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爱的含义

后现代叙事文本中的主体比古典叙事文本中的主体比如哈姆雷特、安提戈涅等，受到的伦理约束似乎要少得多，受到父权制的压抑也要轻得多，而且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得享乐的需求也极大丰富，享乐的可选择性也极大丰富。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在物质生活上多处于上层社会，在爱情的追寻中也很自由顺畅，但是选择的多样性带来的不是对幸福与爱的正面而充足的阐释，而是对情、爱的空前贫乏的佐证。在这方面，拉康关于爱的理论似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认为，“爱是一种记号。”^[6]所谓记号不过就是能指的记号，能指的印记，能指游移的过程，男人爱女人或者女人爱男人就是爱其身体(这一点我们在前边讲过)。而身体是不完整的，身体的商品化使身体被凝视、被压抑、被奴役，选择的多重性并不说明身体已经解放，身体的真正解放在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追求。前现代社会预言:人们只有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然后才能获得身体的解放。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主体在经济上拥有一定的实权之后，身体也极度盛开，但身体的过剩追求给身体带来的并不是实质性的解放，而是由于老找不到一个可以停泊下来的支点，身体总是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之中。幸福与爱的追求与阐释只不过是能指的填字游戏，二者都决定于你所填的字在能指这个游戏网络中的位置。

主体得到的不是想要的，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他在希望与失望、满足与不满足之间徘徊。对于幸福的始终不满足或者爱情的缺失是追寻欲望的原动力，也是欲望的原因，但这个作为欲望原因的小客体仅仅只能暂时弥补欲望的匮乏，它是指向下一个小客体的推动因素，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就在推动主体寻找下一个小客体来不断填上欲望匮乏的裂缝和洞穴。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往往将欲望的原因或剩余物当作欲望本身，但实际上这只是能指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对于欲望本身来说，它总在别处，在远方。对于欲望主体来说，本体欲望的不可能满足和实现不仅由于社会伦理规范的限制，而且也由于他经常将能指运转的过程本身看做是一种收成或收获，也就是满足，他满足于这种数量的激增，而不在乎质量的变迁。但是，能指的盈余与主体的建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主体无法从欲望的无限追求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与止步，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身体的耗尽和耗散就是能指的消散过程，爱已经变成空洞的过程和空洞的名词。爱情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都变成填补空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替代品。

《大浴女》中，那个年代的章妩为了满足欲望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逃避劳动而投身于一个外科医生。在畸形的年代和畸形的里比多能量的释放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在互利互惠的补给中存在一个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效张力，这种欲望是原始的，本能的，主体尚没有将它上升到存在的高度上来。而后现代式的爱情游戏与存在挂起钩来，主体渴望有一个完善的终点，这个终点也就是关于自身真理的终点，但如果主体仅仅是像卓尔那样没有将自身的存在或者不对能指的意义进行认真解读倒也罢了，如果像夏云那样对能指的意义力图弄个明白，也就是力图挖出能指下面的所指意义，那么在当她拥有之时，她就会把它看做无意义的游戏;当她无法拥有或者当她失去时，她又将能指看做是有价值的、非游戏的，又认为能指与所指是结合在一起的，自己的存在就在于能指与所指的一致上。这种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分裂着主体的人格和自我建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导致主体自我的分裂。这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小儿玩缠线板游戏的绝好模仿和复制。对于需要的满足，是一种生理需要，要求是对爱的要求，也就是语言介入之后的要求，要求是对需要的象征化，就如爱，包括爱情。但是爱的欲望是无，也就是说能指是无，不是说能指不存在，而是说它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个的能指，是本体论上的匮乏。

在《杨花之痛》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批判其实就是对主人公人格建构的批判，在这部小说中，也出现了镜子的意象，镜子不单是作者自恋的反照物，也是自己的一个虚设的对话者。既孤独又焦虑的内心世界只有在幻象的世界中才能相对地得到安慰。另外，镜子之中我的意象也是一个他者的意象，我只有通过这个他者的认同才能得到一种能指与所指暂时的平衡。并且镜子也假设了一个大他者的存在，这个大他者当然就是代表菲勒斯的男性社会。主人公渴望得到男性的认同，渴望得到真正的菲勒斯，因为这正是她欠缺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菲勒斯是属于她的，能够满足她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是过眼烟云，根本不属于她。夏云这个女强人，女人中的极品，她所寻求的菲勒斯满足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这个能指是其他能指所不能媲美的，这个能指所包含的所指效果正是大春、方林他们所没有或所欠缺的，但这个能指并不属于夏云，对于这个能指的无从把握，让夏云从自恋的旋涡中爬了出来，也让她的缠线板游戏告一段落，欲望画上了一个永远也圆不了的终止符。

对于男人，也是同样的道理。陈在、方兢，只有在尹小跳这里才真正拥有菲勒斯，也就是说，才真正使菲勒斯到位、复活，主体只有在一个与其具有匹配价值的他者那里，这个所指才会冒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菲勒斯照样指向的是他者，它需要他者的验证和认可，倘非如此，主体始终就没有男性化过，也可以说，他没有真正地介入到语言的秩序中来，或者说主体的欲望先前仅停留在需要的层面，尚未进入到要求的层次中来。

总的来看，后现代社会主体的欲望对象转换很快，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能指是一个什么也不表示的能指，这样的能指建构的当然就是愚蠢的主体，而愚蠢的主体最后也只是作为能指的一个剩余而存在。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后现代社会的能指是任意的，所指成为失乐园，能指看起来极其具有任意性。但索绪尔的任意性意指约定俗成的任意性，不是取舍上的任意性，后现代的任意性是指取舍和选择上的任意性，也就是拓扑学意义和空间走向上的任意性，或者也说明了主体在对他者进行选择时的错位和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也使得幸福与爱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为幸福与爱是欲望本体的具体内容。主体在对幸福与爱的追求中，所能抓住的或许就是那些飘忽不定的能指，而即便是这些能指也不可能在主体那里停留多久，所以能指选择的多样性和任意性并不是能指富有的代名词，也不是幸福的代名词。