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伦理学意义

关于身体的伦理学意义，从拉康以及齐泽克的角度来看，这与康德意义和萨德意义的转换相关。所谓康德意义乃指伦理学上身体所具有的崇高的、严肃的意义，所谓萨德意义乃指伦理学的负面价值，意即原始的、里比多的、邪恶的身体的意义。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康德意义有时会转化成萨德意义。这样一来，康德意义就成为一种远隐，成为一种隐藏在文本下面的久远的东西，它成为一种存在于真实域的意义。

康德意义对于伦理学的正面价值的张扬存在这样可能性，即是对于历史的怀旧，这无论如何是历史的积淀或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无意识的残存，是处于真实域或实在界的东西，杰姆逊认为它本来就是历史性的，历史就是乡愁的发源地。主体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凭吊和哀悼，有一种崇高的意味在里面。就像《青衣》中的郑安邦凭吊昨日的嫦娥，筱燕秋通过自恋性的表演凭吊昨日的自己，这不但是对历史的回顾与自恋，也是主体对个人的回顾与自恋。这既是一种历史的残余和碎片，也是个人的残余和碎片。《香樟树》中三位女主人公们少年时代的纯真友情在多年以后枝繁叶茂的香樟树下成了今非昔比的如烟往事，也成了一堆纷纷飘散的落叶，在一种悲凉的氛围中却饱含着历史的崇高。

身体由康德意义向萨德意义的伦理学转换的过程中，历史渐渐为现实所遗忘，身体轻松了，但却越来越无法承受自己之轻，身体是无根的身体。有根的身体是受到禁忌的身体，无根的身体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荡，有根的身体从受到俄狄浦斯禁忌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文明的压抑。我在此并不是想说我们可以回到以往的时代，让身体重新遭受文明的摧残，而是说当我们面对后现代身体的困境时，身体应该适当增负，适当的规训是驯服欲望这匹野马的有力措施。

跟后现代社会相比，古典悲剧中的身体是非常沉重的身体，因为他们的身体不仅停留在个人场域中，而且也停泊在历史场域中，他们的身体不仅属于个体，而且更属于某种历史境遇下的伦理学范畴。身体不是绝对自由的、随心所欲的身体，而是处处受到自我和他者的禁忌与防范的身体。哈姆雷特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大他者，无论这个大他者是逝去的亡灵还是野心的篡位者，哈姆雷特在现实生活中都得按照这些个他者的指令行事。这些个大他者有点相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等戒律。哈姆雷特形象所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兴的力量，他的关怀，他的忧戚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甚至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哈姆雷特对生死之门的叩问实际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质询，这和后现代个体性的追问不同。后现代追问的是主体如何才能填平欲望的沟壑，而哈姆雷特质询的是主体该如何建构才能进入本体性的界域，以及怎样选择才能使自己的小欲望与人类主体的大欲望保持一致，而不在于如何去满足一时的复仇的快意。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既不是步莽汉的后尘，也不是仅从一己私利出发来解决个人的问题。主体不是从需要出发，遵循现实原则办事，而是从欲望出发，遵循超我原则办事。表面看来，哈姆雷特最有理由满足自己复仇的需要，但是耽误机会是因为他受到法则的禁忌，这种法则的禁忌从另一意思来看是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无意识，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一切行为应该遵从的规则。当哈姆雷最想行动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把他往回拽。对于悲剧的主体来说，生活本身对他们来说简直如履薄冰，他们绝没有游戏人生的空暇。

主体的欲望首先是得到他者的承认，其次才能欲望着他者的欲望。后现代主体在游戏的方式中，不但对自我进行了有意识的放逐，而且也将他者放逐。自我颠覆了他者的合法性地位，这或许就是一种反常的被颠倒的关系，正如齐泽克所说，真实域有时是以颠覆象征域的方式来显现自己的。因为作为象征域的大他者被小他者代替，这个小他者齐泽克将之称为多余的东西，犹如三国时杨修所说的鸡肋，弃之可惜，留之无味。这个小他者永远也无法被真正象征化，所以后现代的文本在表征上来看总是即性式的、时尚式的、情绪化的，极端个体性的，就如当年刚刚流行的先锋派文学一样。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后现代文学与当年的先锋派文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那种片段性的、情绪化的东西在当下却成了普遍性的潮流。残余的小客体对本体来说没有多少建树，但对身体来说却是身体在想象界的存留物。

在安提戈涅那里，身体承担着善的义务与责任，尽管她是一个很弱小的女子，但是她所处的象征界秩序，她的身体所承受的肯定性伦理价值却是始终唯一的，也就是说她的信仰，她的判断是专注且稳态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地受制于想象界的诱惑，而是毅然决然地跳出了想象界，不再为形形色色的名利生死所牵制。后现代叙事文本中的主体之所以比较津津乐道于表层的欲望，之所以沉溺于主体情绪化的感官享乐之中，原因在于他将个体化的东西看做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并且试图将自己个体性的东西强加于普遍的受众，把小客体看做能够直接获得和把握的欲望。在安提戈涅的内心，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对于生的热爱和渴望，但是对生的热爱并不等于主体会固着于生的表象，主体能够看穿生的短暂和迷惑性。对于安提戈涅来说，生，属于非本体性的欲望，死，属于本体性的欲望。生，意味着灵魂已死，而死，只意味着肉体已死。在安提戈涅那里，生与死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生死观不同，拉康的生死观即与安提戈涅这里的生死观一致。死亡虽然是线性的，不可重复的，但死亡的意义却是不同的，真正的死亡是对肉体的否定。后现代的主体似乎在很多时候也能看穿浮生如梦的现实，但是享乐却成为后现代主体对抗所谓的短暂性、梦幻性的手段，也是一种目的，在此，手段等同于目的。

总之，后现代叙事文本中的伦理学意义和古典叙事文本中的伦理学意义有很大不同，这种意义的不同导致了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这三者地位的不同。在俄狄浦斯、安提戈涅、哈姆雷特这些悲剧形象那里，这三个界域有一个比重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最终想象界的地位没落，而经过了与象征界复杂而痛苦的斗争之后，这些悲剧人物纷纷走向实在界的巢穴之中，完成了向大地母亲的回归。对于后现代叙事文本中的主体来说，三界的比重与古典悲剧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些叙事文本中的主人公身上，想象界和实在界的比重要大一些，而象征界的比重稍微要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