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勒斯与自我确证
在所有的能指中，菲勒斯是一个显著的能指，它的显著之处在于它跟主体的自我确证密切相关。主体只有先依赖于菲勒斯证明自己的性别，然后才能证明自己的主体性，而且这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主体在以菲勒斯为参照系的欲望的图景中进行自我理想的确证，男性主体和女性主体的路径是相同或相似的。他们在自我理想的建构过程中，都离不开对菲勒斯的认同。男性通过不断地追逐异性而确证自己的菲勒斯的存在，女性也同样以此来展现自己的魅力。但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解决菲勒斯的缺失问题，而只是增加了一些派生物或小客体的剩余。在这样的确证过程中，主体无一例外地都是出于对于爱的缺失的弥补之需要。
盛琼的新作《杨花之痛》这部小说中的夏云即是如此，虽然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她在事业上混得如鱼得水、平步青云，但是在爱情上却是空缺的。白天的风光招摇难以填补晚上的孤独寂寞。大春、方林、唐老师甚至刘老板先后走进了她的生活中，夏云在爱与被爱、自恋与互恋中品尝着欲望得与失的滋味，在玩弄与被玩弄中，索取与被索取中寻求着所谓爱的刺激与满足，只不过很多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需要而已。
大春给予夏云的更多的是肉体的需要，这仅仅满足了女性对身体的享乐性欲望。方林的社会地位、政坛沉浮决定他给予夏云的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快乐而不是长久的幸福。因此，夏云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有，内心却极度地缺乏安全感。她拼命地奋斗以排遣寂寞和恐慌，拼命地索取男人的爱以弥补情感危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爱，在这样的时代，似乎也成了一张吊床，我们总想多吊几个点才感到安全。可是吊了再多的点之后，却感到更不安全了。”[5]
唐老师，让夏云奇怪地陷入自恋旋涡的一个学者，特区大学的教授、博导，跟大春和方书记是两类人，既没有社会上的人的粗鄙，也没有官场上的市侩气。纯净稳重、风度翩翩，可亲可敬，似涓涓泉水。唐老师正契合了夏云无意识深处的某种模式。人的心理欲求是一致的，大风大浪过后总想归于平静。作为一个曾经从校园里走出来的高才生，明净清纯的校园空气是夏云无意识深处一个永存的记忆。激情总是短暂的，温暖才是长久的。她朝思暮想着唐老师，但是真正见了面后又特别拘谨、紧张，祈盼着电话，但电话来了却狠狠挂机。专为唐老师而用的信箱因为一些小小的误会后来再也没打开过。她一个人想象着一系列情人式的场景而无法得以兑现和实施。
主体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主体渴望被他人认同。当主体无法被他人或他者认同时，就转而回归内视，在想象性的自我关系中，与自我他者认同，即与镜子阶段的影像认同。夏云渴望成为唐老师的欲望对象，但唐老师并没有回应接纳她，这使夏云由娇宠高傲变得自卑、安分。她由迷恋唐老师到喜欢自己，由恨唐老师到糟蹋自己，自暴自弃。她的这一心路历程是典型的自恋现象。唐老师给予她的关怀爱护纯粹是一种友情，是她所能回忆起来的点滴幸福，也仅此而已。如此，幸福飘若浮云，流如指间水，欲握已违。
跟陶桃的命运一样，夏云的结局多少带上了一定的悲情色彩，人老珠黄，赖以维系欲望的身体资本被岁月和能指销蚀，最后只有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淘到一个答应给予她未来的新西兰男人的爱情，这当然也是一个未知数X，一个能指的剩余物，或小客体的剩余物。不过夏云已经对此不再抱有热情，因为她很清楚自己就像一个曾经在舞台上张狂得忘乎所以的小丑，只有偃旗息鼓方能回归自身，只是晚了些罢了。她所爱的男人永远也得不到，她不爱的只是解一时之困扰的能指符号。她拼命索取的爱情只不过是吊床的几个点，后现代式的爱情游戏来得容易失去也快，夏云只不过是被这些能指压抑下的一个所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夏云后现代式的爱情游戏和父辈古典式的爱情形成明显的对照。古典爱情是封闭的，单向度的，但却是圆满自足的，不是在轰轰烈烈，来得快也去得快之中，而是在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之中，绵长而隽永。能指与所指合而为一，熨帖而平稳。
夏云和大春的感情刚开始时是基于身体的需要，发展到后来成为掺和着亲情的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但因为大春的性格和最后的逝去而没能给这段恋情画上完整的句号。方林的地位及官僚习气注定夏云跟他之间的感情仅止于肉体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建立在彼此的名气上。尽管夏云对唐老师只是一种暗恋，但这种暗恋的失意最终使夏云在追逐欲望对象的过程中停留下来。应该说，从此她才认识到把自身的魅力寄于这些欲望小客体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爱的要求中，菲勒斯的地位是象征性的。主体之所以与菲勒斯认同，是因为菲勒斯象征着爱的满足，然而，菲勒斯也正是引起欲望的原因，由于菲勒斯是欲望的原因，所以与菲勒斯认同的过程更多是需要满足或缺失的过程，而不是欲望的真正满足。对于男性来说，成为菲勒斯是对于爱的要求的基本条件。
