如此。奥古斯丁通过忏悔自己一生中不同阶段的肉欲快感，企图得到上帝的宽恕，使灵魂得到清洗。奥古斯丁的忏悔并不只是个体的行为，而是对古罗马帝国腐氏堕落的一种批判。

奥古斯丁理论上的禁欲主义在中世纪漫长黑暗的历史时期发展到了极致。中世纪的身体受到神学严酷的统治，身体从内到外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切与身体相关的美好感受、基本需求在此无立锥之地，甚至连洗澡都是不允许的，身体最本能的欲望——性更是受到了空前绝后的钳制。柏拉图关于身体的二元对立是指身体内部的肉体与灵魂对立，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在身体之外引进了上帝，这样形成的对立就是身体与上帝的对立。中世纪是一个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的时代，作为反叛的身体的发言和在场被看做异端邪说而被处以极刑。

身体的过分压抑也为后来的身体解放埋下伏笔。中世纪末期以后到文艺复兴，身体逐渐从神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这个时期是身体意识的觉醒时期。不过身体意识的觉醒，不是欲望的解放，而是身体的现实意识的觉醒，所谓现实意识是指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主体性的建立成为身体的一个首要任务。从文艺复兴到笛卡儿，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主体性的确立与身体本身关系不是很大，而与知识、理性、心灵意识、自然密切相关，身体的二元对立不再成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焦点，主体性的建构绕开了身体的存在。如果说文艺复兴以前的身体是意识形态矛盾的策源地，因此身体的地位显赫突出而成了避不开的路障的话，那么文艺复兴以后的主体性问题却与身体本身关系不是很大。也就是说，身体的地位开始旁落，随之，身体的欲望也被加括弧而悬置起来。“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个问题;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再是个问题。”^[53]

理性主义统治身体的历史是身体他律的历史，理性主义的长期禁锢使身体仅仅作为意识的支撑体而存在，其本身被忽略。这种情况，到了尼采那里发生了质的扭转。尼采高度赞扬狄俄尼索斯式的放荡、肉欲、激情等等，他颠覆一切、重估一切的出发点就是身体，颠覆首先是对身体的颠覆，颠覆的是包括上帝、神、理性的、心灵意识的、物自体的等所有束缚身体的遮羞布和累赘。尼采认为身体就是身体，身体是自律的，身体的自律性来自于身体的肉身性存在，肉身的本质是欲望，因而身体的生物性是第一位的。“根本的问提: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甚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54]身体的意义只存在于肉体之中，身体是一个大写的能指，它的所指意义乃在于肉体的欲望。身体具有狄俄尼索斯式的生命力，它不畏惧任何先验凝视，自己是自己的主宰。

继尼采之后，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时期，身体的阐释者几乎都从尼采那里吸取了营养，比如罗兰·巴特琐碎的、具体的身体，福柯受规训的身体等等。同样地，拉康也没有忘记尼采，但是，拉康所言的身体是欲望的身体，也与主体性的建构密切相关。拉康的主体性受制于身体，身体的破碎性注定了主体的愚昧，身体的破碎性也注定了欲望的匮乏。拉康的身体出生于实在界，登录在象征界和想象界，是遭受阉割的身体。在消费时代，身体的阉割意义更为深刻，因为身体是被构造的身体，身体这个能指，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欲望的载体而不断被塑形、不断被消费。我们从对身体的历史勾勒中可以看出，消费时代以前的身体主要是生产的身体，而消费时代的身体是消费的身体，身体整个处于一个消费网络和消费场域中。^[55]身体是历史生产的，在什么样的历史中就有什么样的身体，身体也是供历史消费的，什么样的身体就在什么样的历史中进行消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谈欲望必得谈身体。在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性质决定了身体的性质。在拉康的视野中，欲望的内容决定了身体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