铁凝《大浴女》中的方兢，看似具有雄厚的菲勒斯外表，但其实却是一个里比多无能者，他凭借自己的才华，拼命地通过占有女人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通过数量的集结试图弥补生理的不足，从而找回被阉割的菲勒斯，但这种对他人，对女性侵凌性的反常心态只能加重自我的自卑心理，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占有小客体，他的内心世界是极度不安全的。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掩盖在其宏伟表象下面的焦虑，只能加剧里比多不成功的宣泄。尽管如此，主体仍然希望在菲勒斯的象征化叙事中达到对自身价值和性别本位的肯定。也就是说，他要表明他是有菲勒斯的，他一定要成为菲勒斯，成为男人，他的疯狂的占有就是为了要表明这一点，然而这种疯狂占有既是对被占有者的掠夺式虐待，又是一种自虐的行为。主体虚假的亢奋意识来自于对于女性他者凝视的渴求，女性在这里占据了凝视的位置，因而用以弥补身体本能缺失的似乎依然要靠身体本能的复得来换回。但是，里比多小客体不但不能满足主体享乐的需要，而且也不能加固象征意义的菲勒斯地位，在欲望本体与小客体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裂缝，这种裂缝不但增加了主体的恐惧心理，而且也将主体的羸弱与无能通过畸形的方式暴露出来。
当然，方兢畸形的对菲勒斯的求证方式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那个年代——“文革”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特别是第一个虐待狂式的女人对他的折磨使他产生了永久性的创伤。这些创伤也是对菲勒斯的创伤，对菲勒斯的创伤不仅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所以对方兢来说，他固执地认为，要想拯救灵魂，必先拯救肉体。当他无法在肉体上成为男人的时候，他就无法在精神上真正成为“人”，肉体恰恰是精神创伤的症状。但是肉体和精神又是相互左右的，如果仅仅以重复的方式将创伤一次次展露出来，那么主体的行为就是一种报复性质的歇斯底里症。这种报复不但没有为主体抹平创伤，反而增加了主体精神性的痛苦，越是占有、越是报复，他的精神家园就越难以建立，主体越惶恐不安，也就越显得更加卑微。主体宣泄的过程，实际是里比多的剩余结果，欲望退化为里比多的宣泄。越是将欲望引入低层，就越无法成为“菲勒斯”，更无法建构主体性。在里比多的层面上之所以无法进行主体性的建构，是因为里比多的需要之满足只是一种自体性的行为，需要和欲望的区别就在于欲望处于间性之中，它是语言的效果，所以语言在表达的时候，一定是有应答的，欲望在表达的时候，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可。对于方兢来说，他之所以无法在小客体中真正成为菲勒斯，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得到他者的认可，这个他者是女性。而之所以在尹小跳这里真正成为菲勒斯，是因为他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和应答，尹小跳的纯真让方兢能够从破碎的阴影和压抑中逃离出来而获得绝对的安全感。
广西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同样讲述的是一个离奇而荒诞的关于菲勒斯的故事。主人公曾广贤在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生理的成熟，心理却一直处于一种幼年的状态。因为怯懦，他错过了女同学对他的真诚爱情;因为性心理的成熟与饥渴，他蒙上眼睛跳入别人早已铺设好的陷阱;而更为荒唐的是，他什么也没干却被判了10年监禁。狱中的10年磨难并没有让他成熟、清醒，张闹的一个笑脸，一个简单的诱惑竟然可以让他相信这是爱情。接下来，一张假的结婚证竟然又让他耗费了多年的青春，他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连一次性生活也没有过过……主人公曾广贤30年的人生历程，一直处于性的焦虑与奋斗之中，但是他的幼稚之极的做法使他始终受制于他人的摆弄，更多受制于张闹的摆弄，他无法成为他所想成为的男人。在他健康的生理和简单可笑的心理之间存在着不可思议的断裂，在生理的菲勒斯和象征性的菲勒斯之间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经过了三十年，他的身体也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身体，菲勒斯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尽管曾广贤每一次都鼓起勇气，要真正找回菲勒斯，但每次都被自己的怯懦阻止。欲望连基本的需求都达不到，所以欲望本体就更是无从谈起。他的欲望表达只存在于自我的臆想中，他与欲望的对象之间始终隔着一堵墙，强大的压抑本能使他在臆想之中能够达于菲勒斯，但是当他面对欲望客体时，却又无法成为菲勒斯，主体与欲望对象只存在于想象的关系之中，而无法存在于象征的秩序之中。
对于主体来说，跟菲勒斯之间的关系是痛苦而艰难的。主体在爱的要求和自我的确证中，都与菲勒斯的是否拥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菲勒斯在象征而不是在生理的意义上左右着欲望的实现。生理上的菲勒斯的存在并不表明主体就是或成为菲勒斯，只有在菲勒斯被象征化的前提下，才能表明主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